今天去社區辦事，正好遇到社工小選和一個老太太在爭執，其實說爭執也不太恰當，因為只聽見老太太一個人粗著嗓門在喊，小選在解釋，而后說到激動處，老太太把小選的杯子摔了，小選也開始大聲起來。眾人勸，好不容易才把罵罵咧咧的老太太送走。

小選的眼眶紅紅的，她委屈地說：“她根本不符合救助條件，卻硬要來補助。”

看著她，我突然想到了我們社區的老蔣。

臨近年關，老蔣又開始頻繁光顧我們辦公室。

每回到來，人沒看見，粗獷的嗓門早已提前“報到”：“慰問我的錢怎么還沒到？你們光吃飯不做事的啊！我要去信訪！”

現在，我早已熟悉了他的套路，也能淡定回應：“有什么錢該給的沒給你，說來聽聽。”

看著他煞有其事又語無倫次的表達，我真是沒法感覺歲月靜好。

八年前，我剛步入社會，老蔣也像現在這般，經常罵罵咧咧地來社區。初出校園的我，完全抵擋不住那種架勢，常常覺得無言以對，不知如何應付。

2007年，我外婆得知我工作了，特地打車來看我，問及工作情況，我答：“有個人好像很難弄，經常來社區找茬。”

今年，我去看望外婆的時候，我外婆還惦記著這事兒呢，他問我：“那個老蔣現在還常來嗎，還和以前一樣兇嗎？”

我說：“他老多了，倒還是很兇。”

關于老蔣真是一言難盡。他是一名老兵，也是有名的“刺頭”。我曾聽說過他的“光榮事跡”，與他的“老兵”身份大相徑庭。

老蔣今年快90了，身體雖大不如前，但相比同年齡的老人，他仍然有著獨特的優勢。他有三大“愛好”——愛錢、愛女人、愛信訪。

在我工作了一年后，我循到了他的規律——兜里有錢，瀟灑快活，兜里沒錢，就找社區。

有一次我閑來無事給他算了筆賬，這一算不要緊，真是嚇我一跳——他的月收入比我都高。后來每次他再來“找茬”，我都會揶揄他：“你的錢比我工資都高啊，你都花哪兒去了？”

他瞬間就“變臉”了：“我花哪里去了！我要生活的啊……”然后就罵罵咧咧的走了。

他是我們的服務對象，盡管每次我們的正面“交鋒”都不太和善，但彼此好像也都默許了那種“惡言相向”，總之我們掌握好了那個“度”——該給的錢絕不打折，該講的理也絕不省略。

早幾年，老蔣把棲身之處賣了，拿著賣房的十萬塊錢，他說：“我也該好好享受享受，錢嘛，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等我入了棺材這錢就沒用了。”

老蔣沒想把錢留給兒子，多年前，他倆就斷絕了父子關系。老蔣的兒子和老蔣如出一轍得暴脾氣，老蔣說兒子沒照顧他，兒子說老蔣沒養過他。前后僵持了大半年，最終在某律師的見證下，了結了他們的“心愿”。

這場父子對決的“戰役”中，他倆倒是高度契合，堅定決絕，就好像一對鬧離婚的小夫婦，雙方都堅定要“離”，反倒是工作人員作為第三方“老娘舅”，特別想粘合修復雙方感情，只是最終沒能挽回頹勢。

老蔣拿著賣房的十萬塊錢，到底是瀟灑了一陣子，可惜好景不長，有一天他可憐兮兮地打電話打電話到社區：“這下我可能真的要死了，你們來看看我。”他畢竟是這個年紀的老人了，想來也是很可憐。

棲身之處沒了，他在近郊找了處簡陋的房子，我們去看他的時候，他正躺在床上，眼神迷茫。那是間平方，潮濕又不透風，灶頭密密麻麻地擺著發了霉的飯菜，想到他平日里的所為所為，我的感情很復雜。

我們把他送去醫院救治，醫生建議請個護工。

護工干了一天，堅決要辭職，再三追問她緣由，她說：“這老爺子腿上的皮膚全撓破了，褲子上都是血，嚇煞人了”她努努嘴：“他怕是得到了‘臟病’嘞！”后來醫生也證實了這個情況。

但老蔣是極不安分的，住院的第三天，他趁醫生查房時悄悄逃跑了。醫院急了，打電話給社區：“病人的住院費還沒交呢！”

而當社區工作人員找到老蔣的時候，他又“變臉”了，精神抖擻，中氣十足，仿佛根本沒有生病那回事，他拍著桌子說：“我沒錢！反正我就是沒錢！”

他那副“要錢沒有，要命一條”的架勢，也是屢試不爽，這個年紀的人了，照例是都要敬畏幾分的。

后來，老蔣又上演了幾次“逃醫”的戲碼，到后來，醫院也怕了：“再有事送去別的醫院吧，我們真的扛不住啊！”

再后來，我換了工作崗位，也不太遇見老蔣了，不過他人不在江湖，江湖上倒是一直流傳著他的“傳說”：一會兒是一張老臉被女人撓破了，淌著血在大街上走，特別嚇人；一會兒是在哪哪信訪了，工作人員叫他回去等消息，他不依，和人吵起來了；要不然就是在某某單位討錢，堵著門不讓人走……

有時候，我很矛盾，不知道該用什么樣的態度去對待他，他是老人，更是老兵，理應得到尊重，只是他的所作所為，也真心讓人扶額嘆息。很多人真誠地對待著老蔣，最終都成了打臉的巴掌，老蔣翻起臉來是可以獲“奧斯卡影帝”的。

一直以來，我的潛意識都覺得，一個人年紀大了，自動就變成好人了；或者認為年紀大了就應該做一個好人。而這幾年來慢慢意識到，性格才是最難改變的東西。

我曾經和朋友吐槽：老蔣顛覆了我的“三觀”，也讓我看到了人性最極致的丑陋，這些身邊的“教科書”比任何說教都更生動，沖擊力也更強。有人說，他是典型的“壞人變老”。對于老人，我們總會不自覺地憐憫幾分，只是對于老蔣的憐憫，多少覺得有些褻瀆了人性的善意。

我朋友糾正我：“是否尊重一個人要看其行為，而不是年齡。”

不然為什么成語都說“德高望重”，而不是“年高望重”呢？

“壞人”是以一定濃度等比例的平均分布在所有人群中，與種族、地域、性別、年齡、政治立場無關。而各年齡段的人，其實都有些值得說道的事。

我必須承認她的說法正確，我也必須要承認，基于人性的某種本能，我們對于那些所謂“壞人”的所作所為，常常會從心底厭惡，然而站在一名社工的角度看，不管我們的服務對象是“壞人變老”還是“老人變壞”，都必須要剝離個人情緒、客觀耐心地解決他們的問題，有些分裂，有些不甘，有些無奈。

或許，所有的經歷都是催熟的良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