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近日吧，伴隨著一個離奇壞掉的硬盤、數不清的槽點以及鋪天蓋地的質疑，一個老詞被人們挖了出來：
“塔西佗陷阱”
參考自以前百度百科，所謂塔西佗陷阱意思就是：
“通俗地講就是指當政府部門或某一組織失去公信力時，無論說真話還是假話，無論是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認為是說假話、做壞事。”
可能是嫌不夠高大上，這個詞最后被冠以“西方著名政治學定律”。然而事實就像一些網友所考證的那樣，所謂“塔西佗陷阱”以英文檢索，所出現的內容全部指向“Chinese”，這個詞是中國學者獨創的，并且不是來自于歷史學界而是來自于國內著名的美學教授潘知常。潘先生在《誰劫持了我們的美感》一書中首次以加引號的方式提出了這個如今泛濫的“西方政治學定律”，時間是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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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佗自己是沒有挖過這陷阱的，他沒有在自己的書中專門創立什么“陷阱”理論。所謂“塔西佗陷阱”的相關文字，結合上下文來看也無非是塔西佗的一句簡單的，略帶評論意味的解釋——“一旦皇帝成了人們憎惡的對象，他做的好事和壞事同樣會引起人們對他的厭惡”。
這句話出現在塔西佗的著述《歷史》中的第一卷。當時暴君尼祿不得人心，以溫代克斯為首的行省長官起兵發難，驚慌失措*的尼祿逃亡鄉下。元老院宣布尼祿為全民公敵，并推舉塔拉戈西班牙行省長官，已經七十二歲的加爾巴為新皇帝。加爾巴是個耿直的老實人，是個好將軍而不是一個好政客。他是廉潔的但也是吝嗇的；他只知道嚴格執法，但是不知道如何取悅人民；他只知道提升行政效率，但是不知道如何收買人心。加爾巴常常嚴苛地對待手下，“習慣于選拔，而不是收買他的士兵”。和平時期士兵們沒有戰利品可得，期待皇帝的獎賞，但是加爾巴不賞賜士兵一分錢。塔西佗評論說：“毫無疑問，這個吝嗇的老頭子，只要是把手稍稍微微放松以些，近衛軍士兵對他的忠誠是完全可以爭取過來的。他的舊式的嚴格和過度的嚴厲毀了他自己，這已是我們不能再容忍的一些品質了。”
（*事實上溫代克斯的叛亂活動很快就被尼祿派遣的將領路福斯鎮壓了，但是羅馬城內已經謠言四起，傳言整個帝國境內都在叛亂。尼祿不知道溫代克斯已經失敗就匆匆逃出城了）
尼祿的賞賜被下令追回，尼祿之前組建的軍團被強行解散，一些在尼祿死前受尼祿之命的將領、執政官和行省長官也被處死，而且很多處死的人未經審問也沒有得到辯護的機會，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他們死的冤枉。加爾巴還用人不當，塔西佗說他的威信毀在了“世界上最壞的人”和“世界上最懶的人”手里。上日耳曼的部隊最終選擇拒絕效忠加爾巴，擁立自己的長官維提里烏斯發動叛亂……
在羅馬城內，士兵們選擇擁護落選的皇帝候選人奧托。奧托發動叛亂，加爾巴的皇帝衛隊選擇了袖手旁觀。最終，加爾巴被憤怒的士兵一劍刺穿了喉嚨，奧托成為了新的皇帝。
從此看來塔西佗所述的“陷阱”可能比公信力危機更要嚴重。公信力危機充其量只是民眾不相信政府的解釋，而加爾巴所遭的是好事沒好報。在加爾巴看來是有益于國家的事，在民眾看來則是大逆不道。“一旦皇帝成了人們憎惡的對象，他做的好事和壞事同樣會引起人們對他的厭惡”這句話的確很有哲理，但是塔西佗的本意可能還是與我們中國人微言大義的“塔西佗陷阱”相差甚遠了。
很有意思的是，一般說所當代我國要避免的三大陷阱（塔西佗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中有兩個都是“西方著名政治學理論”。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和當時占據霸主地位的國家必然會陷入不信任與戰爭，簡而言之就是“國強必霸必戰”，屬于典型的現實主義國際理論。
與“塔西佗陷阱”不同，修昔底德陷阱是確確實實打西邊來的（當然也是在東方發揚光大的）。這個詞據考證最早出現在1980年，當時美國作家赫爾曼·沃克（Herman wouk）在一次演講中第一次用這個詞來警告美蘇之間的冷戰。起初這個詞一直沒熱起來，直到近幾年哈弗大學肯尼迪學院的格雷厄姆·埃里森（Graham Allison)把這個詞用到了中美關系的討論，由此一發不可收拾，也是把古人的一句話“概括”成一個理論的典型案例。
和塔西佗一樣，修昔底德自己當然沒有提過什么“修昔底德陷阱”，但是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這句話不是作為評論或解釋而是作為一個結論出現的。修昔底德認為雅典和斯巴達的戰爭不可避免，而戰爭的原因就是“雅典勢力的增長和因而引起的斯巴達的恐懼”。
只有中過陷阱的人才知道陷阱的存在，而這些看起來不可避免的悲劇之所以被稱之為“陷阱”，也包含了后人希望避免這些不可避免之事的美好愿望。可是，正如一位匿名者說所的，“歷史總是在重演，只因我們不能吸取教訓”（History repeats itself because no one was listening the first time），塔西佗和修昔底德的陷阱一次又一次重演著。
從雅典與斯巴達，羅馬與迦太基，再到法國與德國，協約與同盟，修昔底德的陷阱一次又一次把人類送入戰爭的深淵，只有兩個超級大國看似逃過一劫——美國和蘇聯，但是美蘇也是在一系列接連不斷的局部熱戰中才“和平共處”的。如果說修昔底德陷阱是個“陷阱”或者“魔咒”，那么塔西佗陷阱就是個“詛咒”，是個有因有果的詛咒。世界在新陳代謝，一個國家發展自己無可厚非，只不過戰爭不見得是最好的出路，知道這一點修昔底德陷阱就可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和塔西佗陷阱最大的區別可能在于：修昔底德陷阱是兩方面的，而塔西佗陷阱是單方面的。一個皇帝遭人厭惡，公信力的喪失，在于皇帝一方的過失，而民眾鮮有責任。
對，塔西佗陷阱其實應該叫做塔西佗的詛咒。
失信過多則無信，狼來的故事本是小孩子就知道的道理，無需搬出塔西佗，也沒必要弄出一個“西方著名政治理論”。加爾巴好心當成驢肝肺，是因為他的措施不當，為人過于嚴格耿直，只考慮到了國家卻沒有考慮民意，即便這樣，塔西佗的“詛咒”都能在加爾巴身上“應驗”。而且，從歷史來看，這詛咒對于尼祿而言不知應驗了多少次了*。
（*公元64年7月18日夜晚，羅馬城突發大火，大半個城市因此毀掉。盡管尼祿向無家可歸的人開放了自己的莊園，但是有關尼祿的不利謠言還是產生了，有人說尼祿為了修建新宮殿而縱火，有人說看見尼祿在高塔上穿著戲裝，對著大火彈唱有關特洛伊的歌謠...這可能是最典型的“塔西佗陷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