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平素恃才傲物，輕易不把哪位同行放在眼里，但是他卻說，“若是每個人必須追星，我就追阿城。”評價竟如此之高，可見阿城不是一般人物。
還是用王朔的話說，阿城是一個已經成“精”的人——“北京這地方每幾十年就有一個人成精，這幾十年養成精的就是阿城。”
對于自稱寫作愛好者的人來說，阿城，的確是一個繞不開的名字。而在讀他的經典名篇《孩子王》時，我卻發現了阿城借主人公，代課的下鄉知識青年“我”，之口闡明的關于寫作的真諦。
1976年，下鄉七年的“我”突然被分場調去教書，因為整個分場知青只剩下“我”真正上過高中。“我”要教的是初中三年級，因為自己高中并沒有畢業，所以心里很沒底。誰知道不但學校的教學條件差，學生的程度更差，語文水平連小學畢業生還不如，字都寫不清楚，作文只會抄社論。
鑒于這種情況，“我”也就不再黑板上抄課文，而是讓學生“終日只是抄字，選各種事情來寫”。而究竟要寫些什么，又怎樣來寫，“我”只要求：
不能再抄社論。隨便寫什么，字不在多，但一定要老老實實、清清楚楚地寫出來。
“我”當時并沒有什么教學經驗，但是從這些樸素的話里，能多多少少看出作者阿城的一些寫作思想。
一是不要按照所謂的“套路”去寫。
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不論大人孩子，一般不敢心里是怎么想的，筆下就怎么寫，不敢張揚個性，不敢出格，最安全、最穩妥的做法無疑就是按照報紙和廣播里的社論去寫。這就是當時的寫作套路。
但是，“我”不讓孩子們這樣做，而是情愿讓他們寫流水賬，“能把流水帳寫清楚也不錯。”
現在，隨著各類自媒體的興起，關于如何炮制爆文的“套路”屢見不鮮，其重點很少放在打磨文章質量上，更多的是如何吸引眼球，太過功利和現實。不敢說這些“套路”沒有用，但是未必能經得起時間的檢驗。
可以肯定地一點是，這些“套路”在阿城來說是不提倡的。
二是在寫作內容上不必拘泥。
“我”告訴學生，隨便寫什么都可以。很多人認為寫作是件很難的事，因為總得要寫些有意義的東西才行。可是，當做這樣的預想時，無形中就會給自己太大的心理暗示和精神壓力，輕易不能下筆，也就會喪失很多練習的機會。
如果什么都可以寫，也不會因為寫的東西沒有特別“深刻”的意義而被批評、取笑，或者看不起的話，寫作就不是太難的事了，說不定就會讓我們養成動筆的習慣，喜歡上寫作。
三是要避免過分的修飾。
有人誤以為文章寫得越多越長就越好，所以喜歡用上很多的詞匯去修飾，好像不這樣就不能顯示文采。
但是，“我”認為，只要能老老實實寫清楚就行。所謂老老實實也就是不玩花樣，不炫技，用簡單平易的文字來寫，能讓別人讀得清楚明白就好。
其實，有些篇幅過長的文章并不是作者有很多要表達的思想，而是繞來繞去說不清楚，讓讀者很難有耐心讀下去。
而對于學生王福以“寫上學”為題交上來的、明顯低于中學生水準的作文時，“我”并沒有嘲笑他，而是從中發掘可貴的東西。“我”說 ：
王福寫得好。第一，沒有錯字，清楚。第二，有內容。事情還是寫了一些，而且看到有霧，別的同學就誰也沒寫到有霧。
這樣的評語對于王福來說無疑是表揚，是鼓勵，但卻是客觀、真誠的，并沒有夸大。為什么寫到“有霧”就值得表揚呢，因為這說明了學生用眼睛去觀察了，而這對寫作來說無疑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能力。
誰能說一個能夠看到“霧”，并且能寫出來的孩子不具備作家或者詩人的潛質呢？果然，后來再讓孩子們寫人物時，王福寫的是自己的啞巴父親，真摯而感人，“我”把作文拿在手上慢慢地看，“不由地吃了一驚”。“我”呆了很久，竟然不太敢相信自己能教那么多東西。
王福同學在作文上的明顯進步，說明“我”的這一套教學思想和方法是成功的、可行的。遺憾的是，“我”這種另類的教法招來了非議，老師沒有當多長時間，又被送回了生產隊，而這個世界上可能也因此少了一個叫做王福的作家。
還好，后來阿城自己成了一個作家，我們能從他的作品中讀到那些關于寫作的真諦。好好領略這些，說不定你就比王福幸運很多，至少能夠更好地享受寫作所帶來的樂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