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與生俱來的強悍生命力占據(jù)世界思想的統(tǒng)治地位

哲學是最早演變成為一種人類文明特有的學問，通過時間的印證，空間的施展，繼而進行經(jīng)驗的積累，智慧的提煉。

這無疑是早期人類最具創(chuàng)造性的文化產(chǎn)物，至今產(chǎn)生積極深遠的意義，引領(lǐng)著世界的潮流和走向，幾乎沒有可以越過哲學而單獨存在個體。

科學是由哲學衍生而來，發(fā)展到如今雖然已經(jīng)成為可以和哲學并行，但是也不能超越哲學，更加準確的說是不可以超越。

為什么要這樣說？

以中國為例，上下五千年的文明，我們矢志不渝的遵循著圣人的哲學觀點，建立了極為完善的道德倫理體系，在資本主義還未萌芽的時候，哲學以壓倒性優(yōu)勢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倫理綱常成為每個人都需要嚴格遵照的行為準則，上到天子下至黎民。

而西方國家呢？

他們雖然重視自然科學的發(fā)展，但是對于哲學的研究卻從未有過間斷和輕視，哲學的領(lǐng)導地位也從未被撼動過。他們比中國先進的地方在于他們懂得把哲學和科學并肩的發(fā)展，相輔相成，以哲學的邏輯思維去發(fā)現(xiàn)創(chuàng)造，總結(jié)規(guī)律。

正如中國有“孔孟”，“莊周”，西方有蘇格拉底、柏拉圖等等。

可以這樣說，直到現(xiàn)在我們依舊還活在幾千年前的哲學范疇之內(nèi)，然而幾千年前的科學發(fā)展成果早已被現(xiàn)在的人們摒棄，日新月異，一到三年翻一番。這就是哲學強勢的生命力表現(xiàn)！

——哲學從來不會給人帶來快樂，倘若不覺壓抑，或許只是一種習慣

古代的圣人先哲們，用了很長很長的時間給后來的人類創(chuàng)造了一個比較規(guī)范的社會體系。那么我們沿著這條路走下去，也需要在它原有的基礎(chǔ)之上不斷的更新載體，發(fā)現(xiàn)和創(chuàng)造更適合我們當代人行走的道路。

開拓創(chuàng)新一門科學，或許需要投入的只不過是源源不斷的物質(zhì)和相對的時間，成功試驗就可以進行推廣和使用，接踵而至的便是百倍、千倍、萬倍的利益回報。

而哲學則是一定需要窮盡一個人甚至一代人、幾代人的畢生精力去研究探索，且運行中完全看不見摸不著，施行起來需要以“時代”為單位進行計算、驗收。全程無有物質(zhì)的參與，單純的是總結(jié)每個時期人類的思維活動、智慧和人性，正因本身潛移默化的性質(zhì)所以最容易被人忽略。

隨著時間的推移，哲學便向開始無限接近存在事物的真相為目的靠攏。

當時代的進步，人類的欲望也不斷的膨脹，遠不滿足于美好和寧靜。人類的躁性和劣性開始出現(xiàn)“返祖現(xiàn)象”，因為人文科學的發(fā)展不平衡，自然科學的盲目擴張，即為先天不足的畸形發(fā)展，人類終會因此滅亡。

當用哲學的眼光看待世界，總不會太過樂觀！

表面的欣欣向榮阻擋不了哲學深入挖掘人類苦難的存在，危險的潛存。

二戰(zhàn)時期以色列對于阿道夫·艾希曼的審判，這個被任命負責屠殺猶太人的最終方案，并且晉升中校的魔鬼，1960年5月11日被美國俘虜，并秘密運至以色列。

次年2月11日艾希曼受審于耶路撒冷，被以人道罪名等十五條罪名起訴；這次的審判也引起國際的注目，由于有不少的大屠殺受害者出面作證，以色列政府將艾希曼安排在防彈玻璃后方受審。艾希曼面對對其犯罪的控訴，都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回答。

這場世紀著名的大審判因為有了著名的思想家漢娜·阿倫特加入使其充滿了濃郁的哲學味道。

她就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審這一事件，為《紐約客》雜志寫了一系列文章，并在此基礎(chǔ)上出版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關(guān)于尋常的罪惡的報告》一書。她出席了審判現(xiàn)場，研究了許多令人棘手的材料和記錄之后宣稱，艾希曼在內(nèi)心里并不是一個納粹主義者；他加入納粹黨時，并不知道希特勒的計劃；“蓋世太保”在巴勒斯坦移民中為猶太人提供了幫助；希姆萊也有其憐憫之心；用毒氣殺害猶太人的計劃源于希特勒的安樂死計劃。

總而言之，漢娜認為艾希曼是一個謙遜的人。阿倫特還引用了艾希曼的聲明：“我本人對猶太人沒有仇恨。”她同情艾希曼，悲嘆道：“哎，沒有人相信他。”

因此漢娜·阿倫特還提出一個舉世著名的觀點——平庸之惡！

艾希曼為自己辯護的一個重要論點是，“沒有外在的聲音來喚醒他的良心。”正如另一個高級納粹分子恩斯特。卡爾登勃魯納于1946年在紐約堡審判的被告席上所哭訴的那樣：“我只是履行了情報機關(guān)應(yīng)該履行的職責，我拒絕做希姆萊的替罪羊！”

這些辯護的言辭雖然不能為他們滔天的罪行進行洗刷，但它對生活在那個時代的每一個人的挑戰(zhàn)是極為有力的。至少，它為我們提供了新的思想路徑：在一場有共謀意味的民族性犯罪里，個人承擔罪責的最后限度在哪里？艾希曼不是普通的罪犯，他的暴行是否普通的法庭可以審判得了的？

艾希曼說，沒有外在聲音來喚醒他的良心，所以他所做的不能全由他一個人來承擔，何況在那種境遇里，他沒有理由不執(zhí)行元首的意志。這個辯護在普通情況下肯定是荒謬的，因為艾希曼作為一個成年、健康而有自由意志的個體，必須為自己所作出的每一種選擇負道義和法律的責任。

而事情的真相真的是那么的簡單嗎？

赫內(nèi)的《黨衛(wèi)軍》一書記載了一位奧斯維辛幸存者的回憶，他說：“在我認識的黨衛(wèi)隊隊員中，幾乎沒有一個人說不出自己不曾救過別人的性命，虐待狂是少數(shù)，真正具有病態(tài)主動犯罪的不超過百分之五至十。其他的都是完全正常的人，他們完全能分辨善惡，他們都知道發(fā)生的是什么事。”

也就是說，幾乎每一個納粹黨人都是有具有理性的，有正常的選擇能力，他們對猶太人的屠殺是有計劃、有目的的。更有意思的是，納粹的劊子手們在日常生活中很多都是不乏正直和道德的公民，殺害猶太人在他們看來只是忠于法律的工作。

想想，一個平時循規(guī)蹈矩的人，卻能為了所謂的國家利益，面對幾百萬人的鮮血而無動于衷！理性和非理性會如此奇怪而和諧地統(tǒng)一在艾希曼等人身上，哲學的深究確實給我們留下了謎一樣的深淵！

紐約堡審判時，許多納粹黨人都辯解道，作為一個軍人，執(zhí)行法律和服從命令任何時期都是軍人的首要天職，何罪之有？這確實是一個思想的難題，哲學的難題，涉及到錯誤的法律是否要執(zhí)行的問題，何況外面還有聲勢浩大的群眾支持的聲音。

或許，我還可以拋出一個問題——又有誰敢去質(zhì)疑元首制定并全民遵循的法律寶典呢？

今天回過頭來看，許多的歷史事實證明，當一個民族的多數(shù)人都卷入一場犯罪時，也許真的存在一個良心需要被喚醒的問題，否則，個體在整個時代的壓力下會更多地憑巨大的慣性活著，而難以作出獨立、正義的選擇。就像我國的“文革”時期，許多人都在偶像崇拜中變得瘋狂、盲從和非理性一樣，事后讓人覺得難以理喻，它決非“上當受騙”這四個字所能簡單概括的。

盡管漢娜·阿倫特反復強調(diào)，艾希曼所犯的罪不是對猶太人犯罪，而是對人類犯罪；如果將對艾希曼的審判視為反猶太人的象征，來審判，將造成誤導而導致掩蓋納粹的罪行。自己并未是在為阿道夫·艾希曼這樣的人進行辯解和維護，她只不過客觀的從哲學的觀點審視這一場悲劇的發(fā)生，犯罪的不只是艾希曼一個人，那些不曾參與納粹黨但也沒有反對過納粹黨的人？是否也應(yīng)該算作犯罪呢？

有一句話也許值得我們永遠銘記于心：對極權(quán)政府的擴展不作決定，就等于決定支持。

但是漢娜卻依舊遭受了那個時代幾乎一致的猛烈的攻擊，僅對于一個思想家而言，她的哲學論點能夠引起全民激烈討論哪怕義憤填膺，也算是感受到了成功的滋味兒，但對于她作為一個普通女人的客觀事實而言，她又遭遇了怎樣的心灰意冷？

哲學到了我們這個年代，本應(yīng)該去更深入探究人性的善惡和事實的真相，人們的視野里不應(yīng)該失去對于哲學的推崇，某種意義上講哲學就是人類生活的真諦，而非生存的含義。若要生存，則完全不需要哲學。

或許這就是當代人賦予哲學的悲喜性質(zh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