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歲末，曬18歲照片的行為風靡了朋友圈。契機來自于，從2018年元旦開始，所有的90后都已經年滿18歲，已經成年。而在90年代初出生的，甚至已經在社會打拼了好幾年。抽象地總結90后與80后在走向社會時氣質上有什么不同，并不容易。但可以肯定的是，相比起10年前，90后面臨的是不同的人口結構：退休人口越來越多，老年人越來越長壽；人們越來越不敢生、結婚也越來越晚。這樣的趨勢，注定讓這一代的年輕人，依然掙扎在壓力之中。
“全面二孩”可能也沒用了
不久前的一則新聞可能引起過你的注意——日本厚生勞動省12月22日公布的2017年人口動態統計年度推算數據顯示，在日本國內出生的日本嬰兒人數為94.1萬人，連續2年跌破100萬，人口負增長超過了40萬。這則消息或許能讓一些對日本持競爭乃至敵視心態的人幸災樂禍，“人口萎縮成這樣了，還有什么未來？”
然而，中國的少子化現象，也許更應該值得擔憂。一些人可能還沉浸在“全面兩孩”政策的成效之中——2016年作為政策元年，成效看起來的確不錯，全國住院分娩活產數為1846萬人，較2015年增長了11.5%。2017年剛開始的趨勢也還不錯，前5個月的活產數比去年同期增加7.8%。不過，前不久公布的最新數字卻讓人大跌眼鏡：2017年前8個月，全國住院分娩嬰兒活產數為1162萬，同比增長只有2.4%——僅僅3個月，數字就出現了大幅下跌。一些人口學者悲觀預測2017年出生人口就是“全面二孩”政策峰值了，甚至2017年可能還不如2016年，“2018年將穩定或下降，2019年后將較快下降。”“全面兩孩政策帶來的出生增長可能是曇花一現。”
而有關部門是怎么預計的呢?全面兩孩政策實施前，國家衛計委調整完善生育政策目標人群測算組組織一些研究機構的專家，完成了《實施全面兩孩政策人口變動測算總報告》。這一報告預測，2017年出生人口總量將達到2109.9萬人，2018年達到峰值，為2188.6萬人。現實數字恐怕要與預測數字相去甚遠。
這或許意味著，即便實施了“全面兩孩”政策，正處于生育適齡年齡的80后也已經難以生育更多人口了，而即將步入生育適宜年齡的90后們，恐怕只會越來越不敢生。這個說法絕不是危言聳聽。
不可阻擋的初婚年齡推遲
生育方面的趨勢，從結婚方面的趨勢就可以看出來。就在幾日前，另一則新聞中的數據讓人細思極恐——“平均32.6歲成家，南京初婚年齡又大了1歲”。數據來自于南京民政局，不會有假。“恐”在何處呢？初婚年齡上升難道不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嗎？
“恐”在問題的嚴重性上。“初婚年齡又大了1歲”，是相對于去年來說的，僅僅1年就增大了1歲，去年相比前年也很夸張，增加了1.2歲。知道這意味著什么嗎？如果保持著初婚年齡每過1年增大1歲的趨勢，那2020年南京人就會平均35歲成家，2025年平均40歲成家——能想象有多恐怖嗎？當然，現實的情形不太可能那么糟糕，但這足以說明最近幾年大城市平均初婚年齡的推遲，到了何等嚴重的程度。而這顯然并不只是南京才有的現象。
圖片來源：澎湃新聞
初婚年齡的推遲與生育行為有什么關聯？在中日韓這樣的東亞地區，受文化觀念影響，通常不接受非婚生子。而在中國，還有政策方面的硬約束，非婚生子要繳納罰款，上不了戶口。所以結婚基本上是生育的先決條件。
平均32.6歲才成家，而南京的數據中女性甚至比男性初婚年齡還要高，為32.7歲。要多久之后才能有第一孩？而二孩平均在一孩之后3年才會出生，即使想生，到時又能生得出來嗎？美國生殖醫學會《年齡和生育能力患者指南》明確指出，“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齡為二十幾歲。”“生育能力隨著女性年齡增長而自然下降……一般而言，生育能力在快三十歲或三十出頭時就開始下降，35 歲之后下降速度加快。”
初婚年齡的推遲與生育行為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大大抵消了“全面兩孩”政策的作用。
人民日報在去年年初的報道《生不出二孩真煩惱》
不婚不育的背景
人口出生的放緩，初婚年齡的推遲。都深刻反映了如今年輕人面對的社會現實，恐婚，恐育。一些官方人口學者不了解或者說低估了人們恐婚、恐育的程度，因此總是做出偏離真實情況的估算。
為什么如今的年輕人如此不愿意結婚生育？
幾乎任何一個成年人都可以輕易說出七、八條乃至更多的理由：
買不起房；
買不起房以至于找不到心儀的對象；
隨著教育年限推遲，學歷越高越找不著對象；
工作太累，談不起戀愛，更別說結婚；
養老壓力大，聽聞社保、醫保都快入不敷出了；
養娃的成本太高；
不想讓父母來帶娃，但也找不到合適的人帶，干脆不生了；
各種虐童事件；
……
以上是具體的原因，而大的背景有兩個，一是隨著教育、見識和生活水平提升，人們越來越把孩子視為“耐用消費品”（如高級音響、汽車），孩子茁壯成長成材，會給父母帶來很大的快樂，因此在孩子身上投入的撫養費用要大于父母期望從孩子身上獲得的物質回報，而不像有些地方把孩子視為“耐用生產品”，指望“養兒防老”，“越窮越生”，這導致生育成本越來越高，甚至高于經濟增長水平，讓很多人只能選擇不生，類似的，人們對戀愛和結婚要求也在變高，不大愿意“湊合”，于是就這么“拖著”；二是經濟發展的階段發生了變化，相對于1950~1970年代出生人口在改革過程中享受到的財富膨脹效應，2010年后經濟增長速度放緩、青年人口財富積累困難，以及對未來發展出現不明確的預期，都進一步削弱了人口的婚育意愿和婚育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