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20世紀的法國知識分子幾乎被當成了法國歷史上最負責任的一批知識精英，他們充滿了政治熱情，勇敢地參與到了社會活動中，肩負起了許多政治責任。

然而，有一位學者卻不這么認為。那就是1948年出生于英國倫敦的托尼·朱特。

托尼·朱特，畢業于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和巴黎高等師范學校，后在紐約大學執教，專門從事歐洲問題研究，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歐洲問題和歐洲思想研究專家之一。2007年，托尼·朱特入選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這個院士頭銜，是英國科學院能夠授予一個學者的最高榮譽。

今天我們了解的書——《責任的重負》，正是托尼·朱特在《戰后歐洲史》之外，最負盛名的著作之一。

書中尖銳地指出，20世紀的法國，以及看似為政治熱情奉獻全部生命的當代知識分子，實則是一場巨大的不負責任的鬧劇。

在這本書里，從極負責任到不負責任，托尼·朱特用精準的歷史眼光、嚴謹的學術態度，重建了20世紀法國知識分子的種種事跡，用鐵一般的事實配合嚴密的說理，告訴我們負責社會責任其實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它需要一個知識分子在任何時候都堅守良知，言行一致。

一、20世紀的法國充斥著三種不負責任

20世紀的法國保持了一個完整的政權，但相對于領土的完整，它的縱向的歷史層面，卻經歷了異常頻繁的政權更迭。這本該是要求知識分子負起自身責任的時代，但當時的法國知識分子并沒有很好的完成這一使命。

當時法國的整個社會環境有三大不負責任的罪狀，分別是政治上的不負責任、道德上的不負責任以及知識分子空談誤國的不負責任。

政治上政局動蕩、政權更迭頻繁；政治家們庸碌無能、毫不上心、高度無知。道德上人們首鼠兩端、隨波逐流、懦弱膽怯且死不悔改。而知識分子們又在上述環境中陷入了意識形態戰爭，空談學術而不務實。這是一種籠罩于全社會的不負責任的氛圍。

二、知識分子本應該促進社會發展，卻反而制約了社會政治

現代政治權力高度仰賴于對歷史的解釋，其結果就是，歷史成了政治。這一句話仔細推究下去，我們能看到知識分子與政治的關系。因為對歷史進行解釋的人，正是這一些知識分子。而對歷史進行解讀的目的，在于提出方案，推動歷史，這是知識分子的歷史使命。

20世紀的法國，政局動蕩，知識分子們本該努力思考，提出方案，帶領國家走向穩定和發展。但結果事與愿違，當時的法國知識分子，卡在了解讀歷史和提出方案之間的一個環節：樹立旗幟。他們反思歷史，得出結論，而后樹立自己的思想旗幟，卻沒料到豎起來的旗幟不止一面。最終，他們深陷入了爭論哪一面旗幟好的問題，以至于引發了一場場意識形態戰爭。

工具變成了目的，法國知識分子拼命爭奪輿論陣地的行為，變成了實際上的不負責任。而他們的內部分歧與對立，則造成了整個法國社會政治的舉步維艱、原地踏步。

《責任的重擔》一書對何謂知識分子，何謂知識分子的責任等問題有著真知灼見。

雖然研究的對象是20世紀的法國知識分子，但這一些見解，卻又絕不僅僅只適用于20世紀的法國，而是適用于每一個時代。眾所周知，在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知識分子們總是占據著重要的位置，而喜歡辯論、愛逞口舌之能，則是知識分子們最容易犯下的錯誤。

胡適說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并且強調：輿論界的大危險，是偏向紙上的學說，而不去實地考察社會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東西。

不管是托尼·朱特批評20世紀法國知識分子的不負責任，還是胡適將空談主義的風氣歸結為避難就易的懶，其核心都是想強調，知識分子想要真正負起時代的責任是極為不易的。可能多數人，礙于政治派別，選擇了迎合權力、隨波逐流、見風使舵。只有少數人，才能夠憑著良心說話、實事求是、言行一致，去切切實實地思考問題，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