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為王安憶所著，對敘事藝術有很精到的論述，對寫作很有幫助，在此，引述序言部分：
在最初的時期，我寫小說，只是因為有話要說，我傾訴我的情感，我走過的人生道路所獲得的經驗與感想。
但是，我漸漸地感到了不滿足。其實在我選擇寫小說作為我的傾訴活動的時候，就潛伏了另一個需要，那就是創造的需要。這時候，自我傾訴便無法滿足創造的需要了。而一旦承認小說是要創造一個存在物，自己個人的經驗便成了很大的限止。要突破限止，僅僅依靠個人經驗的積累和認識是不夠的，因為任何人的經驗與認識都是有限的，還應當依靠一種邏輯的推動力量。這部分力量，我就稱之為小說的物質部分。在這個階段里，我常常為形式的問題所困擾，物質部分落實到小說具體的寫作過程中，便是敘述方式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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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故事降生，便只有一種講敘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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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我知道不要什么，卻還不知道要什么。但這種觀念，已成為我寫作小說的理想了。
一、不要特殊環境特殊人物。將人物置于一個條件狹隘的特殊環境里，逼使其表現出與眾不同的個別的行為，以一點而來看全部。這是一種以假設為前提的推理過程，可使人回避直面的表達，走的是方便取巧的捷徑，而非大道。
我懷疑它會突出與夸大了偶然性的事物，而取消了必然性的事物。
二、不要材料太多。經驗性的材料之間，其實并不一定具備邏輯的聯系。它們雖然有時候表面上顯得息息相關，但本質上往往互不相干。
材料太多會使人被表面復雜實質卻簡單的情節淹沒，而忽視了具重要意義的情節。
三、不要語言的風格化。風格性的語言是一種標記性的語言，以這標記來代表與指示某種情景。它一旦脫離讀者對此標記的了解和認同，便無法實現。所以，風格性的語言還是一種狹隘的語言。它其實缺乏建造的功能，它只能借助讀者的想象來實現它的目的，它無力承擔小說是敘述藝術的意義上的敘述語言。它還是一種個人的標記，向人證明這就是某人，它會使人過于強調局部的、作為特征性的東西，帶有趣味的傾向。
四、不要獨特性。走上獨特性的道路是20 世紀作家最大的可能，也是最大的不幸。20 世紀是個能源危機的時代，小說的思想部分與物質部分已被一代一代作家幾乎消耗用盡，剩下的可能性已經很少。20 世紀作家已成為一種普遍的職業，區別與其他人不同，便成為強烈而迫切的要求。作家們絞盡腦汁，要獨辟奇徑，就好像在地面上圈出自己的領地。然而，他們無法抵制被侵略的命運。因為，獨特性是極易被模仿、被重復的，所以，也是極易被取消的。它也具有使人迷戀、強調、發展與擴張局部的危險，它忽略了總體性的達到效果，而使之更上一層樓。它容易把個別的東西無限止、無根據地擴大，忽略了經驗的真實性和邏輯的嚴密性。任何無法被人仿效的作家全不以獨特性為特征，他們已高出地面，使人無法侵略。這四點其實是互為關聯的，與它們所相對的我認為要的那四點，正是我現在和將來所努力追尋的。有些事情要想明白了再做，另有些事情則是做起來才能明白。所以，我就只有邊想邊做。
于我來說：寫小說是“做”；“想”的，就記錄成一本小書：《故事和講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