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魏晉風度，在很多人看來，是一種真正的名士風范，所謂是真名士自風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雋秀王衍、樂廣至于江左領袖王導、謝安，莫不是清峻通脫，表現出的那一派“煙云水氣”而又“風流自賞”的氣度，幾追仙姿，為后世景仰。 魏晉風度，它作為當時的士族意識形態的一種人格表現，并成為當時的審美理想。風流名士們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誕而風流自賞。晉朝屢以歷部尚書請官王右軍，但遭屢拒絕。我想，正是因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勝，遠詠莊老”、“以清淡為經濟”，喜好飲酒，不務世事，以隱逸為高等這樣的人事哲學觀，才能造就那傳奇的《蘭亭序》。 然而，魏晉風度為什么在歷代每每遭貶，究其原因，大略是這幫名士們飲酒過度，醉生夢死；再就是放達出格，有悖常理，另就是清談誤國。據傳說“竹林七賢”之一的劉伶，縱酒佯狂，經常是抬棺狂飲，且身上一絲不掛于屋中，人見均嗤之，他卻反唇相譏：“我以天地為房屋，以房屋為衣褲，你們干嗎要鉆到我褲襠里來呢？這些名士們為求長生而煉丹服藥，穿衣喜寬袍大袖且經久不洗，故而多虱，因而“捫虱而談”，在當時是件很高雅的舉動。 其實以魏晉風度為開端的儒道互補的士大夫精神，從根本上奠定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基礎，影響的相當深遠。可是，魏晉風度的所及，也帶來了弊端，許多人趕時髦，心情也并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卻也學他們的放達。其實現在年輕人作為對人生的愛戀，自我的發現與肯定，與東漢末以魏晉風度的價值觀念四一脈相承的。而現在年輕人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上個性上，又和魏晉風度的美學關相輔相成。 “孔融死而士氣灰，嵇康死而清議絕”，王夫之說這話時，一眼就看出曹操為兒子曹丕、司馬昭為兒子司馬炎在知識分子中各殺了一只駭“猴”的“雞”。魏晉文壇，便沒有了文人的噪音；魏晉風度，第一眼便是血染的風采。 爭勢篡位，司馬氏父子殺“雞”要來得更為爽利，司馬懿宰了何晏，司馬師宰了夏侯玄，使正始之音斷了兩根弦。至于前前后后而遭殞命的其他著名文人，李澤厚、余秋雨都曾列過清單加以追悼。原來篡位者竟是這么振振有詞，原來殺人者真是這般有恃無恐！信仰失落的痛苦和官方壓抑的恐怖，致使魏晉文人一邊精心避禍，一邊強行理解，倉猝之間行為乖張，出現了種種獨特的風度。 清談高手分五期：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賢、王謝世家、桃源陶令。“同志”一詞最初使用于東漢末年，可見當時的文人對著名的東漢宦禍是何等的同仇敵愾，這種傳統也使魏晉成為中國歷史上最不文人相輕的時代。可是，政治是不甘仁慈的，建安七子的頭把交椅孔融就是死于多嘴，于是正始名士轉而清談不涉及時事的老莊哲學，何晏、王弼還以“無”字對宇宙的追問開辟了本體論的哲學天地。但何晏是不該帶頭吃“五石散”的，越吃越精神，越精神越多嘴，隨后竹林七賢接班清談，且一齊喝酒，嵇康還獨個兒堅決吃藥，結果被魯迅先生一語道破了天機：加夏侯玄在內吃藥的三個都被殺，只喝酒的阮籍混過去了。 竊想，藥使人死，酒使人活，無非因為藥越吃越筆挺，酒越喝越搖晃，正的都得殺，歪的才留下。嵇康的白紙黑字是《與山巨源絕交書》，阮籍不與司馬氏談婚論嫁是因為連續醉了兩個月：正的殺以示嚴厲，歪的留以示寬宏，司馬昭的兩手，不亞于曹阿瞞的兩手。精通文史哲、會耕地施肥、開處方、打鐵的嵇康，就這樣彈完了人世間最后一曲《廣陵散》。第四代清談核心是謝安。倘若說，起初阮籍們是為了避政治而清談，那么清談愛好者發展到晉簡文帝后，清談反而相當于現代的文憑吃香了，成了晉人攀升的依據，著名的王導謝安就是因為清談而成名而當官的。 當然，滿肚子淝水戰略的謝安是一貫抵制“清談誤國”的說法的，那些真正的清談名士本質上是更為務實的。魏晉風度的極至，是陶淵明提出桃花源的設想。知識分子是社會上信仰最為虔誠的一群，即使政治逼迫他們放浪形骸，他們骨子里也不敢忘掉憂國，陶淵明“歸去來兮”最后還是充滿政治熱情地留下了桃源情結。 魏晉風度其實是一種人格范式，清談鞏固其志氣，藥與酒陶冶其趣味，而名人效應之下，清談、藥與酒漸漸在魏晉社會流行起來了。但是，流行性正是純品格的終結，千秋而下，高談闊論不絕，觥籌交錯不止，風度卻只能是魏晉的風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