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余華是因為《活著》。我知道《活著》是因為張藝謀的電影。我曾以為寫出如此文章的作者一定是位看透世事的耄耋老人?？伤皇恰Ｎ以詾椤痘钪愤@部電影已足夠殘忍深刻，可看過他的原著才知道什么是淪肌浹髓。我以為余華的這部短篇作品集《我們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是作家對生活的一些感慨，可它卻讓人思考人生。

梁文道曾在《一千零一夜》里提到大眾對余華早期作品充滿血腥暴力，自《兄弟》之后突然轉型的各種猜測。余華在本書第一篇《一個記憶回來了》里就毫不避諱地給予了“官方解釋”。這僅僅是因為他做了個夢。夢里他還沒被拉到刑場就遭槍斃，醒來時一身冷汗，感嘆或許是在作品中殺人太多，于是開始慈悲為懷。這個解釋是不是聽著很荒誕？當然了，因為余華認為文學的價值不在于作者寫作時想表達什么，而是經歷和背景都不相同的讀者能從這部作品中獲得屬于自己的理解。一部作品出版后往往會被讀者再加工出千萬個不同的版本，其中的許多含義和理解是作者本身也沒想到的。所以余華說自己對由來已久的“轉型”爭議的解釋雖然表面上屬于正版，但不具有權威性，純屬他個人的見解：“因為一部小說出版以后，作者就失去了其特權，作者所有針對這部小說的發言，都只是某一個讀者的發言”。

“有時候，人生和寫作其實很簡單，一個夢，讓一個記憶回來了，然后一切都改變了。”

我們生活中所謂重大的具有轉折性的決定，往往不是通過深思熟慮地考量與權衡做出的。能讓人思考許久的決定也許重要卻不重大。無論是人生還是社會，轉變只在一瞬間。

前幾日《圓桌派》中的話題是為什么現代人越來越焦慮。余華的這篇《我們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就足以解釋這個問題。我們用四十年走完了其他國家四百年才能走完的路，我們的科技跟上了時代的腳步，甚至在某些方面成了先驅，可我們的心理卻遠遠落后于科技，落后于時代對人類的要求。我們站在今天，回顧過去會看到巨大差距；我們站在這里抬頭看富有階層，向下看貧困人口，也會發現巨大差距。無論是今天和昨天比，還是今天和今天比，我們每時每刻都活在巨大的差距里。科技讓我們享受到它的好處，媒體讓我們意識到它的落差。在這樣的極端生活里我們可以說是心理健康，也可以說都是病人。

我們討論家庭價值觀的淪喪，其實也是出自于現在與過去的巨大差距中。余華在《一個國家，兩個世界》里寫道，我們過去的集體主義壓抑了個人思想，那時唯一能體現一點個人自由的就是家庭。無論在外怎么保持步調一致，家庭是唯一可以享有不同的地方。可如今社會束縛消失，每個人都有自由選擇的權力。當自由可在社會生活中隨意獲取時，家庭的價值就不復存在，維系其中的道德也在社會認知的變化中變得無足輕重。

所以，其實不是現代人沒有道德觀念，而是功利主義至上的社會已淘汰了家庭存續的價值。這聽起來真是絕望。

但余華在這本書中也多次展示了他生活中幽默的一面，他回憶那時文聯與遼寧文學院的學生進行足球比賽。一群中年書生一上場就被年輕小伙子踢進去好幾個球。于是他們靈機一動把史鐵生搬到了守門員的位置，對方看著坐在輪椅上的史鐵生誰也不好意思往球門的方向踢，怕砸著他。這時包括莫言在內的這群自以為球技高超的作家終于放心大膽地向對方球門進攻，可始終踢不進去。最終比分還是牢牢地鎖定在幾比零中。

他還調侃奧運會前國家大興建設如同他樓上鄰居無休止地大搞裝修一樣。由于媒體前期宣傳北京將車水馬龍一房難求，導致許多北京市民都不惜把原來的租戶趕走而靜待“人傻錢多的歪果仁”。更夸張的是某樓盤甚至放出比爾蓋茨為了看奧運要租下自家空中四合院的消息，還得到了當時主流和非主流媒體的紛紛轉載。最后一查出處是個售樓小姐說的。

正如我們今天充斥著各式各樣的假新聞，有的被及時辟謠最后不了了之，有的被越傳越神，越說越真甚至釀成不少人間慘劇。可無論被揭穿的還是被放任的，很少有人去追究發布假新聞的人的責任。當然，現在有轉載超過500條需負法律責任這樣的規定，但那似乎也只針對個人。真正經常造謠的，造大謠的往往是一些有公信力的媒體?？旃澴嗟臅r代似乎沒人愿意花費時間和精力去求證信息的準確性和真實性。大家都恨不得第一時間發布，生怕落后于人就失去了流量和點擊率。當一個謠言被揭穿后，如果有人去追究那些曾經發布信息的媒體責任，他們往往會分辯自己只是個轉載者而非源頭，頂多是個“未及時核查”之過。正如余華與一個資深媒體人聊天探討什么叫媒體？“譬如我的手指被燒傷，如果媒體報道了就是真的，沒報道就是假的”。

發布假新聞這本是個極為惡劣的欺騙行為，可在中國就只被認為是忽悠。忽悠相較于欺騙可就低級多了，這里面含有炒作、娛樂等無需認真對待的性質?？珊鲇圃谖膴式缬直粨Q了個說法，叫杠桿。正如我們經常聽到好萊塢大制作大投資，光制作費就“億來億去”這樣的宣傳口徑。通過杠桿，無名小卒也可在一夜之間麻雀變鳳凰。當然，成功的到底是少數，可忽悠又不用交稅。于是余華說：“杠桿在中國可以用一句俗語解釋：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

余華在生活中幽默，可一旦轉回到文學有關的話題上又變得十分嚴肅。他在本書中認真探討了作家和讀者的關系。他認為一個人的成長經歷會決定其一生的方向。世界最基本的圖像會在這個時期深深地印刻在我們內心深處，長大之后無論我們是偉大還是平庸，成功還是失敗，都只是對這些圖像進行局部修剪，而非整體改變。所以一個偉大的作者應該懷著空白的心去寫作，而偉大的讀者也該懷著空白的心去閱讀，這樣才能獲得想象的靈魂。因為想象力可以抹去所有邊界，無論是閱讀還是記憶，生活或是生死。偉大的文學其實是為自己的人生和感受畫出一幅幅自畫像，而讀者通過閱讀喚醒了自身相似的感受和記憶，從而在不斷聯想和感同身受中獲得快樂。正如別林斯基所說，《安娜.卡列尼娜》里每個人物都是托爾斯泰。偉大作家的內心不是用于安放隱私而是安放無數人不同的命運。他一生寫下的眾多人物可能都是他自己。即便他死去，“我們應該從他身上看到還在的人”。

讀書就是在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