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達爾夫人社會批評觀認為文學與其所依附的自然環境和廣義的社會制度密切相關。她在《論文學》中明確指出廣義的社會制度涉及宗教觀念、民族風尚和時代特征等諸多要素。海子作為一個眾多因素整合的個體存在，我們在深入剖析其詩歌文本的同時，為了更全面更盡致地作用于詩歌闡釋，就不得不演繹出那些詩人背后的、附屬于詩人的種種原始生活狀態，甚至某些強加于詩人之身的不可消弭的外力。
身世回溯與靈魂皈依
縱覽華夏，分明充斥著這樣那樣關乎民生大計的詞匯字眼，我們這個“民以食為天”、用味蕾胃囊來推演酸甜苦辣的國度，這個歷朝歷代在饑饉苦厄中繁衍而來的民族，這個文學世界里以男耕女織為理想雛形的農耕文明，一切的一切都帶著鮮明的指向性，飽食終日曾經是我們的第一條件反射，耕者有其田曾經是我們世代沿襲的企盼和安身立命的渴求。葦岸說：“麥子是土地上最優美、最典雅、最令人動情的莊稼”“麥地”這一洋溢著生存欲望與生活展望的意象總在某個瞬間肆意撩撥著田園人家的內心，又由于其地域穩定性，也在某種程度上被貼上了鄉土的標簽，成為與明月、鴻雁、羌笛等遙相呼應的家鄉故土的代名詞。
海子習慣于運用“麥地”這一意象與他的情緒趨向和內心向往有著悱惻的牽連，而這種情緒的原始和內心的起點卻總是與生于斯長于斯的家鄉勾連在一起，“所有詩篇里都能辨認出一種安慶老鄉古樸的格調……都有著懷寧縣丘陵黃土的骨血”對于海子而言，詩歌中滿溢的鄉土氛圍枝蔓開來，并非有意為之，而是涵泳之時活于嘴際的只言片語，恰中鄉土情思，這種滲透于骨髓的心思是注定要在詩歌的字里行間展露無遺的，更況且有意想見故鄉人事。而這種割舍不斷、連綿不絕的戀鄉情結由來已久，早就在我們身體之內潛滋暗長，逐漸儲存形成了所謂的民族集體無意識。由此觀之，便和海子詩歌中的鄉土象征意義相契合，我們從海子詩歌中分明體悟到又難以言說的情緒也在于此，那么，筆者認為這就是詩歌與讀者之間達成的情感共鳴，這也許也是我們欣然接受并樂于吟誦海子詩歌的緣故罷。
“全世界的兄弟們
要在麥地里擁抱
東方 南方 北方和西方
麥地里的四兄弟 好兄弟
回顧往昔
背誦各自的詩歌”
“言為心聲”，海子詩歌尤甚。我們顯然可以想見到海子聲嘶力竭的振臂高呼，氣喘吁吁地俯身凝視腳下的土地，我們也可感同身受的是，詩人內心的情緒壓抑良久，引而不發，含而不露。這種情緒難以言說又不得不發，于是乎，詩人在儲攏著自己情感根基的麥地之上，驀然長吁，將內心濃郁的詩情幻化為超個人的召喚，這種號召無關國界，無關地域，無關種族，無關意識形態，無關詩歌流派，凝聚起全世界的詩情畫意只為涵泳腳下這片熱土，這種力量隱約間賦予了“麥地”以新的韻味和含蘊，浪漫而灑脫，紛繁而儼然。靜候詩人的思緒平復至現實，我們也將隨之起舞的遐想緩緩著陸，麥地不僅哺育了詩人，更讓詩人擷取了泉涌般的靈感，最為可貴的是，在這片麥地之上，詩人在身心疲憊之時，靈魂得以靜謐地棲息和虔誠地皈依。與此同時，也讓詩人納取了有別于常人的人生體驗。“麥地”給予了詩人太多太多，而詩人回饋給“麥地”的又是什么呢？詩人拈來世界上最為曼妙的語言回敬著這片詩意盎然的土地，詩人感念于斯，肺腑相對。
環境拂塵與理想涅槃
就社會學批評方法而言，環境與藝術之間是一種互文性關系，即彼此交互作用，共同形成一個統一的系統，藝術模仿環境，但不是簡單的模仿，而是重構性模仿。我們通常認為，環境包含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及綜合語境等子目，不可否認，這些子目與藝術之間發生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詩歌作為藝術的門類，因了環境的渲染與鼓舞，應運而生。海子深知環境之于詩歌的個中肯綮，置身其中便情不自已，超然世外便詩隨筆遷，在浪漫主義的無窒無礙的大環境下自我麻醉，為自己開辟出一方心靈敞放的凈土和文采肆意的福地。
“有時我孤獨一人坐下
在五月的麥地夢想眾兄弟
看到家鄉的卵石滾滿了河灘
黃昏常存弧形的天空
讓大地上布滿哀傷的村莊
有時我孤獨一人坐在麥地為眾兄弟背誦中國詩歌
沒有了眼睛也沒有了嘴唇”
可能是詩人天生的憂郁氣質使然，抑或是早年生活的艱澀困窘造就，詩人在詩行中總會流露出讓讀者為之惻隱的滄桑感和孤獨感來。海子似乎更加偏愛于那些常人不屑一顧的或者認為屈就不堪的意象，這也間接刺激了他桀驁難馴、自得其樂的創作性格，言轉案上，詩人以夢想取代回憶，給真實存在過的現實披上了夢幻般的嫁衣，眾兄弟辛勤勞作的場景與家鄉凄美的暮至時分的情景相映成趣，這絕非簡單的意象疊加，而是詩人記憶深處的再加工，把歷史場景拉回到了現實，在這種綜合語境下雜糅了時節、回憶、社會關系等諸多表面看似毫無關聯、本質確是息息相關的意象群。詩人以“麥地”這一環境為線索，把這些意象悉數串聯起來，營造出了一種跨越時空局限的詩歌氛圍，這也是他被稱為麥地之子，麥地詩人的原因之一。
“所謂的中國詩歌，自然是他從麥地和中國鄉土中延伸出的這類詩歌。在他同時還強調了自己的‘孤獨一人’，并且背誦得進入了沒有眼睛和嘴唇這種土地同化的忘形狀態時，他潛意識里還要表述的，其實是他孤獨一人建造著本質性的‘中國詩歌’這樣一種指認”，詩人渴望得到整體格局下的同代詩人的認可，這種“自我指認”相對意義上已經把自己凌于孤獨的博弈之中，也不妨說，詩人必須做出理想從此破滅或繼續守望的抉擇，所以我們會為之惻隱，為之唏噓。
時代余響與詩歌余味
法國批評家戈德曼提出“有意義的結構”概念，認為藝術的本質就是一種“有意義的結構”，他指出“有意義的結構”就是在文本、創造文本的個人主體、作為社會文化的超個人主體等三重系統之間存在著同構的關系，從而導致意義的發生。海子作為一個酣于浪漫情調的詩人在詩歌創作實踐中與此理論相吻合，從戈德曼理論的層面來說，海子已從單純的詩歌“作者”的集合中跳脫出來，出落為與媚俗逐流的所謂“主流詩人”大為迥異的“詩壇異端”，于是也就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備受詩評家詬病的別裁之路。
八十年代中后期的詩壇，在某種程度上，一直在泯滅著詩人的天性，詩人的自主的、即興的、由衷的、富于理想和激情的詩歌創作都被這樣那樣地蒙上了欲望與荒誕的面紗，“連第三代詩人這群現代主義者都普遍放棄知識分子的文化立場，從現代主義向后現代主義順風而動，或消極咀嚼荒誕、孤獨和異化的母題”，詩性蒙塵，詩壇頹喪，如何堅守浪漫詩人的良知和知識分子的尊嚴成為時代發出的沉悶詰問。而如何擺脫時代強加于詩歌的重重桎梏，逃離這種在政治藤蔓咬合下“三人成虎”的從眾藩籬，踅摸出一條挽“浪漫主義詩歌”于既倒的新徑，也順應時勢地擺在了這些夾縫中求生存的詩人面前。海子作為一位長久以來游離在超凡脫俗與浪漫理想之域地的詩人，不甘忍受詩壇的層層壓抑氛圍，另辟蹊徑，以太陽——麥地——水等為主要的難以復制雷同意境的意象，營造起具有自己獨特風格的詩歌立體體系來，“詩人與詩人是絕不相同的，所謂的有稟賦的詩人，便往往是能夠抓住一些細微的事象，并由之而整合出一種地道、純然的整體意味的那類人。”海子在二十世紀后葉闌珊之際，整合了詩歌尤其是浪漫主義詩歌的架構，總體而言，保留了一個詩人理應附帶的的秉性，還原了浪漫主義詩歌的本來面目，可謂是世紀之末的余響。
詩人葦岸說：“海子含著泥土，來自大地的深處，他是民間的兒子，是有和諧的自然啟示的詩人”，海子的詩歌總是給人一種平易近人又不可湊泊之感，也許正是這種近乎矛盾的微妙心理才使得他的詩歌活在民間又被引為經典之故罷。也正因此，他總是能在合適的當口給予讀者沁人心脾的清新之感和耐人尋味的驚喜之態，余味綿長，彌久不忘。“海子是用生命承擔詩歌的詩人”另一方面，詩歌作為一種藝術，不會毫無緣由地融進一個人的血液，它從一開始就明了何去何從，只不過后來依附的主體將它引向了一個更為神秘的國度罷了。海子把浪漫主義詩歌更深層次地引入民間，隨其心亦順詩意，詩與人在某種意義上達成了一種天然的默契，而這種默契又悄無聲息地彌漫于自然之中，贊頌了自然，豐滿了詩歌，也成就了海子。
海子生活的那個時代難以復制，詩人亦難以再生，海子的詩歌也是難以模仿的。而今我們吟誦這些詩歌，除了至高無上的藝術追求，還要收集詩行間散發出來的精神芳澤。我們緬懷海子，緬懷他洋溢著詩情畫意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