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與政治》是馬克斯·韋伯向慕尼黑青年學生發表的兩篇演講的小書，主要包括1917年的“學術作為一種志業”和1919年的“政治作為一種志業”。其社會背景是德國作為歐洲第一強國，對外陷入帝國主義戰爭，對內維持軍事獨裁，整個學術領域被政治權利籠罩，致使許多青年人面臨兩難境地。韋伯作為當時一名“精神貴族”式的德國知識界領袖，通過這兩篇演講不僅對其身邊的思潮做出了個性化回應，更為陷入人生岔路口，搖擺不定無法自拔，雖困惑孤獨但充滿希望和激情的青年們提供了關于人生抉擇的寶貴建議。
1、學術之路：價值中立
在韋伯看來，科學作為理智化的一部分，在一個“除魅”的世界，已經不可能是“通往真實的存在之路”，“通往真實的藝術之路”，“通往真實的自然之路”，“通往真實的上帝之路”，“通往真實的幸福之路”。因此，他韋伯堅持并踐行“價值中立”原則，在其代表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通過對歷史的客觀考察，明確指出以功利主義、理性主義、禁欲主義為特點的新教倫理精神是資本主義形成過程的思想基礎。也即是，全面描述了“新教倫理造就資本主義”這一客觀事實，而避免直接對其進行價值判斷——“應該如此”或“應該繼續如此”。
韋伯認為一個好學者未必是一位好老師，反之亦然。“每個受到召喚、有志從事學術工作的年輕人，都必須清楚地認識到，他所肩負的重任具有雙重面貌。他不僅需要具備學者的資格，同時必須能夠做一位好老師；而這兩種條件并不一定全然吻合。”同時，韋伯強調一個教師所應當做的，不是去充當學生的精神領袖，不是立場鮮明的信仰灌輸，而是盡力做到“知識上的誠實”，去“確定事實、確定邏輯關系和數字關系或文化價值的內在結構”，因為沒有對手和不允許辯論的講臺，不是先知和煽動家應呆的地方。一旦讓學生認識到客觀的事實，至此教師就應當止步了；如果他表露自己的價值判斷，甚至將之強加于學生，那么他的研究就超出了自己的合理權限。如韋伯所說:一名科學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價值判斷之時，也就是對事實充分理解的終結之時。
2、政治之路：信念倫理和責任倫理
雖然韋伯主張學術研究和教師在講臺上要保持價值中立，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對實際政治的遠離。于是，韋伯在德國魏瑪共和國時期的政治表演成為了其一生中最迷人的爭議所在。
韋伯區分了兩種以政治為業的方式，一是為政治而生存的人，一是靠政治而生存的人，其中為政治而生存的人在其內心里將政治作為他的生命。他認為，政治家則不同于教師，他在采取行動時，必須確立鮮明的立場，以個人的意志和價值判斷為先導。真正擔當政治使命的政治家應當具備三種素質，即激情、責任感和眼光。只有具備以上素質，才能克服現實生活中的種種幻覺與誘惑，克服庸俗的虛榮，真正將自己奉獻給事業。權力的追求可以說是政治家的最重要活動，然而對于權力的態度則是，政治家為了事業而追求和運用權力，至于這事業具體是什么，屬于信仰問題。指導政治家行動的是信仰而不是事實。而依據信仰行動的政治家的倫理取向可以分為兩種，即信念倫理和責任倫理。信念倫理和責任倫理并不是截然分開的，而是互為補充的。政治家的成熟人格是令人向往的——“只有將兩者結合在一起，才構成一個真正的人，一個能夠擔當政治使命的人。”
3、韋伯之迷宮：學術與政治的張力
他熱心于德國政治，參與實際政治活動，發表政論文章。一戰前，他一直處于政治旋渦中，沒有機會專心于學術研究；一戰后，他不但撰寫政治論文，而且參與政治活動，1917年5月，他提出的修改憲法中兩個條款事件還導致了當時德國首相下臺的政治風波。他更主要的還是一名學者。他嚴格遵循自己對學術與政治、學者與政治家的截然區分。當他作為學者時，他盡可能保持價值無涉的態度，只進行事實的陳述和分析；而當他參與實際政治，撰寫政治性文章時，則政治觀點鮮明。毋庸置疑，韋伯的一生無疑是處于學術與政治的張力之中。
英國傳記作家D·G麥克雷曾說過：“我相信，韋伯對我們來說的確就是一座迷宮。”但是透過迷霧，我更傾向于認為韋伯是一個矛盾集合體，正如哈佛大學的歷史學教授休斯曾經指出：“韋伯的腦袋是一個能夠容納多種矛盾思想的神經系統。總的看來，韋伯既是一個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又是一個學術上的民主主義者；既是一個不受傳統宗教觀念束縛的自由學者，又是一個對宗教傳統抱有濃厚興趣的社會學家；既是一個批判社會主義的理論家，又是一個十分敬重馬克思及其學說的思想家。”
在現代社會，傳統的一切神圣價值消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基于功利主義、技術主義、實證主義的功能和效率至上。一方面，將價值、信仰、理想棄置腦后的人們享受著功利與效率帶來的極大極豐富的物質財富，另一方面，在龐然大物般的官僚機器面前束手無策，承受著個體被完全物化的尷尬境地。面對兩難選擇，韋伯的思想不能不說是一味醒神湯，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幫助人們弄清了現代化過程中的種種困惑。總之，這對于站在人生岔路口的人們具有不可忽視的現實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