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擬定本文的題目時，幾經猶豫，因為這篇文章是我很想分享的一個題目，但卻不是我的文章，因為這篇文章的內容已經超過了我的學識，我只是李澤厚和張光直兩位先生的搬運工而已。兩位先生的文章，分別從哲學和考古的專業角度分析了華夏文明的發展脈絡，勾勒出了中華民族如何從蒙昧中走出，并如何開創了實用理性的文化傳統。而這一歷程也正好解釋了為何源于卜筮的易學能從傳統巫術中脫離出來，并形成了華夏文明最為核心的思想源泉——“天人合一”中庸思想。

1、上古巫君合一的氏族體制

（1）周易中有很多祭祀的描寫，出征要祭祀、干旱要祭祀、下雨要祭祀、豐收更要祭祀。祭祀的主要內容：匯報、感恩、祈福、狂歡。通過祭祀的儀式，達到人神相通，既宣泄了勞作所產生的壓抑，也為部落群體獲得了靈魂和情感的寄托。這些描寫也與當代對殷商遺址的考古相一致，崇神敬鬼確實是早期先民的重要文化現象。

（2）上古氏族社會，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逐漸混合，趨于一致，在殷商時期，祖先崇拜已經全面壓倒了上帝崇拜；天神的世界和逝去的祖先的世界的差別已經到了微不足道的程度。

（3）上古對天神的祭祀與對祖先的祭祀也趨于合一，逝去的祖先如同天神一般時時刻刻在保佑了部落、氏族、民族和國家。“孝”的文化傳統正是祖先崇拜在現實的體現，“事死者如事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這些圣賢的教誨也正是當時文化現象的反映。

（4）面對喜怒無常的上天，祖先崇拜增加了一種親情的親近感，但能夠聯通“天神世界”、“祖先世界”和現實生活的角色，終究是極少數人，他們就是“巫”，巫通天人，王為首巫。上古氏族的“王”、“君”、“天子”就是首席大巫師，他們既是最高政治領袖，也是最高精神領袖，是典型的政教合一的管理模式。這時還不能說已經有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觀念，上天依舊是人類的主宰，人類需要通過“巫”揣摩上天的旨意，以作為整個氏族的指導思想。

（5）古史中賢君圣王，都不僅具備無比的勇力、剛毅的性格，更要擁有超人的智慧，能夠預見未來，指導現實生活。從當下的考古發現和史籍分析，發現上古的神人溝通并非簡單、被動地祈求上天的庇佑和恩賜，在整個巫術儀式過程中，充滿了強烈地主動帶入特征，內外、主客、人神渾然一體，不可分辨，祈福的過程常常伴隨著“巫神合一”，乃至巫控制、主宰了鬼神、天地。這一現象為日后的“天人合一”思想的理性化、哲理化提供了土壤。

2、王權逐步勝過神權，巫產生分化

（1）伴隨著生產實踐活動的不斷深入，王權在部落氏族管理中日益重要，逐步壓過了神權，巫君一體的組織模式逐步轉變為君臣佐使的社會結構。原先集多種職能于一身的“巫君”逐步轉化為具備超越常人的人格特質的“圣王”，而原先“通天徹地”、“連通天人”的“巫”的特質也逐漸分化為“形而上”的“道”和“形而下”的“術”。

（2）圣王是“有道之人”，而負責具體操作“術”的工作則由“巫祝卜史醫”等專業崗位擔負起具體職能。其中“巫”善舞，舞能通神，舞是在祭祀活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武術的套路技巧源自舞；“?！鄙谱６\，祝能悅神，詩樂雅頌也是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卜”善卜筮，卜筮能知神，卜通過觀象預測、規劃算籌來預測未來，卦符卦象就是當時筮卜所用的密碼本；“史”善記事，記事可傳神，文字就是在記錄重大事件和人神相通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易醫同源，“醫”原本是巫祝卜史兼任，通過接神除邪，輔以藥物，達到療病的效果，后來逐步成熟，形成獨立的崗位。

（3）這一時期，上天依舊對人間具有主宰的地位，但巫的分化已經使原始巫術向理性化、哲理化的“天人合一”思想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圣王因為其卓越的才華和品格，已經具備“代天巡守”、“替天行道”的角色意味。

（4）從現存的甲骨文、籀文、小篆、漢隸的流傳演變中，還保留了很多文字學的證據，比如巫王，巫舞武，巫筮，筮史詩、兌悅祝禱祖且等字型、字音、字義上的相似相關。

3、“神道”走向“王道”，“天人合一”思想的初步形成

（1）周代文明對于中華文化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原始巫術在周代完成了理性化、禮儀化和哲理化的轉變。筮、詩、史同音同源，三者同出而異名。隱藏在神秘面紗下的周易其實包含著比詩經更早的古歌和歷史記載，同時也形成了以“象”為思維對象和推理形式的中國哲學的根基，而中國的詩樂史籍也都可以看作中國哲學的解讀，三者相互印證，形成整體。易為群經之首，文化之根。并非古人妄言。

（2）古史上，通常都對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父子三人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把他們作為圣王的代表，盡管有傳說的成分，但這并非空穴來風。傳說文王作易、武王伐紂、周公制禮作樂，周朝奠定所謂800年的基業。實際上，正是周初的文化精英在思想文化、政治法制等方面所開展的一系列重大的變革，才奠定了華夏文明“天人合一”——中庸文化的框架，在這一框架下，德治、禮治、樂治所影響的遠遠不是周朝區區幾百年的壽命，而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數千年命運。

（3）“天人合一”思想是將原始巫術的“通天絕地”、“天人相通”的神秘儀式理性化為“敬畏莊誠忠信”的精神品質和標準化的禮儀制度，并借助“天道”、“天命”轉化為“人道”，將神秘莫測的上天旨意轉化為了規范人類行為的“德”和“禮”。人類從被動地服從上天的旨意，已經轉變為主動地探尋客觀規律、并通過道德自律，實現社會的穩定昌盛。盡管此時的“道”、“德”、“禮”還都披著“王權神授”的外衣。

（4）易學從上古的“連山”、“歸藏”轉變為“周易”，為“天道”與“人道”的合一，提供了思想的支撐和理論的武器?？鬃诱J為周文王是因為避禍，才不得不將經天緯地之學隱藏于《易》中?，F在看來，很有可能孔子的判斷不夠全面，不僅《易》的完成不是一人一時之作，最為重要的是表面充滿巫術氣息的《易》本身就是最佳的“天人合一”思想傳承的載體，即使沒有商紂王的迫害，周初的文化精英可能還是會選擇《易》作為承載最高思想的典籍。

4、“人道”走向“仁道”，“天人合一”思想的完全哲理化

（1）如果說周初所建立的禮樂法制，還是借助“神道”樹立起權威，形成人們行為的外在規范。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時代，禮崩樂壞的根本原因是這種“神道”的權威已經徹底破壞。上至天子、諸侯，下至百官、百姓，都已經對所謂的“上天”失去了信仰，這一點也能從記載著“春秋無義戰”的史籍中得到佐證，祭祀制度的破壞、宗族禮法制度被肆意踐踏，天子、諸侯間的混戰，父子、兄弟相殘等等，無不表明周初的“天人合一”——中庸文化的框架亟待補充完善，重新建立起社會的信仰體系。

（2）春秋末年至戰國初期的文化精英脫穎而出，他們摒棄了原來假借“神道”詮釋“人道”的思想路線，反其道而行之，主張“以仁釋禮”、“道由情生”，依托人類自身的知、情、意，以“本心”、“良知”、“中和”為基石，構建抽象的、哲理化的、理想化的“人道”，重新解讀了現實生活中的禮樂制度，并以“陰陽”、“五行”、“氣”、“度”等概念豐富了“天道”的“中正”內涵，至此，“上天”已經不是上古神秘化的天神系統，而是具有完美人格特征的“上天”，而此時這個上天也有了新的名稱系統：大道、天理、太極，它再也不是以外部權威的角色來干預人類社會生活，而是現實生活中的人通過“誠意正心、格物致知、修齊治平”的“大學之道”，使自身實現“超越”，與“上天”融為一體。至此“天人合一”——中庸思想實現了完全哲理化。

（3）易學的改造正是這一歷程的體現，《道德經》和《易傳?系辭》成為了這一階段承載最高思想的典籍。易學也從此和巫術說了再見。當然歷史從來不會線性的發展，今時今日，還有人愿意從周易中挖掘巫術的殘羹冷炙，也不奇怪，正如《道德經》和《易傳?系辭》在流傳過程中被多次篡改一樣，孰真孰假自然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事情。但幾千年來信賴理性、中正愛人的中庸文化傳統還是傳承了下來，盡管有兩次大規模的亡國滅種，可中華文明憑借自身強大的生命力，還是獲得了再次復興。

（4）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毫無疑問以孔子和老子為首。儒學和道學之所以能夠在宋明之際整合為理學、心學，這源自孔子、老子等一代文化精英共同的思想路線和精神追求，《易傳》、《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和《道德經》中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正如《易》并非周文王一人一時之作，春秋戰國之際，中華文明的理性化、哲理化轉型也是整個知識分子集體共同努力的結果。

參考資料：
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
李澤厚，《說巫史傳統》
李澤厚，《說天人新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