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覺得，某個作品，一定會有最適合它的表現方式。
魯迅的《阿Q正傳》因為太過經典，被以各種各樣的形式改編，卻沒有一個獲得完全的贊譽。
而肯爺（即肯尼斯·布拉納爵士）改編《東方快車上的謀殺》，大家會把他的作品和原著比較，和之前的改編的版本比較，所以改編這樣的作品的確需要勇氣。
然而在我看來，阿婆（即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偵探神話在電影中幾乎是無法完全復制的。而已經被改編過無數次的《東方快車謀殺案》，需要再被改編一次，這個人如果是肯爺，也確實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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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先談一談肯爺這部作品。
在《東方快車謀殺案》之前，各大公眾號就開始為它炒熱點，基本的話題都集中于——我們為什么要花錢去電影院看一個已經知道結果的謀殺案？
然而，當我周六去看的時候，整個電影院依舊座無虛席。但是從周圍人的談話便可知道，這些人都是沖著德普來的，甚至很多人對于這個故事一無所知。大概是雙十一的緣故，我左右各坐了一對情侶。左邊的那個女孩在德普出現的那一剎那，無可抑制地蹦出一句：“好帥！”甚至有人在豆瓣上有評論說：“德普死了以后我就睡著了。”
因此，本來一部正常的、有思想的偵探劇就這樣撲街了。（在此我想說的“撲街”的評價標準是肯爺有沒有通過這部劇把阿婆想要傳達出來的東西告訴大家。）
但是肯爺的這部改編完全不可取嗎？
也不盡然。
我只能說，這一個版本的《東方快車謀殺案》，雖然在情節上尊重原著，但是在表達方法上，與其說這是阿婆作品的改編，不如說這是一個“肯爺味”十足的電影。開頭和結尾的長鏡頭非常精彩。
開頭的長鏡頭從火車外的視角拍攝，以波洛為中心，讓他從上火車的那一剎那，把之后火車上的所有人都“遇見”了一遍。這就像是開頭的字幕，展示出列車上眾人各懷鬼胎的群像。
到了結尾的時候，長鏡頭從波洛的背后拍攝，配合著波洛文藝的臺詞。到了一節車廂的時候，以波洛的視角把列車上的所有人又拍了一遍，像是一個簡單的謝幕，和開頭呼應。
另外一個在豆瓣上被頻繁稱贊的是審訊時候，類似《最后的午餐》的布局，還有整個畫面的唯美感和精致感。
從以上幾個方面可以看出，肯爺在試圖把一部通俗小說拍成一件文藝復興時候的藝術品。它里面的每一個鏡頭和機位的設計都可以作為影視的教科書去欣賞和學習，這一點包括結尾處的航拍，以及波洛在耶路撒冷的時候和警官解釋自己是如何發現兇手時的那種背景鏤空式的布局。
也就是說，這部電影太過高雅了，有一些看畫展的感覺，這樣會在無意中削弱大家對故事情節的把握。
其實我覺得，作為一個被改編過無數遍的作品，肯爺這樣的拍攝方法才是這部電影正確的打開方式。畢竟就像開頭說的，我們本來就不是去看情節的，我們是去欣賞電影的。
現在我們可以談一談，肯爺的版本和以前的版本有什么不同。
記得我以前在看《東方列車謀殺案》的時候，導演想讓觀眾關注的重點在列車上的每個人，而不是波洛。這一點更接近阿婆的本意。
因為阿婆的偵探劇，不是想要突出“福爾摩斯”式偵探的高智商和怪癖性，而是她想告訴我們那些犯罪的人都是普通的人，他們不窮兇極惡，他們殺人的動機也往往不能夠構成絕對的罪惡。
而在肯爺的版本中，他似乎對車上眾人的刻畫不到位。很多豆瓣的網友都覺得肯爺有一種不斷為自己加戲的自戀。在這部《東方快車謀殺案》中，肯爺的野心似乎在于想要刻畫一個典型的波洛，而不是一個精彩的謀殺。
沒錯，在高潮的時候，我們確實會記得最后開槍考驗人性的那種千鈞一發，但是在彌漫整部電影的所有元素里面，你記不住周圍的那些人有什么特別的，而你會記得波洛對于雞蛋的挑剔和對狄更斯的鐘情。“復現”是所有文藝作品最常用的表現方式，通過一個作品不斷“復現”的內容，你會了解到作者真正想要告訴你的是什么。
因為肯爺表現側重的改變，他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波洛的角色定位。
原來的波洛是低調的、是幽默的，他就像一個讀書人，見證整個案情的經過，然后把他自己“拆書”——也就是破案——的經過告訴我們。
而肯爺的波洛有一種“處女座”的龜毛，以及對于正義和公平的執著，他成為了一個更加鮮活的文學形象，從整個案件有點邊緣的位置成為了毫無疑問的焦點。
肯爺這一點側重的選擇，和整部作品藝術性弱化情節的走向不同，它反而起到了強化情節和激化矛盾的作用。波洛和犯案的眾人在高潮審判的時候，可以說站在不同的兩個陣營，所以波洛會在某一瞬間認為要不然他們就要殺掉自己，要不然他們就需要從中找一個人來承擔殺人的后果。
但在這個方面，肯爺依然有一些沒有照顧到的地方。如果列車上的其他人的人物形象更加鮮明，眾人的選擇和波洛的選擇就可以構成一對很好的矛盾。但是因為眾人的形象刻畫太弱了，所有人加起來，都比不上波洛的形象給大家的印象深刻，所以這一對矛盾本該爭鋒相對的雙方根本沒有辦法勢均力敵。因而很多人會覺得，這個版本的《東方快車謀殺案》，不過是一場波洛個人的獨角戲。
這讓我想起了一個訪談。
當記者問嚴歌苓怎么看待張藝謀的《歸來》對于《陸犯焉識》的改編的時候，嚴歌苓的大概意思是：小說和電影是兩種文學形式，被改變過的《陸犯焉識》已經和自己沒有太多的關系了，應該屬于是屬于張藝謀的作品。
除了嚴歌苓以外，很多作家都對這一點看得很開，臺灣的幾米在談王家衛改編的自己的漫畫的時候，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對于肯爺版本的《東方列車謀殺案》，我只能說，這是肯爺的作品，即便他對于原著的還原度再高，也和阿婆的《東方列車謀殺案》不太相關。這就牽涉到了改編經典文學的問題：
一個改編的作品必須要忠實原著嗎？
我覺得其實沒必要。
導演在改編的過程中必然要加入自己的理解，這一點無可厚非。但是這其中是有一個“度”的。這就像是說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但是他只能是哈姆雷特，而不是唐吉訶德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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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想談一談阿婆作品的永恒性。
百度百科上說：據吉尼斯世界紀錄統計，阿加莎·克里斯蒂是人類史上最暢銷的著書作家。而將其所有形式的著作算入，只有《圣經》與威廉·莎士比亞的著作的總銷量在她之上。
總所周知，阿婆的作品也被改編過很多個版本。
在《圓桌派》中，許子東教授認為：嚴肅文學和通俗文學的界限就是——嚴肅文學在刻畫的人物形象里面沒有明顯的壞人和好人。（何冰當嘉賓，講《白鹿原》那一期）
阿婆的作品，出版再版，有無數人追捧；影視作品改編再改編，也有無數人看。從許子東教授的觀點來看，阿婆是在用通俗文學的形式討論嚴肅文學才會涉及的話題。我想，這便是她的書如此暢銷的原因。
在我看來，文學的作用之一，就是讓人們對自己深信不疑或者司空見慣的事情產生懷疑。
在我們的印象中，殺人犯就應該是窮兇極惡的，他們都有一些人類原罪上的殺人動機，類似于貪婪、色欲、嫉妒。拋卻殺人動機，他們中的一些人在文學作品中甚至需要像 “開膛手杰克”一樣神秘且強悍。總之，他們很少能和一些美好的事物聯系在一起，凡被認定為殺人犯的人都不被承認其人性中也有美好的一面，往往在社會中被剝奪了改過自新的機會。
而在《東方快車上的謀殺》中，阿婆拋給我們兩個問題：
殺人犯一定是壞人嗎？
受害者一定值得同情嗎？
阿婆作品中的人物，單就《東方快車上的謀殺》這部劇來說，其身份都具有雙重性。雷切特是死者，也是兇手，其他人是兇手也是受害人。這種參差感讓正義的天平無法徹底平衡。最后是波洛在他的認知體系內做出的讓步，撒謊把這一場眾人參與的謀殺案的真相埋藏在發現真相的那一天。
阿婆提出問題，給所有讀她作品的人一個思考的角度。當我們以波洛的視角去審視這一切的時候，我們也會想，如果自己站在波洛的位置會做出什么樣的決定。
同時，阿婆作品的另一個魅力是在于它的非現實性。
她讓里面的每一個人都有至真至情的性格和勇敢無畏的靈魂。
想要暗殺一個人，只要一個人就可以做到。已經取得雷切特的信任的秘書，在平時替他送咖啡的過程中就可以輕易下毒，或者和謀殺案有關的列車員也可以在包廂中把雷切特先生干掉，然后從窗戶上扔出去。這樣一場本來可以由一個人完成的謀殺為什么要安排所有人都去呢？本來一件簡單的事情為什么非要搞得如此復雜呢？
我想這里有兩個原因：一是阿婆想要告訴我們這里的每個人所承受的痛苦，都到了逼著他們殺掉讓他們痛苦的人的程度；二是需要構成最后的矛盾。這件事如果不是全體人一起參與，有一個人可以作為旁觀者，那個人就可以選擇站在波洛這邊，而不是殺人團這邊。
“殺人”本來是一件不對的事情，原則上來說，無論對方給予你多大的痛苦，你都不能自己剝奪他的生命。因為這樣的行為做出來，你就等于在和那個你討厭的人做一樣的事情。我們人類的文明發展了成百上千年，從有刑法開始的“以牙還牙”，到現在很多國家都在呼吁“取消死刑”，這是一個很不容易的演變過程。
我們且設想一下，最后如果不是集體作案，而是這些人中的某一個人，那么他會逃脫最后的制裁嗎？答案當然是不會。就像是《嫌疑人X獻身》里面，石神因為靖子殺人，但是殺人就是殺人，不會因為你的動機如何，也不會因為你殺的人如何而免除最后的牢獄之宅。
現在回到我想的他們集體作案的原因，如果從現實的角度看，幾乎很少有人在面對殺人這件事上能做到如此的同仇敵愾，哪怕他們要殺的對象是一個壞人。 所以說《東方列車謀殺案》中所有作案的人，其實都有一種被理想化的人性。假設沒有逃避，假設沒有懦弱，假設遇事真的會耿耿于懷，不任之得過且過。
總之，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不過阿婆確實為通俗文學提供了一種登上文學殿堂的范式，在現實中不能輕易檢驗的“人性”、在現實中我們司空見慣的問題，都可以拿來在文學作品中挑戰和推翻。
討論即便是錯的，即便是理想化的，但只要能提供不同于原來思路的思考，這一切就是有意義的，就是不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