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新《水滸傳》的時候，一直有一個疑惑，堂堂七尺男兒為什么要學小姑娘戴花啊？花花公子西門慶戴花也就罷了，可惱的是連李逵這樣的人物竟然也戴大紅花，這畫風實在是雷人啊。
翻翻《水滸傳》原著，發現這事兒不能怪導演，這些梁山好漢們真的是熱愛簪花的。
比如「鬢邊愛插芙蓉花」的楊雄，「發邊長插四季花」的浪子燕青，「斜戴一頂破頭巾，鬢邊插朵石榴花」的阮小五，甚至劊子手蔡慶，因平時喜歡戴枝花，遂被大家稱為「一枝花」。宋江、索超、柴進、焦挺、周通、楊志、戴宗、花榮等，也都喜歡簪花。南宋時期，還有江湖大盜用「三朵花」作為自己的稱號，引來眾多大盜仿效，給自己取名為四朵花、七朵花、九朵花……。簪花，儼然宋代男子的一大時尚。
四相簪花
簪花的風俗并不是從宋代開始的，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就在朝冠上插花，《隋史》中還有隋太子外出打獵，頭戴玉冠，并插上金花做裝飾的描寫。唐時也有男子簪花，但在正史中未見具體記載，只在《全唐詩》和一些風俗筆記中有相關描述，可見那時男子簪花還不是主流文化現象。
可是到了宋代，男子簪花迅速演變成全民化的現象。每個季節，只要有應景的花朵，男人們都會爭相戴在頭上。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風潮，也是有歷史原因的。比如，宋人蔡絳在《鐵圍山叢談》中記載的四相簪花的故事：
北宋慶歷五年（1045年），揚州太守韓琦官署的后花園中，有一種叫「金帶圍」的芍藥，一枝四岔同時開了四朵花，花瓣上下呈紅色，中間長出一圈金黃蕊，人們呼之「金纏腰」。韓琦十分高興，請來當時正在揚州駐留的大理寺官員王珪、王安石和陳升之三人，共同觀賞這一奇景。因為花開四朵，飲酒賞花之際，韓琦便剪下這四朵金纏腰，在每人頭上插了一朵。沒想到此后的三十年中，參加賞花的四人，竟都先后做了宰相。從此，芍藥就被評為名副其實的「世瑞」和「花瑞」，人們說，有幸遇「金纏腰」并簪戴的人，會有升官的好運。
歐陽修在《謝觀文王尚書惠西京牡丹》描述了一種時風：“京師輕薄兒，意氣多豪俠。爭夸朱顏事年少，肯慰白髪將花插。”
“上之所好，民必甚焉“，宋朝百姓傾情的簪花運動，與皇帝的喜好和鼓勵是分不開的。朝廷之內，皇帝每次招近臣到后苑賞花，都要將他喜愛的花卉摘下，賜予身邊的親王和寵臣，讓他們戴在頭上，以此象征至高的榮耀。如此到了花開時節，每到游玩之時，人們都將時令鮮花插于頭上，成為東京城中一大盛景。宋徽宗更是男子簪花的最大擁護者，每次他出游歸來，都是一副御裹小帽、簪花乘馬的形象，陪行的官員和侍衛們也都戴著鮮花，浩浩蕩蕩。
當然，也不是所有的宋代男子都熱衷于簪花。那個小時候砸過缸的司馬光就不喜歡戴花，從小喜歡樸素的生活方式，對豪華奢靡的排場很反感。宋仁宗寶元初年，二十歲的司馬光中了進士甲科，在參加朝廷為新進進士舉辦的聞喜宴時，皇帝賜給每人一枝花，別人都視為極大的恩寵，都趕緊戴上以表謝恩，只有他不戴，直到旁邊人提醒，他才勉強地把花插在帽檐上。
針對有些人不習慣戴花的問題，宋朝御史采取了應對措施，如果官員不把所賜之花戴在頭上回家，就要受到御史的彈劾。很快，簪花成為一種明文規定的禮儀制度，被社會各階層廣泛接受。
到后來，人們已經習慣把賜花、簪花看作是一種至高的榮耀，它已經成為仕途升遷的重要標志。正因為花在仕途升遷和人事往來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人們將插花與焚香、點茶、掛畫相提并論，合稱「生活四藝」。
朝廷更將插花列為四司六局專營項目，其中排辦局專管插花，進一步促進了花文化在宋時期的普及。花成為最常見的饋贈之物，連花瓶、花盆都變成士大夫相互饋贈的文房雅物。更有甚者，引發了以金銀制作仿真花變相行賄的陋俗，一度引起朝廷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