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中國，即便是像梁文道這樣長袖善舞的評論人依然處境尷尬：“以我20多年的經(jīng)歷來說，我已經(jīng)習慣被冷落，習慣沒有觀眾。”而“文學守門員”角谷女士卻贏得了來自白宮、好萊塢、文學院教授和紐約時報精英讀者群的掌聲和敬意。
人家有《紐約時報書評》，我們有《上海書評》；人家有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但我們沒有；我們有梁文道，但沒有角谷美智子。
在今天的中國，即便是像梁文道這樣知名的文化評論人，也無奈感慨：“一個社會很難免有一些大家公共能夠接受的評價系統(tǒng)，這個評價系統(tǒng)使得我們看一些事情有起碼的標準，我們之所以有那些標準是因為我們信任某些權威。今天最大的問題反而是這個，在中國沒有誰能夠說了算，這才是比較大的問題。整個中國不只精英文化，任何文化都沒有一個公認的權威能支撐評判。”
而在西方文化評論界，角谷美智子就是梁文道所指的“能夠說了算”、“公認的權威”的書評家，她被譽為“英語世界里最有權勢的評論人”，1998年曾獲得美國普利策評論獎（?Pulitzer Prize?for Criticism）。幾天前她從擔當了34年的《紐約時報》首席書評人高位上退下來，西方媒體為此報道：“美國文壇即將翻開新篇章。”
當然，這在華文評論界這是難以想象的事情，一個評論員怎么能夠代表美國文壇？一個書評家卸任怎么能用“即將翻開新篇章”來定論？這篇報道是否夸大其詞？普通讀者或許會因為“角谷美智子”這個名字陌生而產(chǎn)生200%的質(zhì)疑，但像喬納森、比目魚、貝小戎這樣的資深書評人，看到這樣的報道會深以為然，并且頷首致意。《中華讀書報》資深記者康慨在8月2日寫下長篇評論《角谷美智子的時代結(jié)束了》表達了他的敬意。
毫無疑問，角谷女士就是那個全球最專業(yè)的書評人，她一輩子只干四件事：找書；看書；評書；訪談作家、讀書人。她既不取悅讀者，又不獻媚權威。她所寫的評論，不摻雜主觀意見，一切以剖析書的可讀性為導向，以鑒定書的價值意義為終結(jié)。34年來，她堅持“不出書、不推薦、不收錢、沒有朋黨”的清規(guī)，以至于我們想找一本歸在她名下的文集都異常困難。
《名利場》雜志稱她是“最令人生畏，也是最不可預測的文學守門員”；《紐約客》的同行贊譽她“引領了幾代美國讀者”；繼任者帕梅拉·保羅則認為：“她在《時報》的任期已躋身我們歷史上最出名和最有影響者之列。我們深深地感謝她一本書又一本書，一周又一周，穿過當代文學的廣闊前沿手繪而出的歷程。”
縱觀她的職業(yè)生涯，她對待文壇新人的處女佳作，往往不吝嘉言、激賞。“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最令人激動的一部小說。記實、逼真，令人不安。”美國作家布萊特·伊斯頓·埃利斯對她對自己處女作《比零還少》的評價至今仍念念不忘。吉本芭娜娜1987年的作品《廚房》登陸美國，她在《非常日本，非常美國，非常流行》中寫道：“《廚房》的英文版很容易被當成一部美國小說，泄露了小說日本身份的只是人名與食物名稱。小說人物經(jīng)常提到的《花生》連環(huán)漫畫、電視連續(xù)劇《家有仙妻》、餐具商標等都讓人想起美國，還有他們愛跑步，愛去肯德基——其實中國讀者也會想起中國吧。獨具特色的倒是她的文筆：明晰、誠懇、舒服。”
她慧眼識珠。對那些配得上“偉大”兩字的嚴肅作品，她會獻上近乎贊美詩般的頌詞。她評論卡勒德·胡賽尼的《群山回響》：“《群》抓住了他早期小說中許多相同的主題：父母與子女間的關系，往事對現(xiàn)實的糾纏，并以同樣的興味描繪出兩個世界之間的中間地帶，一個是異彩繪呈的寓言的世界，另一個是更模糊，也更為陰暗的現(xiàn)世。胡賽尼先生成功地將書中人物的生活融入了一部感人至深的合唱曲中，這既是他對人物內(nèi)心生活有深刻了解的證明，同時也是他作為一個老派小說家之實力的確證。”
她為喬納森·弗蘭岑的《自由》寫道：“弗先生寫出了他本人迄今最深切的小說——它不僅是一個失序家庭引人注目的傳記，同時也是我們時代一幅今人難忘的肖像。”對牙買加作家馬克·詹姆斯的2015年布克獎獲獎作品，她評論時所使用的形容詞幾乎“失控”：“《七殺簡史》在任何意義上都是史詩性的。它掃除一切、神話一般、豐富、龐大、令人眼花繚亂、繁復無比。它粗獷、濃密、暴烈、滾燙、充滿黑色幽默、令人振奮、令人精疲力竭——它是詹姆斯先生極致野心和驚人天賦的證明。”
角谷女士“公認的權威”不僅僅在于對文壇新人佳作的發(fā)掘、當代杰作的批評上面，還在于她能夠與不同領域佼佼者的建立有關寫作與閱讀且影響廣泛的對話，諸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爾·貝婁、大師級電影導演伍迪·艾倫、前總統(tǒng)巴拉克·奧巴馬等等，但熟悉、尊重并至始至終信賴角谷書評的讀者，更愿意將此歸功于她那直截了當、毫不留情、讓作家下不了臺但又不失中肯的負面書評。
她吐槽暢銷書作家J.K.羅琳的《偶發(fā)空缺》：“這本書失去了魔力——從巫術角度說，或是從敘事角度說。”她差評大師級小說家托馬斯·品欽的《反抗時間》： “此書巨大無比，故事詰屈聱牙，裝腔作勢卻未能激發(fā)思考，晦澀難懂卻又不富于啟迪，復雜繁難卻又讓人無功而返。”
她在《957頁總統(tǒng)生涯的大雜燴和粉飾的生活》中如此形容前總統(tǒng)比爾·克林頓的著作《我的生活》：“這本厚度超過950頁的書，粗糙，自我放縱，而且屢現(xiàn)單調(diào)乏味，就像某人在閑聊瞎扯，所談不是面對讀者，而是自言自語，或是為了遠方某個給歷史錄音的天使。”、“從許多方面來看，此書卻像是克林頓先生總統(tǒng)生涯的一面鏡子：因缺乏秩序而導致屢失良機，因自我放縱和精力分散，而敗壞了遠大藍圖。”
即便是貴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V·S·奈保爾先生的《魔種》（MagicSeeds）也被她“橫眉冷對”：“奈保爾先生對他在這本小說中創(chuàng)造出的所有人物表示輕蔑，從而造就了一本狹隘而小氣的書——書中充滿了審判聲明和恣意游走的狂怒，更可悲的是見識、憐憫和智慧的缺乏。”
她對《鬼魅藝術》（The Spooky Art）堪稱“毒舌式”的評價：“通讀此書的印象，就像乘坐一輛超長途的大巴車，在顛簸不平的路上行進，身邊坐著個跟你不停拉呱兒的長舌漢子，他一刻也不合眼，一刻也不停嘴，仿佛他腦袋里就沒個把門兒的。” 讓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為此撕破臉皮，譏諷她為“獨女神風敢死隊”。此前，因?qū)Α恫贿m區(qū)域》類似的評論，她被喬納森·弗蘭岑侮罵為“全紐約最愚蠢的人。”
當然，在“反角谷陣營”里最著名的斗士要數(shù)得州小說家、詩人和評論家阿尼斯·什瓦尼（Anis Shivani），他稱之為“地球上最糟糕的書評家”：“在角谷女士眼里，但凡好書不是契訶夫式的，就是詹姆斯式的，不是福斯特式的，就是厄普代克式的——她對這一套門清，只在書評里來回比較，拿作家新作跟其舊作比，跟所評作品全無干系的經(jīng)典比，除了這些，她什么也說不出來。世界上最大的腦殘庸人主義傳播者之一就這樣占據(jù)著《紐約時報》首席書評人的高位。”
2017年1月，角谷女士在白宮就寫作、閱讀、文學和思考等話題采訪了即將卸任的總統(tǒng)奧巴馬。他們談論了總統(tǒng)先生所讀的一系列書，包括有：海明威《流動的盛宴》（“A Moveable Feast”）、科爾森·懷德海特（Colson Whitehead）的 《地下鐵路》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瑪麗蓮·羅賓遜《基列》(Gilead)、勞倫·格羅夫的《婚姻的真相》（Fates and Furious）、劉慈欣的《三體》系列、多麗絲·萊辛的《金色筆記》（“The Golden Notebook”）、諾曼·梅勒《裸者與死者》 （“The Naked and the Dead”）、托妮·莫里森的《所羅門之歌》（Song of Solomon）、V. S.奈保爾的《河灣》（A Bend in the River）等等。這些作品，幾乎都被角谷評論過。整個訪談，角谷所提的問題非常簡短但切中要旨，其中有一個問題印象深刻：“在這八年里有沒有哪些書成為你檢驗書的標準？”奧巴馬回答：“莎士比亞的作品一直是我檢驗書的標準。”
從業(yè)34年來，角谷女士每天必須面對這道難題，或從這道母題延伸出來的分支問題：評價小說的標準在哪里？如何區(qū)分對待一部嚴肅作品與一部通俗作品？回憶錄、歷史著作、傳記又有哪些切實可行又能讓讀者第一時間感受到的標準？政治圖書的標準跟虛構作品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怎樣評價詩歌？怎樣建立自己客觀、公正、嚴謹?shù)脑u價體系和標準？怎樣才能將標準之上的讀書拒之門外？怎樣告訴讀者識別一本像克林頓這樣的名流寫的書本的好壞？怎樣告訴大眾即便是奈保爾厄普代克弗蘭岑梅勒這樣寫進文學史的大家也有可能寫出蹩腳的作品？怎樣才能當好當代文學的守門人？
幾年前筆者碰巧看到她為唐娜·塔特《金翅雀》寫的書評，沒想到深受其害，為此等了中譯本整整三年。即便是現(xiàn)在，每每想起這本曾為之落淚、為之失眠的小說，還會忍不住翻出那篇名為《深愛的事物無法久存》的文章出來重讀。角谷女士那種明晰、透徹、沒有冗余的語言，淵博、雅致、直擊人心的文風，強而有力、不容置疑的評判，讓人百讀不厭。
塔特女士以自信而優(yōu)美的文筆，詳述情節(jié)的發(fā)展，加入了一系列滾雪球般的事件，為的是讓西奧最終面對和他一樣覬覦《金翅雀》的犯罪團伙。這些事件單看不可信，但組合在一起，就是必然要發(fā)生的事。但推動這本書的不光有懸疑的敘述，是西奧與鮑里斯兩個迷人的角色讓塔特女士在經(jīng)典作家的偉大萬神殿里有了永久席位，這兩位人物也永遠留在了讀者的心里。（摘自角谷美智子《深愛的事物無法久存》）
從這之后，刻意留意起角谷女士的評論和她給予好評的作品。她為美國尼克松時代國家安全顧問和國務聊亨利·基辛格新書《論中國》寫下《局內(nèi)人看中國的過去與未來》，她說：“基辛格的新書《論中國》內(nèi)容引人入勝，見解深刻，但有些地方顯得不通情理。”她為推薦科爾森·懷特黑德的力作《地下鐵道》，一口列舉了6位大師級作家來作為參照體系：“小說中那些對奴隸制令人毛骨悚然的細節(jié)描寫，源于20世紀30年代的聯(lián)邦寫作計劃，讓人不禁想起托妮·莫里森的《寵兒》、雨果的《悲慘世界》以及拉爾夫·艾里森《看不見的人》，作者的行文又有借鑒博爾赫斯、卡夫卡以及喬納森·斯威夫特的痕跡。”
她為戴維·福斯特·華萊士(David Foster Wallace)未完成的小說《蒼白之王》作評，像在跟老朋友道別，像在為這位不朽小說家的做總結(jié)陳詞：“這本小說提醒讀者華萊士是一位了不起的觀察員、一名一流的知覺者，以索爾·貝婁(Saul Bellow)話語來說：對于周遭世界擁抱豐富的感知與情懷(of the muchness of the world around him)，記述著壓倒性的數(shù)據(jù)和生活想望，我們被不斷的被投擲、被束縛，每分每秒，變化莫測，人類被居住的環(huán)境景觀充塞填滿，小說試圖捕捉忙碌混亂的現(xiàn)實生活，小說主角間感情的細致差別、相互沖突和不斷突變的角色塑形－華萊士的共感覺散文體是如此冗長，句子松綁成為糾結(jié)成捆的線圈，文章充滿了高質(zhì)量短語和叨絮的批注。這就是為什么華萊士的小說、故事和文章經(jīng)常違抗閉塞，創(chuàng)作思維越來越大，不斷滋長，卷須發(fā)芽，甚至有時候會失焦離題。因為幾乎所有華萊士的文集包括《蒼白之王》，創(chuàng)作目標是用文字來套索，在某種程度上試圖抑制現(xiàn)代美國人的生活之中咋舌、五花八門又嘈雜混亂的生存困境。”
標準之上或標準之下，堪與經(jīng)典媲美或遠遜于經(jīng)典，合乎書寫典范或偏離寫作法則，欺世盜名或名不符實，富有見解或自言自語，偉大或遠離偉大，突破或固步自封，天才或平庸之作，兼具悲劇力量和理性深度或晦澀難懂又裝腔作勢……這些年來，無論是初涉文壇的新人還是聲名顯赫的大師，無論是底層起步的移民還是位居高位的權貴，無論是隅居大都市的紐約客還是來自彈丸之地的過江龍，“被角谷”成了英美文壇“檢驗書的標準”，成了文化評論界的直尺和圓規(guī)。
在今天中國，即便是像梁文道這樣長袖善舞的評論人依然處境尷尬：“以我20多年的經(jīng)歷來說，我已經(jīng)習慣被冷落，習慣沒有觀眾。”而“文學守門員”角谷女士卻贏得了來自白宮、好萊塢、文學院教授和紐約時報精英讀者群的掌聲和敬意。是的，我們有梁文道，但更多像我這樣的普通讀者，更期待有角谷美智子這樣“公認的權威”的誕生。
Written by :? 唐 瞬
2017.08.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