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白血病，如果能找到相同配型的骨髓源，作骨髓移植術（BMT），病人可望得到徹底根治，從而獲得新生。去年的《知音》雜志曾報道上海有位17歲的少年患白血病，孩子的父母傾家蕩產、飲淚泣血地求援，千呼萬喚地盼望骨髓移植，始成一場空，最終未能挽留住孩子的生命。留在世上的是孩子在病榻上的最后一張照片，那年輕、充滿朝氣的面容，目光里飽含著對生命的渴盼。17歲的少年是不幸的，與之相比，我是多么的萬幸！我的第二次生命是我的至親同胞弟弟小五給我的。
去年春節過后不久，我間斷發燒十余日，起初認為是感冒，吃藥打針都不見效。3月底丈夫陪我到醫院作全面檢查。誰知一張小小的血片呈現出駭人的結果，末稍血白細胞高達4萬，幼稚細胞占60%，血色素僅有6g.當時為我作檢驗的是朋友何技師，當她看到顯微鏡下滿視野閃著毒光的白血病細胞時不禁驚呆了！何技師馬上掩飾著內心的慌亂，讓我先去做其它項目的檢查，背著我把結果告訴了我丈夫。盡管丈夫對我說血象高是有炎癥，不要緊的。但我從丈夫那緊張、憂郁的眼神中已猜出了大半。畢竟行醫20多年了，我將面臨什么，自己心里很清楚。
第二天，丈夫陪我到西京醫院血液科作骨髓穿刺，檢查結果我被確診患了急性粒細胞性白血病。
這尤如晴天霹靂，親友們都被震驚了。姐姐、弟弟匆匆趕回家，背著我，和丈夫商量該怎么辦？當時我昏睡在床上，弟弟輕輕走進我的房間，站在床前望著蒼白、虛弱的我，淚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丈夫打電話向北京的同學求助，從不落淚的他，這時也泣不成聲…… ……
面對這無法回避的殘酷現實，我不想讓親人們為我揪心、難過，因而我的情緒出奇的冷靜、從容。我對丈夫說不要告訴80多歲的老母，怕她老人家承受不起這種精神打擊；也不要讓上高中的女兒知道實情，擔心影響她繁重的學業。
正巧在我患病前不久，中央電視臺"實話實說"欄目報道了北京中學生張穆然身患絕癥，微笑著走完她短暫的人生之路的事跡。我想，面對死的威脅，生的摧殘，一個十幾歲的女孩子都能做得那樣堅強，我又有何懼呢？我在日記首頁為自己寫下這樣一句話："我相信這不會是我的最后一本日記！"決心理智、坦然、勇敢地面對現實，承受一切，做一個生活的強者。
4月2日我住進了西京醫院血液科，開始接受化療。剛開始并沒有出現預想中的惡心、嘔吐，我的食欲也不錯。可是胃腸功能失調引起的便秘，使痔瘡出血卻一天天地加重了。就在第一療程的化療要結束的前兩天，我上廁所時因失血過多暈倒在地，失去了知覺。瘦弱的姐姐扶不起我，抱又抱不動，焦急地大聲呼救……
姐姐的呼救聲把我從冥冥之中喚醒，當時腦子里一片空白，當我漸漸地意識到自己這是在醫院里，是因患了血癌在化療時，那一剎那，一絲無可奈何地踏上不歸路的悲凄之情從心頭掠過。
蒼白、無力的我被背回病房，吸氧、輸液、輸血、灌腸，丈夫甚至用手為我掏大便。第二天，楊主任看我太虛弱想暫時停止化療，可是我知道化療同普通藥物治療不一樣，必須按療程進行，否則會前功盡棄。在我的要求下，終于按計劃完成了療程。
就在我住院化療期間，姐姐、弟妹輪流陪護我，丈夫和弟弟則四處奔波，為我聯系血液專家，咨詢診斷類型及下一步的最佳治療方案。
目前，骨髓移植是延長白血病病人無病生存時間，達到治愈甚至完全恢復健康的唯一有效方法。可是費用昂貴，至少需要20萬元，還要有相同白細胞配型的供者。配型的最佳選擇是同胞之間，由于遺傳因素，同胞間HLA配型相同的機率是四分之一，而在普通人群中相同機率則僅為十萬分之二。了解到這些情況，弟弟和丈夫下決心不論花多少錢，付出多么大的代價，也要為我治病，挽救我的生命。經與北京空軍總醫院血液科紀主任聯系，他讓我先作配型，然后前去北京治療。
此時的我心里十分矛盾和痛苦。因為自己患病，治療過程中遭受再大的痛苦，那是必然要承受的。可是現在為了我，要拖累我的同胞手足為我捐髓，不論誰能配上，我又于心何忍？！
我清楚地記得那天，弟弟聯系好姐兄，我們同胞4人來到西安醫科大學法醫系器官移植配型科，每人采了5CC靜脈血。第一次檢查，同胞們的白細胞分型都有了結果，而我因為剛輸過血不久，無法定型。
又過了半個多月，丈夫再次陪我到法醫系抽血檢查。那天不巧電梯壞了，丈夫背著我艱難地爬上了五樓。后來，當配型的賴老師告訴我，弟弟小五和我配型配上了，HLA的六個位點完全相同。當時我禁不住失聲痛哭，賴老師勸慰我：“配型配上了就有希望做骨髓移植，病就會好了。”可他哪里知道，我最擔心、最怕的就是這個結果，可偏偏是這樣…… ……。
我們同胞五人，弟弟排行老五。他雖然最小，可他最懂事，最仁義，他性格深沉、內向。自父親去世后，這些年家里總遇些坎坎坷坷的事，都靠弟弟撐著，這個有難他幫，那個受困他解，對年邁的老母更是最孝敬。我常為能有這樣懂事的弟弟感到欣慰。
我知道弟弟前幾年身體不太好，心臟檢查有左束枝傳導阻滯，肝功檢查轉氨酶增高。配型后，我真正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然而我想的最多的就是，萬一捐髓后對他的身體有影響，我怎么能對得起弟弟？怎么能對得起這個家？年邁的老母又怎么能受得了呢？我只想寧愿不作骨髓移植，也不愿連累弟弟。
經過一次次的化療，一次次的骨穿，到六月份我的骨髓檢查完全緩解了。這時我已住進北京空軍總醫院血液科。當時由于化療引起痔瘡復發，嚴重的出血、腫痛，折騰得我輾轉不安，徹夜難，服多種止痛劑都不見效，這真可謂雪上加霜。
主管醫生說必須先根治痔瘡，否則下一步的治療無法進行。更可悲的是跑了好幾家痔瘺專科、醫院，醫生一聽我是白血病病人，都面露難色，拒絕治療。后來在老同學佟加恩的幫助下，北京空指學院痔瘺專科醫院的韓院長同意為我做痔瘡根治手術。
為我這樣的病人做手術地確是有很大風險的。做過上萬例手術的韓院長也很擔心。做手術時見打麻藥的針眼出血不止，韓院長甚至在猶豫能否繼續手術。我忍著痛苦給韓院長打氣壯膽："放心做吧，我挺得住！"半個多小時手術結束了，當我被丈夫扶著走回病房時，同病室的幾位病友都唏噓不已。萬幸的是手術效果很好，傷口漸漸在愈合。
這段時間，我不僅要承受雙重疾病帶來的折磨，內心更是在痛苦中徘徊。我反復對丈夫說能不做異體骨髓移植就不做，聽說北醫人民醫院治療白血病有新方法，讓他去咨詢。丈夫帶著我的骨髓片，找到北醫人民醫院全國血液病權威陸道培教授。陸教授說他們的新治療方法只能用于M3型，而我的骨髓片和融合基因檢查不符合此類型。
當時我面臨著三種選擇：一是化療3——5年，治愈的機率僅在20%，而且隨時都有難以預料的風險；二是做自體骨髓移植，選擇的前提是沒有相同配型的骨髓源；三是異體骨髓移植，這種方法根治白血病最理想。丈夫已為我把手術款籌夠，和弟弟又配型相同，紀主任為我作出了最佳的選擇，讓主管醫生作骨髓移植前期準備，并通知我丈夫讓弟弟來京住院捐髓。
七月上旬弟弟還在外地出差，他接到電話后，便風塵仆仆地趕到了北京。當弟弟推開病房門，我一見他那消瘦、疲憊、曬黑了的面容，未張口說話，淚水就奪眶而出："我真不該拖累你，讓你陪著我遭這樣的罪…… ……""沒事，沒事，我現在身體挺好的，捐獻骨髓不要緊，只要能治好你的病，這不算什么！"弟弟越是這樣說，我越是心痛不已。
就這樣，弟弟也住進了醫院作全面檢查。沒想到的是檢查結果，弟弟的血小板竟不正常，才5.6萬（正常值10萬——30萬）。醫生說可能是誤差，需要復查，要不就做骨穿，骨髓檢查正常仍可做。紀主任特別向我解釋，保證供者的健康、安全是前提，如果供者身體條件不好，醫生不會勉強的。但我心里實在承受不了這個壓力，我不能為了自己去傷害弟弟。我拒絕做異體骨髓移植。
搞了幾十年血液病的紀主任，是位經驗豐富、慈善和藹的老專家，他見我這樣執拗，也無奈。他甚至為此嚴厲地批評了值班醫生和護士，說不該讓我看到化驗單。紀主任對我丈夫說，從骨髓片看，我的病惡性程度較高，而我的年齡是做骨髓移植的最高限，這就意味著我只有一次機會，要確保根治療效，異體骨髓移植更可靠。
從某種意義上講，我面臨的"是生存還是死亡"的抉擇，放棄骨髓移植，也許意味著放棄生存的希望。弟弟、丈夫都勸我，他們讓醫生按原計劃做著一系列的準備工作。
弟弟按醫生的意見做了骨穿，骨髓檢查正常，又多次復查血小板，漸漸由8萬升到13萬。于是醫生開始給他做捐髓前的"骨髓動員"，就是反復抽血、輸血，注射刺激因子。
第一次就要抽400CC血。當我看到弟弟的鮮血流進儲血袋中，心如刀絞，淚如雨下…… ……從前見血就眩暈的弟弟，此時面容卻是那樣坦然、堅定，他勸我說：“不要難過，你要做好精神準備，下一步化療會很痛苦，堅強地挺過這一關，病就好了。”
弟弟是個錚錚的男子漢，他想的、做的全都是為了我，絲毫沒有考慮自己。自我患病以來，他寢食不安、焦慮萬分，出差在外也是一天一個電話詢問我的病情。他對我丈夫說，不要怕花錢，一切都要最好的。當他得知骨髓移植能根治白血病，很快就找姐、兄一起來為我配型，結果出來，弟弟就決意要為我捐髓。
進層流病室之前，我撥通了西安弟妹小娟的電話，人隔千里，一線相牽：“小娟，我心里很難過，可又萬般無奈，小五就要為我捐髓了，我沒有別的辦法，只有托付你替我照顧好小五……”小娟也哽咽著說：“你不要難過，我支持小五為你捐髓，如果不是上學的孩子沒人管，我也要去北京的。”“雖然醫生說捐髓對身體沒有傷害，但必竟是有虧損，要遭受痛苦的。術后你要給他好補補，使他早日恢復……”“你放心吧，我一定會好好照顧小五的。你要安心治病，全家人都盼著你早日好起來。”“為了這個家，為了牽掛我的親人們，我一定要活下去……”
經過一系列周祥細致地準備，7月22日我進入層流病室。丈夫和弟弟送我到門口，弟弟叮囑我："在里面安心治療，盡量多吃飯，保持體力。"經過藥浴，通過四道隔離門，我進入了四米見方的層流室。這里是高度無菌的環境，與外界唯一的聯系是通過一部電話。當日護士就為我做了鎖骨下靜脈穿刺，這是保證大量用藥、輸液的通道。
患病的人痛苦，患白血病的人更痛苦，在層流病房里白血病病人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常人難以想象。因為這種病的治療原則竟是這樣的殘酷——"致于死地而后生".在層流室第一周，我首先要接受致死劑量的化療，目的是殺死體內的所有白細胞，"騰空"骨髓。每天要吞服150多粒藥，靜脈輸入大劑量化療藥物。化療的第三天，我就出現了嚴重的并發癥，出血性膀胱炎，每隔數分鐘尿血一次，疼痛使我徹夜難眠；劇烈的惡心、嘔吐，接連幾天吃不下飯；頭發在短短的三、四天內脫了個精光；有時連聽電話的氣力都沒有了。
層流病室的20多個日日夜夜、分分秒秒，我是在煉獄般的痛苦中煎熬過來的。這種痛苦沒人能替代你，與病魔斗爭，與死神抗爭，這是一場血的搏殺。我只有咬緊牙關挺著，堅信自己一定會闖過這一道道生死關的。
7月29日，北京的氣溫高達40度。這是一個酷暑難耐的日子，也是我終生難忘的日子，弟弟為我捐髓做采髓手術。
上午8點弟弟進手術室，在硬膜外麻醉下由兩位醫生同時在他的髂后上棘采髓，一邊采髓一邊輸血。每個針眼抽十幾毫升，要扎幾十個針眼呵！共抽了1200多毫升。大約在10點鐘，醫生給我用了多種預防反應的藥物，又詳細檢查了我的生命體征。11點鐘，弟弟的骨髓一瓶接一瓶地從手術室送進層流病室，輸髓開始了。我望著弟弟鮮紅的骨髓一滴滴快速地流入我的血管，這時的我已不是在流淚，壓抑不住的哭聲從心底涌出…… ……這是同胞骨肉給我的新的生命之源呵！血濃于水，弟弟用他無私、深沉的愛，給了我生的希望，這刻骨銘心的感受我已難以用筆墨來表達。
中午12點，丈夫打電話告訴我，弟弟安全順利返回病房，他和從西安趕來的姐姐在照顧弟弟，讓我放心。術后弟弟又輸了幾天消炎藥，8月2日弟弟出院返回西安。我打電話讓姐姐陪弟弟回西安，可弟弟卻說我這里更需要人，堅持讓姐姐留在北京照顧我。
就這樣，術后才3天的弟弟只身一人回到西安，弟妹去車站接他。弟弟僅僅休息了幾天，就投入了繁忙的工作中。他仍是一天一個電話詢問我的病情，我擔心他捐髓后的身體狀況，他卻總是寬慰我說："沒關系，我挺好的。"骨髓移植術不同于外科手術要動刀，但卻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系統工程，技術要求高，難度大，風險更不用說。可以說病人是在醫護人員的幫助下，在生死線上同病魔進行著殊死的搏斗。要過一道道的險關：致死劑量的化療關；末稍血白細胞降至0期，要過高危感染關；血小板降至1——2千，致命的出血關；輸異基因骨髓后還要過排異反應關等等。
為了預防感染，醫生給我用上了最昂貴的抗菌素；血小板低，尿血不止，眼見我呈重度貧血，血小板又供不應求。丈夫不顧幾個月來為照顧我，過度操勞、疲憊不堪的身體，卷起袖子，四天內為我捐了兩次血小板。
移植后每次要輸的血和血小板，都必須送到軍事醫學科學院作放射處理。在空軍總醫院和軍科院之間的路程上，丈夫不知跑了多少個來回，還要為我買東西送藥，有時一天連頓飯都顧不上吃。姐姐每日冒著酷暑，為我采購做飯。在化療反應最重的幾天，每當送進來的飯又原封不動地送出去時，他們都焦慮不安地打電話詢問。我在層流病室里受著煎熬，可我知道，親人們在外面也是度日如年啊！
在醫護人員的精心呵護下，在親人們的照顧支持下，在最艱難、最痛苦的日子里，我堅守一個信念：我的生命不僅僅屬于我自己，也屬于所有愛我的人，為了親人們，我一定要戰勝病魔，我會獲得新生的！我積極配合各種治療，把痛苦當作對意志的磨煉。后來為了能盡快地長細胞，我忍著嗓子刀割般的劇痛，盡量多吃一口飯，有時喝一碗粥都要用一個多小時的時間。
終于到了第三周末，我末稍血白細胞、血小板開始增長了，逐漸接近正常水平。8月17日我邁出了層流病房，見到在門口等候著的丈夫和姐姐，我淚眼模糊，百感交集。我經歷了一場生死磨難呵！
因為是骨肉相連的同胞手足為我供髓，HLA配型完全相同，骨髓移植后，我沒有發生醫生最擔心的排異反應；在空軍總醫院醫護人員的精心治療護理下，我在最危險的0期沒有發生感染；在血小板最低期，丈夫為我及時輸注血小板，避免了危險的出血現象。唯有我因化療并發的嚴重的出血性膀胱炎，尿血長達5個多月；術后3個月又因移植后轉血型不順利，一度出現嚴重的溶血性貧血，我曾再次住院。
就是在這病情反復的時侯，我仍堅信大關大難我都熬過來了，這也算不了什么！在醫生的調整、治療下，我的血型由原來的"0"型轉為弟弟的血型"A"型。這就是說，我的骨髓造血系統已由弟弟健康的骨髓所替代，骨髓移植成功了！
病樹前頭萬木春。痛苦難忘的1999年終于過去了，獲得新生的我，和親人們一起迎來了千禧之年，跨入了新的世紀。現在骨髓移植術后已近一年，我的體質在逐漸恢復、改善，血象、骨髓都恢復了正常。
從北京回來后，許多人關心我，看望我。我對他們說如果沒有弟弟，沒有親人們的關愛，也就沒有我的今天，這份摯愛親情將刻骨銘心地永鐫在我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