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源自知乎網的一個問答：“中國真的有很多窮人嗎？”其中一個匿名用戶的回答得到了4000多條網友的評論。作者沒有正面直接回答，卻道出了一段坎坷而感人的經歷。

一

2011年，我博士畢業，和妻子同時在一所二線城市的大學工作。兩家的基本生活條件，都屬于三線小城市的富裕家庭。

2011年10月，岳父給妻子打了個電話，先是寒暄，說是想我們了。妻子覺得不對勁，追問之下，岳父說已經確診，他是肝癌加膽囊癌加胰腺癌。幾個關鍵器官，都發現了癌細胞。以前我們覺得，癌癥距離我們好遙遠，沒想到自己身邊的人會患癌癥。妻子和我商量，要盡最大努力在經濟上給予支持。

當時，我的工資大概每年8萬元。有機會，我就去給自考生、成教生講課，每節課60元，每年能多掙2萬元。拼命找朋友、師兄、師長做項目，每年能再多掙5萬元。我和妻子在2011年，年收入大概20萬元。

20萬元怎么用的呢？岳父手術，我們立即拿出5萬元；隨后的跟蹤治療，每月至少1萬元；每個月生活費、營養費5000元。到2011年年底，我們大概花了8萬元。平時去醫院的路費、住宿費就不算了。我母親非常支持我們，時時給我們貼補。

生活突然變得很困難。去代課的機構外邊有家炒面，我愛吃雞蛋，加一個雞蛋就覺得很幸福。在網上買褲子，100元3條包郵，剛好夠夏天換洗的。有時候下課晚，要趕火車，太堵，直接叫個摩的，冬天特別冷，刮得臉疼、頭疼。不敢生病，因為要花錢。每個月辛苦代課的錢和學校的工資，拿到手至少1萬元。這些錢，都不舍得花，要準備老人看病的醫療費用。妻子一直穿著幾年前大學讀書時買的羽絨服，仔細看袖口，都磨出內膽，她就穿著這樣的衣服，走上冬天的大學講堂。

每個月掙的錢，兩個人加起來很厚了，送到醫院卻顯得那么薄。

二

2011年11月，在岳父手術之后不久，妻子懷孕了，她年紀不小了，醫生建議一定要留下。2011年年底，放寒假之前，學校給每個老師發了一箱橙子，當時我在外地出差，就安排妻子找我同事幫忙搬到家。妻子臉皮薄，自己提著箱子，不舍得打車，去趕公交車，結果導致先兆流產。2012年的春節，我們一家都是在醫院度過的：岳父在老家省會醫院繼續治療，妻子在醫院靜躺安胎。春節的城市，人很少，我穿梭在家和醫院之間。那個冬天，真冷。我給妻子買了生排骨，在家煲好，送到醫院，妻子的第一句話就是：“多少錢一斤啊？”

妻子懷孕7個月的時候，還在講課。孩子出生兩周后，妻子就上班了，孩子沒有喝過母乳——學校有產假，能休一個學期，但只發基本工資的80%，每月大概只有2000元。

這一年，最快樂的事情，是岳父在有生之年，見到了外孫女。岳父很疼愛我們的孩子，每次見面都抱著，愛不釋手。

三

2013年大年初二，我們去岳父家拜年，他拿出酒要跟我喝，被岳母攔下了，他又奪了過去，說：“還能和孩子喝幾次酒啊。”家里有病人的春節，是人生的一種凄涼。

其實大年三十的晚上，妻子就提出要去岳父家看看。當時我說一起去吧，妻子拒絕了，說：“你就在家陪爸媽，帶孩子吧。”很久以后，妻子告訴我，那年大年三十晚上，岳父又開始發燒，打擺子，岳母一個人都按不住。

2013年端午節，岳父的精神很好，我們一起出去散步、聊天，他還有興致讓我找家好館子。癌細胞最后的擴散速度非常快，似乎一夜之間，就長滿了身體所有的器官。岳父很堅強，后來化療不能做了，做微創，把肋骨敲斷，定點燒癌細胞，他用手抓著手術床，疼得快把牙咬碎了。

2013年7月，岳父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岳父是醫院的“抗癌明星”，但也沒敵過死神。他臨死的時候，已經痛得昏迷了，注射嗎啡都沒用。人最痛的時候，中樞神經會自動把痛感調低。我問過醫生，癌癥有多疼？醫生想了一會兒說，萬蟻噬骨。

岳父去世那天，學校還沒放假，妻子和我加班把手頭的試卷閱完。晚上9點多，妻子的電話響了。放下電話，妻子沉默了一會兒，趴在我懷里，說了一句：“爸爸沒了。”

我腦海中呈現一幕幕圖景：岳母攙扶著岳父，趕大巴去醫院；兩個人相互攙扶，到醫院餐廳吃飯；岳母和大舅哥在醫院奔波，找醫生、找藥。幾乎每次到醫院，岳父都坐在床上，拿著前一天的住院清單，戴著老花鏡，安靜地看著，輕聲地唏噓，略帶負罪地看我，打招呼。每次我離開醫院，都告訴自己，堅持，再堅持……

四

岳父去世后，我開始反思自己的人生。我想，我有必要開始全心全意地做一件屬于自己的事情了——我想去更大的世界。家人也贊同，經過這次生死劫難，每個人都覺得，原來我們的小康之家是如此脆弱。

2014年3月，我正式從高校辭職，到一家公司擔任執行總經理，年薪保底30萬元。我到新公司報到的第二天，媽媽告訴我，爸爸從2013年年底開始，幾乎每天下午發低燒，持續兩個月了。經過岳父的事情，我當時很冷靜，肯定是癌癥或者其他重疾。

到醫院檢查，沒發現癌細胞，大家松了一口氣。骨髓穿刺做了兩次，最后查出來了，是血癌。每天的治療費用，平均1萬元。

其實，苦難的人生距離我們很近。

當天就湊夠了住院費。我爸爸兄弟3個總共有10個孩子，大伯家5個，二伯家3個，我們家兩個——我有個親姐姐。爸爸住院用錢太急了，即使賣房子，也需要時間。媽媽給堂兄、堂姐打了電話，每個人都直接打過來兩萬元。我有個發小，外企高管，從小在我家吃爸爸做的飯菜，他直接打過來10萬元，說：“這個錢，是給爸爸看病的，不用還。”爸爸的幾個好朋友，也跟我要卡號，說：“這是給我大哥看病的錢，孩子你不用管。”

當時我們所有人都那么“忙”，姐姐在爸爸住院的當天生孩子，我給姐姐一打電話，她就哭。我說：“如果爸能挺過這一關，我們倆要做好骨髓捐獻的準備。”姐姐說：“捐我的！”姐夫很孝順，有空就去醫院。爸爸去世那天，姐姐剛出月子。

五

我爸爸的治療時間非常短，只有35天。媽媽一直陪護著他，醫生囑咐要吃高蛋白食物，媽媽就每天去菜市場買條魚，自己親手做。爸爸去世前兩天，和正常人一樣，只是稍微虛弱一點，和他交流，完全看不出任何病態。我問他：“疼不疼？”他說：“就是難受。”

爸爸去世當天，我對他說：“爸啊，我得回公司看看，剛到新單位，擔心人家有意見啊。”爸爸說：“你走吧，沒事，這邊人多。”走到高鐵站，我給四堂哥打了個電話。電話接通的那一刻，我忍不住放聲大哭，說：“哥，我撐不住了！”四堂哥說：“放心吧，我和你嫂子一直都會在。”

我是中午12點走的，晚上6點陪一個朋友吃飯時，妻子打來電話，說爸爸不行了，媽媽在找救護車，準備往老家拉。我沒見到爸爸最后一面。等我趕到老家時，爸爸已經換好了壽衣，冰冷安靜地躺在那里。爸爸只是個普通人，沒什么大本事，但人緣很好。當天，熟悉的、不熟悉的親戚、朋友，全來了。

爸爸的最后一頓飯，是和我吃的。爸爸去世的前一天，妻子和我陪他。我問他：“爸，中午你想吃啥啊？咱吃面條好不好？醫生囑咐了，不能吃太油膩的東西！”爸爸似乎有點生氣，說：“面條不好吃，買點肉吧。”我就問護士能不能吃肉，護士想了想，說吃吧，增加蛋白，可以的。我到飯店訂了個豬肘子，要了一個素菜，兩個米飯，打包回來。我們爺兒倆把一個肘子，差不多兩斤，全部吃完。這是爸爸辛苦一生的最后一餐。

生老病死，是最自然的，但也是最令人痛苦的。萬物生于塵土，復歸塵土。

爸爸走得太急了，讓我們所有人都措手不及。爸爸是我的精神領袖，是我最愛、最敬重的人。他死后這一年，我幾乎每個禮拜都能夢見他。有時候在夢里，我就摸他腦袋，很涼。我見過很多癌癥患者的家屬，他們都和我一樣，有個習慣性的動作，就是摸病人的腦袋，如果哪天病人不發燒，就是我們最大的幸福。夢里，我對爸爸說：“爸，你不發燒了，你好了啊！”爸爸說：“是啊，我好了啊！”

六

治療癌癥的很多特效藥和進口藥是不報銷的，很多手術費用是不報銷的，化療使用的藥物和調節性的藥物，大多數也是不報銷的。岳父總共花了100萬元左右的醫療費用，大概只報銷了35萬元，剩余的60多萬元，我們出了30多萬元，親戚給了約10萬元，岳父自己的錢有十幾萬元。

一分錢難倒英雄漢，錢解決不了所有問題，但它能帶來相對的安全感。我們這一代人，從小努力讀書，成年后努力工作，背后的動力就是擺脫“窮”，擺脫包括經濟、機會、心智等各個方面的“窮”。命運的可怕之處在于，它總在人最得意的時候，不經意地同你開個玩笑。上大學的時候，我總喜歡給世界貼上自以為是的標簽，比如，有錢的生活應該如何？社會應該如何？別人應該如何？慢慢地磨煉，學會了不說話，低著頭，隱忍地活著。也正因為懷揣著對未來的希望，才不斷追求、不斷進步。人生那么短，其實沒什么好抱怨的，努力了、爭取了，也就欣慰了。人生真正的窮，是人生窮短，給我們的時間太短、機會太少，來不及愛，人就老了。

我和父親、岳父的感情都很好，他們兩位也經常小聚。岳父2011年手術后，我和妻子把他接到我家住了一段時間。岳父的身體太虛弱，我們又太忙，每天都是爸爸給他做飯。兩個老人，都沒活過62歲，都是拼命工作了一輩子，退休金拿了不到兩年。妻子和我都是80后，在父母可以享受天倫之樂的時候，痛失親人，這種痛苦，是把心一片一片切碎的感覺。有時候，半夜我們之中突然會有一個人起身，坐在床邊，默默地哭泣。我和妻子明確了一件事，如果將來我們倆得了絕癥，就不再治療了。

有條件就多生孩子吧，人能保證自己年輕時能干，但誰也不能保證自己老了不得病。老有所養，不是個腐朽的傳統，而是一種生活的方式。岳父生病時，如果沒有大舅哥，我不可能在外邊安心賺錢；爸爸生病時，如果沒有姐夫，沒有一群堂兄弟，沒有一群好朋友，我撐不下來。

死亡是人生大苦，也是人世間最大的公平。任何人都不免一死，死卻不是負面的悲劇，而是呈現出一種悲壯：渺小的人類，知曉個體命運終結的必然，卻依然飛蛾撲火般地抗爭，每一簇小小的火苗，構建了人類今天的文明。生死真苦，但這是生命的常態，我們都會這樣老去、死去，在塵土中滋養新的生命。給自己一個理想、一個希望，讓這段孤獨的旅程，顯得有光。短短人生路，我們都在世間修行。

（喆　喆摘，王 青圖）

轉自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