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過原著或者看過根據夏綠蒂·勃朗特小姐的原著改編的電影《簡·愛》的中國讀者或者電影觀眾太多了，我似乎沒有必要重申，當羅切斯特先生和愛小姐第一次站在教堂里等待牧師宣告他們可以結為夫妻時，是什么拆散了這段好姻緣。如果你要說是那位梅森先生的阻止讓愛小姐離開了羅切斯特先生遠走他鄉的話，那我還是要重申一遍，被愛小姐視作與羅切斯特先生之間婚姻障礙的，是梅森先生的姐姐、羅切斯特的太太。不不，這里沒有小三，只有一個精神病患者，羅切斯特太太是個精神病患者，當初羅切斯特先生娶她為妻時，沒有人告知他梅森家族有精神病遺傳史。從梅森小姐到羅切斯特太太，對那個女人而言，生活有了重大變化，身體里的毒素因著主人無法調適而發酵，終成精神病患者。善良的羅切斯特先生雖被蒙騙也不愿意看著妻子被關進瘋人院備受折磨，就采取了折中的辦法，將太太關進莊園的閣樓自己浪跡天涯放浪形骸。假如愛小姐沒有應聘阿黛爾小姐的家庭教師來到莊園，羅切斯特先生的故事就淹沒在歷史的灰塵里。是夏綠蒂勃朗特小姐，將羅切斯特先生寫成了一個經久不衰的世界名人，同時也譜寫了一曲愛情的絕唱。所有人都沉醉于《簡·愛》醇厚的愛情，可今天，我們要說的是那個閣樓上的羅切斯特太太，為什么羅切斯特先生不忍心將其送進瘋人院？
《簡·愛》的故事，發生在200多年前的英國，那時，遑論英國，就算是在總是開風氣之先的法國，對待精神病患者的態度就是將他們關進瘋人院給予非人的所謂治療，就像書中羅切斯特先生所描述的那樣，綁在床上、餓其肌膚乃至下狠手毒打等等。這一境況直到1800年才開始得以改觀，因為這一年英國政府開始立法成立公立瘋人院，英國精神病患者的待遇才有所改善。
可是，社會對精神病患者的歧視，并沒有因此而有所改變，比如，政府管收治精神病患者的醫院依然叫“瘋人院”而不是后來更加科學和充滿人文關懷精神的“精神衛生中心”，且這種歧視一直持續到《黑夜爐火》等一系列著作的作者亞瑟·克里斯托弗·本森成為杰出的教育家和作家的19世紀末20世紀上半葉。
現在，凡是介紹本森的生平，都會有這樣一條：“但不幸的是，同樣遺傳在他身上的還有家族性精神病。他本人患有狂躁抑郁性的精神病”。今天，我們讀這條“標簽”，是帶著崇敬，因為他即便身染重苛都不曾放棄過寫作，從而成為一名勤奮、多產的作家。時光倒流100年，假如我們是本森這樣的社會名流，會那么無所顧忌地白紙黑字地告訴別人自己是一位潛在精神病患者嗎？亞瑟·克里斯托弗·本森的了不起就在這里：當抑郁還是一種見不得人的精神疾患時，他竟然將自己的病程毫無保留地記錄了下來。也許那只是一個作家的下意識，卻為狂躁抑郁癥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精神疾患，留下了全面的第一手資料。
“可怕的厭倦感吞沒了所有這一切，仿佛我的生命之泉在逐漸枯竭。”（第2頁）
“原有的恐懼感急速地掠過我的腦海，不可名狀的恐懼感、生活的痛苦就這樣奇怪地干擾著我的情緒。”（第3頁）
“我空虛的心靈就像諾亞方舟放出的鴿子，急迫地拍打著翅膀，卻發現四周仍是一片汪洋。人的眼睛檢驗不了我的痛苦，人們的手撫慰不了我的痛苦……”（第21頁）
“我只能無助地坐在那里，任憑恐懼感越來越強地向我襲來，勢不可擋地吞沒我身邊的所有事物，讓我感到極大的痛苦。”（第29頁）
……
經歷過或者目睹過抑郁癥患者病程的人們都知道，要在深受病痛折磨之下完成一本書的寫作，得有多強大的意志力？“如果人類有能力表達，或者希望他們的表達有用，他們就應該吧自己真實、生死攸關的經歷講述出來”，就是在這樣的信念支撐下，本森先生依靠自己頑強的意志，不僅自身的躁郁癥得到緩解，還重新投入到教書育人和寫作中，這才有了這本《黑夜爐火》。
那么，《黑夜爐火》的價值到底在哪里？為一個躁郁癥病人重新投身正常的生活狀態，這本書無疑是一個勵志的案例。不過，在我看來，本森先生忠實的記錄還為后來躁郁癥的資料提供了可行的方案，“所以出門時我總是隨身帶著一個信封，里面的信封上列出需要做的事，以防我出現精神崩潰的情況。到了晚上，我覺得可以可怕的信紙少掉時，我慶幸自己幸福地度過了一天！”（第30頁），直到今天，心理醫生提供給抑郁癥的初步治療方案，都少不了這一條，這難道不是本森先生用自己的切身體驗為醫治躁郁癥提供的寶貴經驗嗎？
遺憾的是，整本書里本森先生沒有提及一筆自己在治療躁郁癥期間有沒有輔以藥物，于是，我們就可以逆向思維本森先生病愈寫作這件事，也就是說，他的躁郁癥還沒有嚴重到必須依靠藥物才能控制住病情——我特意在此做這一說明，是想告訴《黑夜爐火》的讀者，嚴重的躁郁癥患者哪怕自身的意志力超過了本森先生，恐怕也不得不求助于精神中心的醫生和藥物，就像沒有人會命令一位癌癥患者憑借自己的意志力去克服病痛一樣，躁郁癥就是一種精神癌癥！
無論如何，本森先生極富勇氣地如此細致地描述躁郁癥患者發病的過程，留給了醫學界一份寶貴的病史，也開了精神病患者愿意將自己的病史貢獻給醫學研究的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