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里，說到了“唐太宗縱囚”一事：貞觀六年（公元632年）的臘月，春節即將到來，唐太宗釋放了關押在大理寺監獄的390名死囚，讓他們回家與親人團聚，好好過個年，第二年9月回京領死。同時，唐太宗還下了一道圣旨：在囚犯們回鄉“探親”期間，各級刑事部門不得監控。眾囚犯痛哭流涕，感念天子之仁政，在“探親假”結束之后，不約而同回到京城，無一人逃亡。為此，唐太宗龍顏大悅，認為死囚遵守謊言，遂再下一旨：將眾囚全部赦免。
應該說，唐太宗此舉的主要目的是樹立自己的仁德之名。6年前（公元626年），他發動了“玄武門之變”，殺死太子，奪得帝位。在世人看來，這樣的行為無仁又無德。所以，他要重塑自己的形象，改變世人對自己的評價。他不但釋放了死囚，而且將后宮中的三千宮女盡皆釋放，讓她們離開皇宮，到廣闊的人間尋找幸福，過自己想要的生活。
當朝大詩人白居易為唐太宗的仁德之舉大為歌頌，作詩詠嘆：“怨女三千出后宮，死囚四百來歸獄”。極大提升了唐太宗的形象與魅力。
然而，歷朝歷代對唐太宗的行為并沒有多高的評價，多批評之音。三百年后，歐陽修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名為《縱囚論》，批評唐太宗“沽名釣譽”，不足道，不可取，他直言不諱地說：“上下交相賊以此成名也。”又三百年，金圣嘆讀到了歐陽修的文章，對歐陽修擊掌贊嘆，稱贊此文：“有刀斧氣，橫斫豎斫，略無少恕。”意思是說，歐陽修毫不留情地揭示了唐太宗釋放囚犯的“弊端”，鏗鏘有力，剖析深刻，鞭辟入里，站得住腳。
細細想來，唐太宗與390名死囚進行了一次深層次的“心理博弈”。唐太宗要名，死囚要命，各取所需，相互成全。唐太宗深諳“攻心之道”，早已料到死囚在“探親假”結束之后必定回京“領死”。死囚也不傻，他們在近一年的“休假”期間內，思想上并不安穩，而是反復揣測“圣意”。他們知道，如果借此機會逃跑而不歸京，最終難逃一死。如果老老實實地回京，仁慈的太宗皇帝必定非常高興，皇帝一高興，還忍心殺人嗎？皇帝既然敢放死囚回家，就有可能赦免死囚。于是，390名死囚準時“歸獄”。
清人吳楚材、吳調侯編纂《古文觀止》時，亦對歐陽修的觀點作出中肯的評價：“太宗縱囚，囚自來歸，俱為反常之事。先以不近人情斷定，末以不可為常法結之……”
因此，在這場歷時近一年的心理博弈中，皇帝與死囚的目的都達到了，皆大歡喜，卻又十分“反常”。因為，法律的威嚴蕩然無存。皇帝的“仁政”與死囚的“感恩”，也成了徹頭徹尾的“虛情假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