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史蒂芬·B·斯密什（Steven B. Smith）從芝加哥大學畢業，獲博士學位。芝加哥大學是列奧·施特勞斯任教近20年的大學，盡管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兩者之間的師承關系，但我們仍能看出施特勞斯對斯密什的影響頗深。

早在2006年，斯密什就出版過《閱讀施特勞斯》，來回應媒體與學術界對于施特勞斯及其學派的抨擊。而這部《政治哲學：了解當下的政治生活》，更是接續施特勞斯學派的對于西方政治哲學史的重要著作。

一、政治哲學抑或是政治思想史？

在這部書中，斯密什考察了自古及今的八位重要的政治哲人，但是他卻聲稱“寫作此書是要使它成為一本政治哲學導論，而不是更為常見的政治思想史” （序001）。這明確反映出斯密什的寫作是政治哲學式的，而非政治思想史的。那么，斯密什為什么要強調區分政治哲學與政治思想史呢？

政治哲學式的研究是施特勞斯學派為反對兩種研究趨向——在美國流行過的對政治語言進行枯燥“概念分析”和劍橋思想史學派的將政治觀念納入歷史脈絡，進而形成的。同樣，在與上述兩派研究進行區分后，斯密什提出，“政治哲學就是對政治生活的永恒問題的探究，一切社會都必定會遇到這些問題，它們包括‘誰應當統治’‘應當如何處理沖突’‘應當怎樣教育公民和政治家’等等”。序001

那么如何才能擁有“政治哲學”的思考能力呢？施特勞斯曾經回答過這個問題。在他看來，“學生不論資質高下，只有閱讀經典名著，才可以接觸到最終成為教師的最偉大的思想家。自由教育就在于足夠謹慎地研習那些最偉大的思想家留下的經典著作——這是一個經驗較豐富的學生幫助缺乏經驗的學生，包括初學者的學習過程”。（施特勞斯《古今自由主義》第一章 何為自由教育？1）斯密什也是如此評價施特勞斯這位思想的導師，“施特勞斯首先是位讀者。他教導學生怎樣閱讀，以及像他這樣的‘細心作家’更愿意被如何解讀。施特勞斯擴大了我們閱讀的范圍，將早被遺忘的人物以及其他為政治哲學經典忽略的人物介紹進來”。（《閱讀施特勞斯》導言：為什么現在要讀施特勞斯？15）因此，繼承施特勞斯政治哲學就是繼承他從研習該學科的偉大著作入手的研究方法。可以說，斯密什這部書正是向施特勞斯致敬之作。

二、注意《政治哲學》的謀篇

然而，斯密什不是施特勞斯，我們既要關注他對于施特勞斯學派觀點的繼承，也要了解他對政治哲學進一步的思考。套用施特勞斯的說法，我們應該注意這部《政治哲學》的謀篇。

在本書的后記中曾提到，“貫串著這一學派學說的由單一作者書寫的政治哲學史一直付諸闕如，這本書一定程度可以說填補了這個空白”。盡管我們需要承認這本書的地位，但也需要看到，施特勞斯的《自然權利與歷史》本身，其實也就是一部以自然正義/權利為線索的政治哲學史，而且施特勞斯在這部書中第一次明確而且系統地闡述了施派政治哲學的研究問題。后來，由施特勞斯與克羅普西主編的《政治哲學史》，也只是對于政治哲學問題的深化與補充。那么，斯密什的《政治哲學》與施特勞斯的《自然權利與歷史》相比有哪些特點呢？這就需要將兩部書的內容加以比勘才能得到答案。

《自然權利與歷史》共分為七章，除導論外共六章，第一、二兩章分析現代政治危機，第三、四兩章講述古典政治哲學，第五、六兩章是對近代政治哲學的討論。

《政治哲學》共分為十二章，除第一章為什么是政治哲學與第十二章捍衛愛國主義外，全書的主體部分共十章，從第二章安提戈涅與沖突的政治到第六章《圣經》中的政治為古典政治哲學；從第六章馬基雅維利與建國的技藝至第十一章托克維爾與民主的困境為近代政治哲學。可以清楚地看到，斯密什在這部《政治哲學》中，省略了對于現代政治危機的檢討。

這不是一個可以忽略的區別，因為恰恰是對于現代危機的分析，才構成了施特勞斯學派古今之爭的議題，也就是說，施派回歸古典政治哲學的前提恰恰就在于現代性的政治危機。斯密什將這個問題省略，直接討論了哲人與城邦的沖突，從而引入政治哲學問題的討論。他這樣布局的用意何在呢？

我們在后面的閱讀中，找到了答案。在處理近代政治思想問題上，斯密什與施特勞斯漸行漸遠，雖然他依然保留了施特勞斯部分論斷，但是對于近代政治哲學的評價上，他顯然與施特勞斯有了巨大的分歧。

施特勞斯認為近代政治思想本質上就是現代性的三次浪潮，而且每次現代性的浪潮都進一步加劇了現代性的危機。這個觀點反映在《自然權利與歷史》中，對于霍布斯與洛克通過自然權利論與傳統政治割裂，恰恰代表著第一次現代性的浪潮；盧梭激進的現代性方案代表了第二次現代性的浪潮；而全書的前兩章描繪的20世紀現代性的危機，則是第三次現代性的浪潮。可以說，施特勞斯描繪的現代性危機，恰恰是近代政治思想與古典政治哲學斷裂的結果。

很顯然，斯密什放棄了關于現代性批判的框架，在他看來，近代政治思想預示著現代憲政的發展道路，從馬基雅維利開始與傳統政治決裂，霍布斯、洛克通過自然權利來構筑現代契約論，為現代憲政奠定了理論基礎。而盧梭對公義的分析，則為現代民主政治提供了理論前提。直到托克維爾對美國民主政治的刻畫，才真正完成了現代政治從理論到實踐的轉化。應該說，斯密什以托克維爾結尾，恰恰是呼應了美國現代政治。

如果說布魯姆的《美國精神的封閉》是對施特勞斯現代性危機的通俗解釋的話，那么斯密什這后半部講稿，就是福山《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的簡化版。這一點也恰恰能夠說明，斯密什《政治哲學》與《自然權利與歷史》相比為何缺少了現代性危機的部分。

結語

當然斯密什與施特勞斯的分歧，其實也并不稀奇，畢竟“施特勞斯派也分好多種，各自有著諸多不同的興趣和觀點。有些完全獻身于古代哲學，有些投身于后現代，有些具有強烈的宗教情懷，有些則相當世俗，有些思考政治學和政策制定，有些則鉆研關于存在這種最深刻的問題”。（《閱讀施特勞斯》導言：為什么現在要讀施特勞斯？12）

這樣的解釋固然成立，但我們還能再深入一步，發現施派內部分歧的關鍵。也就是說施派內部的分歧，本身也依然是政治哲學問題。施特勞斯為了解決現代性危機，因此回歸古典政治哲學來對現代性進行批判。這種對古典政治哲學的回歸，構成了現代性“洞穴”的對立。也就是說，古今之爭背后依然是哲學與城邦的對峙。

“古今之爭”這一洞見，構成了施派學者的基本信條。那么，當洞見成為教條后，那么如何走出施派“洞穴”，就成為新一代施派學者的重要問題。在施特勞斯的第一代弟子中，就有包括羅蒂、羅森等人明里暗里地反抗；后來，馬克·里拉、斯密什等人也與施特勞斯的觀點拉開了距離。究其原因，恰恰就在于施特勞斯學派內部本身也存在的“哲學與政治”永恒的沖突了。

（本文載《 晶報 》2015年2月1日A12 版 題名：后施特勞斯學派的政治哲學史http://jb.sznews.com/html/2015-02/01/content_313904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