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此岸的克利斯朵夫》是木心少有的懷友文章，記敘他與畫家席德進的往來。

我對席德進一無所知，對木心，看過幾部作品。早先在微博上看到介紹這篇文章的，昨日在閱讀文集《溫莎墓園日記》時，不期然，倒數第三篇就是《此岸的克利斯朵夫》。讀下去，總歸是先生的文章，隱晦又隱晦，筆觸溫婉又溫婉，讀至夜半，翻看結束處到底在哪里，不禁大吃一驚，原來這么長。

讀完，已是睡意全無。

總是這樣的追憶，才讓人神傷不已。仿佛受了內傷，表面上固然看不出，但是，那痛總會時時席卷而來，覆水難收。

歷經劫難，先生似乎要收起藝術家的思維，反省為何一代人的命運軌跡：

……我們又正處于那種尷尬的年齡，所有的伎倆是假裝“老練”，對任何人都矜持不懈，結果便是無救地“稚拙”。一是生性倨傲，耿介而容易鐘情。二是童年和少年的憂傷并不能算作是現世生活的閱歷，對整個世界還懵懵懂懂。三是邁步入世，一腳踩在中國近代史的最拗攪得章節上。當時精明強干的中年知識分子，飽經風霜足智多謀的老年知識分子，尚且棲棲遑遑，慌于擇人生道路，何況是我輩毛羽未全的藝術小信徒。

先生如此反省那段黑暗人生之到來的原因，似乎一切怪之于自身，怪自己未能拎清彼時的社會環境。毫無責怪社會環境之意。但不能不責怪的吧，但并沒有表露。只因為他始終關注的是個人在藝術上的修養，以及尋找心靈的休戚相關者。那個年月的藝術小信徒，凋零又凋零，似乎只剩下席德進，但抱著藝術至上的原則，對于席德進，他始終又都是矜持的。

在藝專時，看到席德進苦練線條，他心里想的是：

我始終不以為憑某一項基本功能成氣候，各項基本功綜合起來也仍是“基本”而已。這種必然的線必然的形，如果沒有特別繁復的淵藪，會流于概念化、表面性。

然而在嘉義的日子里，兩位藝術的信徒又是快樂的，徹夜暢談，終日相伴，“行將長別，話題多而瑣碎，仍是三句不離藝術，從未涉及家庭、親屬”，這一代人就是這樣過活的，這代人的“青春年華是這樣結結巴巴耗完的”。

然而嘉義話別即是永別，直到八十年代席德進先走一步。兩位先生再也沒見面。臨別前，木心寫一封長信，預備放在席德進枕邊，想對方在自己走后看后有多么高興。但猶疑再三，覺得不該“交淺言深”到此種地步，信中，都是木心對于藝術的理解，時時懷疑對方是否能夠理解自己，時時驚疑自己是否錯付心意。最終，還是取回了那信。

直到多年后，得知席德進病重，又預備給他寫一封長信，甚至說道當年那封未付的信。然而，收信人已經沒有機會再讀了。木心，也沒有機會去再做判定，到底該不該給他看呢？

死者已矣，但生者，并未讓步。但也得妥協于命運。但還是要說：

死，使“情的隱私”朗凈以成人生的暖意潤感，而“理的諍訟”，卻正因生死之隔，只好適可而止，所以我諱避了這類題旨。

即使再見到席德進，木心也是要與他辯論一番藝術題旨的，倘若席德進健康，天假年歲，那長信恐怕也未必能如愿抵達。這是木心的苛刻，是對死亡也不讓步的苛刻。

近日剛看完《福爾摩斯先生》，這部由伊恩?麥克萊恩主演的福爾摩斯影片，已經不是在探討案情了。福爾摩斯一生所推崇的是邏輯——只有邏輯思維是罕見的，不可得的，即使死亡也無足輕重。但有些事情并不能依靠邏輯來解釋。他在最后一樁案件中深受打擊。華生篡改了案情，將案情寫成并不符合邏輯卻符合世情的故事。因此，福爾摩斯說華生終歸是不了解他。這是三十年前的福爾摩斯。但老年的福爾摩斯終于明白華生的苦心，甚至為拋棄妻子的日本人編織了一個美麗的謊言。但是，這只是老年的福爾摩斯。回到三十多年前，福爾摩斯同樣不會理解那個女人為何要自殺，仍然要經過漫長的年歲才會明白。這就是人生——一個不斷追尋的過程。

就像木心，死亡給人以溫情，讓人不去爭論那“理”，但并不代表不存在。但如果爭論，又勢必被世俗加上冷酷無情的中傷。所以，木心選擇沉默。但所幸并未完全沉默，這篇《此岸的克利斯朵夫》開開合合，說的都是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