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五銖錢的發展與緡錢令的后果
無論是美元還是人民幣,都有相當強大的防偽功能。防偽的作用在于提高了除國家以外的其他組織和個人隨意印制鈔票的門檻。特別是組織和個人偽造錢幣,很難形成如國家一樣的規模優勢,制造完全相同鈔票的邊際成本遠遠大于國家。在金屬貨幣時代,規模經濟的道理也同樣適用。緡錢令和鹽鐵專賣使帝國的財政力量空前強大,于是帝國也能不惜血本鑄造貨幣,通過技術門檻將民間和地方鑄造的錢幣排斥在市場之外。
郡國多柬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鐘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余,白金終廢不行。……其后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于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奸乃盜為之。
對待地方,帝國通過行政命令禁止其鑄造貨幣。而對待民間,則通過鑄幣的規模優勢使其盜鑄成本增加。劣幣逐良幣的事情,可能發生在帝國中央鑄造的貨幣數量不夠多的時候,當工藝優良的“良幣”數不勝數的投放到市場上的時候,持有“良幣”而使用“劣幣”就變得不太令人理解了。“良幣”沒有稀缺性,你藏著它干嗎?同樣,“良幣”滿大街都是,你使用“劣幣”購買食貨,就會面臨被拒收的風險。但帝國人民從那時起就擁有了膽大心細、聰明勤勞的特質,仍然有“真工大奸乃盜為之”。不過,這已經不是主流了。
專門鑄錢的“上林三官”注定要在中國貨幣史上留下大名。上林三官其實是在上林苑辦公的三個官員。至于是哪三個官員,所說不一。有種說法是鐘官,技巧,辨銅。鐘官掌鑄錢、辨銅掌原料、均輸掌制范。最后,漢武帝決定設立新的官員掌管帝國的新的財政金融業務,這就是水衡。
帝國以往的財經部門主要有少府、大農、太仆。少府即后代的內務府,負責皇家的供養。大農,掌錢谷,負責田賦。太仆,負責畜牧。這三個部門當中,少府說白了是皇家私人的管家,太仆的主要職責也是為了皇室和軍隊準備馬匹,能給帝國帶來財政收入的只有大農。但大農負責的是正稅,而緡錢和鑄幣是不管的。隨著緡錢令的實施,緡錢收入成為帝國財政收入的一大部分。前面說過,緡錢令實施以后
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余頃,宅亦如之。于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
商賈破產、人民不樂意生產而愿意去盜竊,這恐怕有夸張的成分。但如果把緡錢令看作是一種稅,則這種結果是經過現代歷史證明的。高稅收下,民間(無論是資本家還是勞動者)的生產意愿就會降低,進而可能損害到生產力的發展。加上民間財富能被帝國緡走的已經緡走了,緡錢令的廢除也就是可以預料到的了。
而緡錢得來的土地、奴婢眾多,帝國就將收上來的土地重新分配給有農業管理職能(也就是有財政管理職能)的水衡、少府、大農、太仆等部門。這些部門就使用收上來的土地、奴婢進行農業生產,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下河漕度四百萬石”,也就是說,由黃河漕運過來的糧食每年增加了四百萬石。官府再糴一些糧食就足夠帝國朝廷用度的了。
這里就要簡單說一下漢代的漕運。漢代的政治軍事中心在關中。關中地區經過周、秦的千年經營在當時無疑是天下最富庶的地區。但關中地區同時集聚大量了帝國的皇室、重臣及其仆役,加上為了防備匈奴,后來是為了進攻匈奴,關中地區也集聚了大量軍事部隊。如此大量的不事生產的人員生活在關中地區,單靠關中地區的糧食是無法供養的,只能從山東、江南等地轉運糧食。而關中地區自古有“百二”之稱,陸路運輸殊為不便,這時候就只能靠漕運供給了。而要完成對關中地區的補給,僅僅有交通手段還不行,帝國必須能在山東、江南等地組織起用于漕運的糧食來才行。現在,帝國掌握了大量山東、江南的土地、奴婢,自然也就掌握了大量糧食可以運往關中,不夠的部分,只需要帝國拿出鹽鐵專賣得來的錢稍微在市場上買一些就可以了。
漢武帝時期,為了應對財政危機,實行了緡錢、鹽鐵專賣和鑄造五銖錢三項措施,如今我們已經大體的介紹過了。經過五銖錢改革和緡錢,帝國的財政實力大為增強,貨幣幣值也比較穩定,為社會生產和交換的發展創造出良好的條件。經過改革,帝國擁有了打擊匈奴、征服西域、平定西南的龐大軍事實力,“漢”作為一個朝代的名稱也開始逐漸轉化為一個民族的名稱。但我們同時要注意,漢武帝近七十年的文治武功,是和漢高帝開始對匈奴、南越韜光養晦分不開的,也是和惠后文景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分不開的。沒有七十年的蟄伏,很難有漢武帝時期的騰躍。也就是說,前后兩個七十年,都是大漢皇室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封建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不能用漢武帝的歷史時期否定高惠后文景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高惠后文景的歷史時期否定漢武帝的歷史時期。
當然,五銖錢的改革是利遠遠大于弊的,從五銖錢千年的使用就可以看出。而緡錢令作為帝國推出的稅收政策,雖然解一時燃眉之急,但卻不是長久之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