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一直是我不敢觸碰的時代。這次為了完成任務，受群主逼迫，粗粗翻了一遍世說新語，發現提及謝安的竟然有110多則，其中‘小兒破賊’最是意味深長。

謝安在苻堅南侵任為征討大都督，在后方指揮八萬兵力破敵于淝水，捷報傳來時，“謝公與人圍棋，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舉止，不異于常。——《世說新語 雅量》”。大戰期間，謝安下棋如故，歷來被傳為美談。可《晉書》所載：“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既竟，便攝放床上，了無喜色，棋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謝安行為人前人后反差如此之大，初看是做秀裝B，細細再想，卻有深意。

1.著眼于長遠,行事處處圓融城府深。《品藻第九 84》：王孝伯道謝公濃至。又曰：“長史虛，劉尹秀，謝公融。”淝水之戰時，謝安身為東晉主帥，運籌帷幄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戰略戰術早已部署完畢，東晉內部各個利益集團的關系也照顧得面面俱到。兩軍交戰之時，坐鎮建康，不能去前線督戰的謝安，也就只能放開胸懷，聽天由命了。于是，這也就有了謝安在大戰之間，仍悠閑地與朋友下棋對弈。待大勝消息傳來，故作沉靜，絕非表演，更可能的原因是盡量在勝利面前放低姿態。謝安“終南捷徑”做隱士數十年，四十歲才入仕，韜光養晦十幾年，處事內方外圓，在東晉復雜的政治背景之下，沒有此等功夫，絕不可以生存。如只是腰揣淝水之戰首功之臣，盛名之下，極易引起皇族和各大士族的猜忌，功高自滿后果可能就是性命不保。（千年之后的大清也有一位能臣，學的應該也是謝安）。謝安是東晉太傅，身居廟堂之高，須時時謹言慎行。"恒大司馬病，謝公往省病，從東門入。桓公遙望，嘆曰：’吾門中久不見如此人！”

謝安處身之道高于常人，評價很高。《品藻第九 45》：恒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仲文？”孔思未對，反問公曰：“何如？”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其處故及勝也。”《品藻第九 55》：王右軍問許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許未答，王因曰：“安石故相為雄，阿萬當裂眼爭邪。”《品藻第九 59》：孫承公云：“謝公清于無奕，潤于林道。”《賢媛第十九 25》王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庋；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謝遏年少時，好著紫羅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及與之賭，得即燒之”

除個人原因，還背負謝氏全族安危。大哥謝奕身亡，二哥謝萬被貶，謝家權勢受到了很大威脅，東山再起的謝安，從隱居出仕之日，就背負著謝氏一族興衰大任。《簡傲第二十四》14："...謝公欲深著恩信，自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相遜謝。及萬事敗，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為隱士”。故幸而得免。

2.特定情境之下的壓抑的人性。以數萬之兵破敵百萬，如此大勝在人類戰爭史上也是少之又少的。謝安作為戰勝方主帥，捷報傳來，仍能下棋如故，情緒的壓抑可見是多么嚴重。身處亂世，連年戰亂帶來的是對自己所處環境的嚴重不安全感。很多東晉才子隱于山水之間。謝安于東山放情山水，四十歲才無奈出仕，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排調第二十五 32》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后嚴命屢臻，勢不獲己，始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亂世看《莊子》，縱情山水的背后是對人性的追隨自然，身居廟堂的謝安內心，想必是極其矛盾的，一方面，他有極強的放野山林的強烈愿望，精神分析中的“本我”（“謝公道豫章：‘若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賞譽第八 97》、謝太傅稱王修齡曰：司州，可以林澤游。《豪爽第十三 36》謝車騎道謝公游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睞，便自有寢處山澤間儀。），另一方面，為國為民為家族，嚴酷的政治背景，家族存亡的壓力，形成了謝安的“超我”。這時的他，在強烈的沖突和壓抑之下，只能在“自我”調節下，忍辱負重，“中年傷于哀樂”。（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于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

3.集體無意識對行為解讀。魏晉時期南北朝時期是一次思想大變革和大解放，政權從大一統的東漢經過三國之分、八王之亂、黃巾軍等等分崩離析，事實上形成了分散的、極不穩定的環境。文化從獨尊儒教到打破禮教，到佛教的傳入、道教的誕生，從漢民族大一統到各民族融合，極大震撼了當時的士族群體。魏晉風度的士人們的行為不是孤立的，完全是一個群體，他們有群體的心理和價值觀，現在我們看來完全不可理喻的行為，在當時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解讀是完全合理的，嵇康、阮藉等竹林七賢瘋狂行為、謝安的大勝于眼前而無動于衷等等今天無法理解的行為，是否是植根于民族深處的集體無意識在社會大變局時退行到了原始狀態，加上無法回避對儒家傳統和道家道法自然的沖突，在“病態”的時代形成了“病態”的集體人格？由于精神分析的水平所限和當事人遠在千年以前，僅能作為提出的猜測，而無法力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