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高考又如期到來了。
數以千萬計的考生和家長，懷著種種不同的心緒，面對這場意義非凡的考試。
在高等教育大眾化的今天，學生和家庭將面臨怎樣的抉擇與道路？
高考的本質何在？
即便進入大學，是否意味著那是奮斗的轉折點？
他們又會面臨怎樣不同類型的挑戰？
這些問題，都不是任何個人的觀點，能夠給出有力答案的。
這篇長文通過數據和致力于教育公平的諸多學者的嚴謹研究，為您呈現高考的本質。是什么讓高考促進社會地位的流動成為可能？是什么讓你的人生絕地反擊終究不是一個童話？
查閱文獻100多篇
2017年6月5日上午8:08，安徽毛坦廠中學門口，警車為考生開道。
載有數千名考生的數十輛大巴車駛出校門，前往六安，道路兩邊數萬名家長和社會人士冒雨夾道送行，為即將參加高考的孩子加油助威。
這是安徽毛坦廠中學周邊一個普通的故事。
考前三個月的模擬考試，復讀生吳世康的成績從年級 300 名一下降到 3000 多名，父母瞬間手足無措，在飯桌上一臉愁云。
如果不是一旁有外人，父親吳俊肯定會把吳世康打一頓。
吳俊就是用這種強力的、暴力的方式教育孩子。他辭掉原有工作，來到毛坦廠中學當保安隊長，吳家祖上沒出過一個大學生。
長期以來，吳俊都認為自己沒能在社會上有一席之地，就是因為手里沒有那張叫做文憑的紙片。他的最大心愿就是把兒子送進大學，讓他“將來能吃上一碗比較輕松的飯”。
那年高考，吳世康以 526 分超過一本幾十分的成績,被武漢工程大學錄取。查到成績的時候，吳俊這位四十多歲的爺們哭的說不出話。
在這個當地居民只有1萬多人的小鎮上，每年都有約8000戶租住在這里的外來人口，負責孩子們的衣食起居。每年都上演著數不盡的高考故事。
巴菲特有一句名言說，“最大的風險，來自于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也許對于高中生和一個個家庭來說，最大的風險來自于對學習、高考和大學的認知。
人們知道高考重要，但高考究竟是什么呢？對這一底層問題的深度認知，也許會改變許多人對高中學習生活，以及未來人生發展的心態。
我讀高中的時候物理老師曾說過一句話，“高中學習是一塊敲門磚”，關鍵是把大學的門敲開。
我當時對這句話很不理解，即便我百分之百承認進入大學是高中學習的重要目的。
進入大學，對物理和科學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發現高中所學，對于學問的本質有著巨大的偏離，仿佛學到的是假知識。
我甚至認為，高中物理老師的觀點背離了知識和學習的本質。
那時，常常聽說北大圖書館，是號稱亞洲高校最大的圖書館。
我在一層一層的閱覽室中穿梭，沒有邊界的讀著各種書。讀的書越多，就越質疑物理老師。
我似乎能找出一百個論據駁倒他的觀點。
讀研究生的時候，閱讀了更多的資料之后，寫一篇了文章，題目是《現行高考制度的弊端及改革方案》。
目的是把高中和大學的知識銜接起來，增加考試區分度，凸顯個人專長。
增加區分度是為了減少 1 分之差的種種遺憾，也是為了減少“誤差”。
凸顯個人專長是為了能夠讓一個人的興趣專長有延續性，讓高中所學的知識對于人生發展起到實際作用。
我設想的方案是：將所有的高級中學的主要學科，設置6個等級的考試。通過每個等級的考試，國家頒發證書（注明成績），并記錄到數據庫中。大學根據學生的綜合成績和專長錄取學生。
我查閱了 100 多篇文獻，文章共計 1 萬 4000多字。
隨著查閱的資料和專業文獻越來越多，我卻最終決定放棄這篇文章。
為什么我會放棄這篇“嘔心瀝血”的文章？
因為，我讀到了一段文字。
1、高考的本質是，平等的分配不平等的權利
楊學為先生編著的《中國考試改革研究》，讓我對高考的本質，有了不同以往的認知：
渭北黃土高原上一個偏僻小山村里的楊秀茹，在丈夫猝然去世后的七年里，穿著“百衲衣”吃著缺鹽少油的粗糧，上山挖藥，下田種地，欠債4.6萬元，把四個孩子送進了大學。
天津武清縣大有垡村的李艷霞，在公共去時候家中債臺高筑的情況下，賣掉種田的毛驢送兒子上著名的天津一中。她的兒子安金鵬，是學校食堂唯一連素菜也吃不起的學生。
然而就是他，在1997年1月全國數學奧林匹克競賽中以滿分獲得第一名。
1997年7月，由學校置裝（別人是自費）出國參加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奪得金牌，進入北京大學。
像楊秀茹、李艷霞這樣的母親，正是我們民族的脊梁。
《中國教育報》用《啊，母親》的標題刊登楊秀茹的事跡，并在編者的話中說：
“在這片有著厚重文化積淀的黃土地上，如此舐犢情深的母親千千萬。
如同黃河母親的乳汁養育了中華民族，千萬個母親以自己博大無私的愛，培育出一代又一代大智大勇并能吃苦耐勞的龍的傳人，使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生生不息，綿延不絕。”
看到這段文字之后，我立即抄錄在了日記本上。
目的是提醒自己，社會現實的根本性。
所有的所謂理想的“改革方案”，必須考慮到國家要動用多少資源來實施，必須考慮一個勉強能讓孩子讀高中的家庭是否有資源參加這樣的考試。
楊學為先生歷任高校學生管理司招生處副處長、處長，管理司副司長，1987年至1999年任國家教委考試中心主任，1993年被國務院批準為享受特殊津貼的研究員。2000年退休，受聘為國家督學、教育部考試中心研究員。
在《中國考試改革研究》中還有這樣一段話。
楊先生深情的談到：高考制度是我國最公平公正公開的制度，涉及到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一年一度，臨近高考，建筑工地停工，高考那一天考場附近交通管制，學生可以免費乘公交乃至免費坐出租車，一切活動為高考讓路，這哪里是任何教育部門的力量能夠做到的。
高考的本質不是知識問題，而是一項龐大的社會工程。
它必須面對如此幅員遼闊，資源、經濟水平如此不均勻的社會現實。任何高考制度的設計都要考慮生活境況千差萬別的家庭和學生，能否順利的參與其中。
今年是恢復高考40周年。楊學為先生在《從廢科舉到恢復高考——現代化視野下的科舉與考試變遷》一文中再次指出“高考的本質”：
考試不是與人類社會同時產生的。
考試是在人類社會出現了腦體分工，當社會需要從人群中選拔出管理或技術人員時，即出現了“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時候，經過長期實踐才創造出來的。
自考試誕生以來，它的主要社會作用是作為社會分工、主要是腦體分工的一種手段。
高考，表面上看，不過是高等學校選拔學生的考試。
其實質是青年人完成基礎教育之后，由國家舉辦的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的一次基礎性的大分工。
進入大學的，畢業后基本上從事腦力勞動或復雜勞動；
落選的，雖然以后還有多次機會，但多數人基本上從事體力勞動或簡單勞動。
高考并沒有造成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
但是，通過高考，則獲得了成為腦力勞動者的資格，從而其社會地位、物質待遇，都顯著高于高考落選者。
這一點，高考和科舉相同。
之所以存在或者需要考試，或者說，現在之所以消滅不了考試。
從根本上論，是因為，現今社會，還存在著強制性的社會分工，特別是腦體分工，還沒有達到馬克思提出的，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所具備的“迫使人們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的條件。
考試沒有也不可能造成社會分工、腦體差別，但是，考試測量了人們智力的差別，把一部分人可以或不可以從事某種工作，從而獲得某種利益的差異表現出來，或者說，考試按社會的需要，按人們智力的差異，把表面上看來相同（平等）的人區分開來，使智力不同的人獲得了不同（不平等）的權利。
參加考試的權利是平等的，而考試給予不同智力水平考生的結果（錄取、權利）則是不平等的。
考生個體的智力條件存在巨大差異，造成這些差異的原因又是多方面的。考生進入大學，畢業后的社會地位，與物質待遇又存在巨大的差異。
社會怎樣保證，智力條件存在巨大差異的考生，平等地獲取，畢業后存在巨大差異的社會地位與物質待遇？
這就是考試。
考試的社會作用，從根本上說，就是平等地分配（大學畢業后）不平等的權利。
這樣說，你能更好的理解。
考試就是為了保證這種分配是平等的——在分數上是平等的；同時，它又是科學的——在科學基礎上的平等。
恢復高考，就是承認在社會主義階段存在腦體差別，肯定腦力勞動者對提高生產力、發展生產、社會進步的積極作用，從而進行腦體分工，選拔腦力勞動者。
一言以蔽之，高考的本質是“平等地分配不平等的權利”。
高考是最主要的社會地位篩選渠道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李強，在2015年《學習與探索》第二期的一篇文章中用數據說明了《高考與中國社會階層流動》的關系。
這篇短文不但把楊學為先生指出的高考本質——“平等地分配不平等的權利”具體化了，而且指出了其嚴峻性：
教育歷來是社會地位篩選的主要渠道，在中國更是如此。目前，中國大陸最主要的教育篩選機制就是高考。
自1977年恢復高考以來，該機制成為社會地位流動的，最為正規的渠道，獲得中產地位的很多體制機制，都與這條主渠道接軌。
如考取公務員、律師、注冊會計等等，都有高等教育學習的要求。又如，戶籍制度與高考相配合，只要考上大城市的好大學，即使北京、上海這樣的戶籍控制極其嚴格的城市，也都可以轉戶口。
清華大學數據證明，迄今為止，中國農業戶籍轉為城鎮戶籍(非農業戶籍)的三種最主要的渠道是:升學參軍的占23.9%，家屬隨遷的占22.6%，招工轉干的占14.9%，其他的渠道包括購置房產、征地拆遷、城市擴建、積分落戶、投資落戶等等，比例都很低。
所以，千千萬萬的家長們，最為期盼的就是孩子能夠通過高考上好大學實現社會地位上升。
目前，中國大學生中，屬于農業戶籍子女的高達63.3%，他們畢業后，很多人實現了社會地位的轉變。
高考、正規教育是實現中產的重要渠道。
同時，也應該看到，與同齡人口比，大學生人數比例還不高，所以，高等教育雖然是最得到社會認可的實現中產的渠道。
但是，畢竟人數、比例比較有限。更何況大學生畢業后情況復雜，有些順利上升，另一些則還受到各種阻礙。
一些重點大學畢業生，進入中產相對順利些，而大專生要想進入中產則困難重重。
所謂重點大學，最主要是被稱作 985 和 211 的學校，但兩類合在一起，僅占全國在校大學生的比例為 10.15%。
比重點大學再擴大一個范圍是普通本科院校，這類普通本科(包括上述重點大學)占全國在校大學生比例為 52.33% ，普通本科院校畢業生，進入中產職業的比例高于下面的幾類高校。
如果再擴大一下，可以加上一些新辦的所謂“獨立學院”的本科學生 11.19% ，和所謂民辦本科的學生比例 2.77%。所有以上這些是所謂“本科生”，他們進入中產階層的比例會相對高一些。
但是，千萬不要忘記，目前高等教育中還有另一類學生，其中比例較高的是“高等職業學校”(高職)在全國高校大學生中占比例為23.25%，民辦大專占6.86%，以及高等專科(大專)占3.60%，這三類學生合在一起比例為33.71%，即占到目前在校大學生的1/3。
這樣高比例的大學生，畢業后，進入中產還是有巨大障礙的。 這類大學生來自農村的比例甚高，畢業后，又往往受到戶籍歧視。在大城市、特大城市上升的渠道受到重重阻礙。
本科生與大專生之間有明確的分界，很多人試圖通過“專升本”突破障礙。 從所學專業看，這些人更適合于在大城市找工作，但是，目前的戶籍制度對他們不利。
農村來的大學生，往往是農民家庭幾乎付出全部積蓄才獲得了高校文憑，父母對他們期望值很高，回農村的可能性極低。他們是城市里具有強烈奮斗心、具有極大上升動力的群體。
由于受到種種的制度阻礙，甚至排斥而難以進入中產，這對于他們本人及其家庭都打擊極大，我們必須予以重視。
簡言之，考上大學意味著有更多的人生選擇，例如考研、考取公務員、律師、注冊會計。如果不能上大學，意味著這些人生道路的可能性被制度剛性的限定住了。
從數據來看，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有著顯著的關聯。下圖顯示了1950-2010年之間146個國家的人均收入與受教育程度的1596對觀察值。顯然，受教育年限與收入呈指數關系，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水平就越高。
上圖數據，來自世界銀行首席教育經濟學家，哈利·安東尼·帕特里諾斯和前倫敦經濟學院教授、前世界銀行人力資源顧問喬治·薩卡羅普洛斯合寫的一篇論文，《教育：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全球挑戰 》。
更多的研究數據毫無例外的表明，受教育多的勞動力享有較高的工資待遇。
教育水平不同，或學校教育年數不同的勞動力，具有以下三個普遍特征：
1、不論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力，還是沒有文化的勞動力，兩者的平均收入都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長。
當他們處于職業生涯的中期時，收入達到最高值，然后收入曲線趨于水平延伸或開始下降。
2、受教育越多的勞動力，其收入的增長速度也越快，在大多數情況下，其職業生涯的起點工資也較高。
3、受教育較多的勞動力，達到其收入頂峰的時間要比受教育較少的勞力晚，而他們退休時的收入卻較后者高。
以改變身份為第一追求目標
廈門大學人文學院謝泳教授，在《恢復高考30周年:紀念的鐘與反思的鼓》一文中簡要回顧了科舉與高考史上平等與不平等的變遷：
中國傳統社會由靠軍功、舉孝廉、重門閥再到科舉制度的成型和完善，社會精英間的流動秩序本來早已形成，特別是科舉制度的完善，為社會下層人士向上流動提供了嚴格的制度保障。
潘光旦、費孝通和何柄棣等人關于科舉的研究都證明，至少明清以來，社會下層通過科舉上升的渠道基本是暢通的，歷朝平民出身的進士比例相對較高。
晚清新學制度建立后，現代精英的出身，以學校畢業（包括留學）為基本標志。
新學校制度建立的目的，在于普及教育、提高國民的文化素質，但因為新學校制度，以現代多學科制度為基本教育目標，事實上加大了教育的成本，反而使教育的普及程度受到了影響。
科舉時代，讀書人承擔的教育成本，在城鄉之間并沒有太大的區別，因為科舉考試的內容相對單一。
在科舉時代，中國的讀書人大體是平等的，或者說讀書的基本條件沒有本質差異。但新學校制度建立后，城鄉間讀書人的差別立刻顯現，而且越往后越大。
到了1949年后，隨著城鄉二元結構制度的形成和完善，中國農村和城市間的鴻溝，對于平民來說，基本不可逾越……
一個基本事實是改革開放前，中國縣級以下基本沒有優質高中，這一現狀至今并沒有太大的改變。也就是說，中國的農民在享受教育資源方面，和市民完全不在一個層面，基本沒有公平可言。
對中國農民來說，高考從來都是以改變身份為第一追求目標，追求知識是次要的。
那時山西縣級中學里隨處可見的一條標語是：“同學，記住，你的身份是農民！”借以鼓勵鄉村學生用功高考。
謝泳教授的最后一段的結論毫無疑義是正確的，深刻的：改變生活境況，就是平民對高考的第一追求目標。
一個重要的問題是：近代以來，教育公平是增加了，還是如同謝泳教授所說的那樣降低了？高考留給平民的希望到底有多大？
2012年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的一篇文章《無聲的革命：北京大學與蘇州大學學生社會來源研究》給出了翔實的數據。
這篇文章由南京大學歷史學系講師梁晨，與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李中清合寫。
文章首先用數據指出，科舉時代的公平性有限，即科舉對社會階層流動的貢獻存在，但程度極低：
1949年以前，普通民眾只在理論上有獲得精英教育的可能，最終能進入精英教育體系的基本是有條件的少數人。
如明清的科舉制，其提供的名額僅占全國人口極小的比例。清末舉人的比例為千分之一，進士僅約占萬分之一。
參加科考需要經歷長期知識準備，一般家庭子女很難做到。這導致絕大多數科舉成功者都來自少數有條件的地方家族。
目前主流學界認為，由科舉所引起的社會流動，只在極為有限的階層和人口中發生。科舉對于大多數人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神話。
近代以來大學，成為精英教育的代表，被權勢、財力鎖壟斷的局面并未改變。
高等教育規模有限，1928 年-1949 年間，中國累計有大學畢業生 18.5 萬人。
以 1949 年底全國成年人口計算，大學畢業生比例接近萬分之七，略低于清代舉人的比例。
各級教育均未普及，學習成本高昂，絕大多數適齡青年由于知識與經濟水平原因早就被排除在大學門外。
1929 年有研究者對中央大學 182 名大學生調查后感慨道：試問一般工人和農民家庭，哪有這種剩余財富供兒女們上這樣的大學？多項社會調查，和學人回憶也都表明民國大學有明顯的貴族化傾向。
然而，數據表明，建國后，中國的高考制度有效的增加了階層流動性。
新中國成立初期，北大和蘇州大學的學生幾乎都來自城鎮；之后鄉村學生所占比重開始增加。
1950年代初，近 90% 的中國人口居住在全國約 80 萬個村莊中，但兩校幾乎沒有學生來自農村，來自縣鎮的也很少。
1952-1955年間，北大農村地址學生的比例從 2.4% 增長到 6.5% 。到 1980年，這一比例增長到 12.8%，1985 年更是一度達到 19.4%。
1990 年代后期，這一比例保持在 12%-15% 左右，鄉鎮地址的學生比例超過 7%，兩者相加，城市之外的學生比例保持在 20% 上下。
作者對中美兩國的數據對比中指出，中國的教育對階層流動的貢獻度優于美國。
北大和蘇大的數據表明：中國父母職業對孩子教育的影響比國外要弱。
根據兩校學生填報的父母職業，雖然干部、專業技術人員和商業服務業人員子女的總數，占學生全體的多數或接近多數，但并沒有像國外大學那樣占絕大多數。
北大工人與農民子女的總比例，達到學生總數的 30％ 以上，蘇大工人與農民子女比例在 40％ 左右。
相較于國外，中國教育系統更有效地削弱了父母職業對子女的影響，為工農子女提供了更多受教育及社會流動的機會。
中國的教育革命，不僅在于中學教育領域保持了生源的多樣性，更重要的在于形成了一套教學制度與方法，使得一部分家庭文化資源相對薄弱的工農子女，能夠和干部、專業技術人員子女一樣，贏得高考，進入精英大學。
精英教育不僅決定學生個人的命運走向，也基本決定了從地方到中央，各級各類干部和專業技術人員等社會精英的構成與來源。
相當部分的領導干部、知識分子都出身于工農家庭，他們的聰明才智不僅沒有因為家庭背景的貧弱而被埋沒，反而被教育機制所激發，成為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
這種教育革命對社會結構轉變的影響是空前的。
中國精英教育領域內的這場重要轉變，不僅相對于自身的傳統是革命性的，而且與當下作為中國高教改革參照系的美國相比，也是成功的。
二戰以后，美國也曾在精英教育領域內努力促進生源多樣化，但所取得的成效與中國的無聲革命相比尚有差距。
例如，美國最精英的私立大學，直到 1969 年才開始接受女學生，對少數民族學生入學，長期以來多有限制，多數精英大學低收入家庭子弟處于邊緣。
近 20 年的情況更是如此。
有調查顯示，在全美最優秀 30 所大學中的大多數學校，來自全美家庭收入后 50％ 家庭的學生比例，從 1983 年的 20％—30％ 下降到 2003 年的 10％—15％，短短 20 年間減少了一半。
2004 年，146 所精英大學中家庭收入，處于全美后 25％ 的學生只占 3％，家庭收入處于全美前 25％ 的學生占 74％。
哈佛大學 2004 年超過 70％ 的學生，來自家庭年收入屬于全美前 25％ 的家庭；而家庭收入屬于后 25％ 的家庭只提供了 6.8％ 的學生。
2008 年美國精英私立大學中，來自全美家庭收入后 50％ 家庭的學生只占 12％，家庭收入前 2.5％ 的學生竟占到 1/3 強。
這說明進入美國精英大學的社會下層子女越來越少。
因此，中國當下的教育改革不應完全照搬美國經驗，否則容易使得高等教育改革誤入歧途。
我們認為高考制度本身是有利于工農子弟的。
傳統高考內容與形式，有利于文化資本相對缺乏的社會大眾，工農子弟可以通過勤學苦練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績，以考分作為高校招生的唯一標準部分保護了社會中下層子弟。
文末，兩位作者認為：
加強精英教育并不必然導致社會的階層化。
自布勞和鄧肯開創地位獲得研究模型以來，學界就習慣按照家庭擁有資源的多寡，來解釋子女的教育成就，產生了精英教育必然為優勢家庭子女所壟斷的看法。
這種看法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即特定社會的制度與文化習慣，有可能打破簡單的文化、職業間的代際傳遞。
中國制度的一大特色即是部分打斷了代際優勢傳遞，使得精英和“革命”可以并存，即精英化教育也能實現多樣性的人才培養。
當前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在新的社會條件下鞏固和擴大這種教育革命的成果。
那么，不公平現象是否能夠完全通過高考得以消除？進入21世紀，趨勢如何？
兩位作者客觀而敏銳的指出：
無聲革命并不能解決全部的公平問題，從兩所大學的材料看，無論是地理分布還是父母職業抑或社會性別等，不公平現象依然存在。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高等教育領域的不平等有不斷增長的趨勢。
例如 2009 年《人民日報》發文指出，近年來，高等教育領域內農村學生大量減少，這一情況非常令人擔心。如何保持過往無聲革命的成果，是當下高等教育的重要課題。
如何保證無聲革命的成果？
不但是高等教育的重要課題，也是高考制度改革的重要課題。
這個問題在2011年前后凸顯出來。
寒門再難出貴子
2011年8月22日，在多數高校已經開學的時候，央視《新聞1+1》出了一期節目——“重點大學，農村生源為何減少”。節目采訪了多名教育界專家學者，給出了不容樂觀的數據：
中國農業大學這所重點大學，出現了一個變化引起社會的關注，在十年當中，今年第一次出現了農村生源低于 30% 的現象。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劉云杉統計 1978-2005 年近 30 年間北大學生的家庭出身發現，來自農村的北大學子比例約占三成，上世紀 90 年代中期開始下滑,2000 年至今，考上北大的農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社科系，2010 級王斯敏等幾位本科生，在清華 2010 級學生中做的抽樣調查顯示,農村生源占總人數的 17% 。那年的高考考場里，全國農村考生的比例是 62% 。
不僅僅是北大清華，教育學者楊東平主持的“我國高等教育公平問題的研究”課題組調研得出，中國國家重點大學里的農村學生比例，自1990年代開始不斷滑落。
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節目的觀點鮮明，有力。
節目末尾，主持人李小萌說：
今天我們說重點大學當中，農村生源比例下降，其實討論的是一個知識還能不能改變命運的問題。
在節目開始之前，下午開始，我做了一個網上調查，我出的題目是，你還相信知識改變命運嗎？
這樣一個題，這個當中，我一直在監控著比例的變化，其實出乎我的意料。一開始到現在，相信都是占到了大比例，當節目開始前，還是占到一半以上的比例，所以說大家對這一點還是充滿了信心。
怎么樣讓這個信心，得到制度安排上的保障，才是最關鍵的一個問題。
今天我們討論這個問題現象很復雜，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是確實要引起注意的是我們要提醒每一個人、提醒社會，窮不能成窮的理由，富不能成為富的理由，只有在每一個階層之間能夠形成有效的、公平的流動，才能讓階層之間形成對話、溝通和信任，才能讓社會容易達成一種共識。
教育的公平是社會公平的基礎，能夠讓孩子們，不管是他們自己，還是他們的爸爸媽媽，如果是處在相對弱勢的，能夠相信通過個人的努力，能夠獲得上升的渠道，能夠獲得改變命運的機會，可能才是關鍵的。
在這個時候，如果失去信心，恐怕是我們每個人不愿意見到的情況。
我注意到的一個細節是，雖然相信知識能夠改變命運的比例，占到一半以上的，但是這個事實的另外一面同樣真實：有接近一半的人不再相信知識能夠改變命運。
“寒門再難出貴子”，自2011年以來，成為社會持續關注的熱點。
“做了 15 年老師我想告訴大家，這個時代寒門再難出貴子！”2011 年 8 月一名教師在網上發帖稱，現在成績好的孩子越來越偏向富裕家庭，在網上引起熱議。
另有來自永樂大帝二世所寫的《寒門再難出貴子》，本出自天涯，后有網友將帖子整理編輯。內容發人深思，提出了家庭教育所帶來的思維方式對人在生活工作中的影響，有些殘酷有些無奈，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鳴。
發帖網友 linyang2000 是一所中學的老師。
他稱，近兩年學校里的中高考狀元，基本家里條件都很好。
中考結束，學校有5個排名前列的孩子都上了重點線。他們都來自開跑車、住別墅的家庭。這個月，這幾位學生的家長們，還商議送孩子去澳大利亞參加夏令營。
“反觀我們小時候讀書，成績好和家庭條件基本成反比。班上同學讀書好的，家里都很窮。”linyang2000感慨，“現在的尖子生，除了家庭教養外，父母都舍得花錢，送各種培訓班，甚至請私人家教，成績都是錢堆出來的。”
“我絕對相信窮人家的孩子也能夠出高考狀元，能夠上名校，但是他們所付出的精力，所吃的苦頭，真的比家境優越的孩子要多得多。”網友“青青木瓜香”說。
20 年前“寒門出貴子”，20 年后“寒門難出貴子”，造成這種轉變的原因是什么？
對此，北大湖北招生組負責人朱懷球表示，“保送、加分、自招等高考政策疊加了優越家庭的優勢，寒門子弟拿什么和他們爭？靠什么改變命運？”
教育公平是世界各國都在始終面臨的挑戰。
在 2007 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為協助其成員國制定教育政策等目的，而準備的文件《不要更多的失敗：通向教育公平的10個步驟》中，教育公平的定義為：
“教育公平有兩個含義。
第一個含義是公正（fairness），就是要保證性別、社會經濟地位和種族等個人和社會因素，不妨礙人達到其能力所允許的教育高度。
第二個含義是覆蓋( inclusion)，就是要保證所有的人都受到基本的、最低標準的教育—例如，每個人都應該能夠讀、寫和做簡單的算術。”
其中的第二點，我國的成就是舉世矚目的。
在第一點上，我國的成就在世界范圍內成就卓著，但挑戰巨大。
促進教育公平是我們國家的基本教育政策，也是近些年來教育研究的熱點，這些研究得到教育部門的支持。大批的學者持續致力于相關課題的研究。
2013年7月，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李強教授，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專訪提出了代表性觀點。隨后《中國青年報》以《社會學家李強：高考改革應取消加分恢復全國統一命題》為題刊發文章。
李強教授在訪談中提出兩個鮮明的觀點。
（1）、在現實環境下，農村孩子唯一能拼的只有高考成績。
李強教授指出：
清華大學經濟社會數據中心，去年調查了全國高校學生的基礎信息。比如入學分數、家庭情況等。
我們發現，如果不算高考加分等因素，農民的孩子總體競爭力還可以，不亞于工人家庭的孩子。
但如果把加分等因素算進去，各類管理者家庭的孩子，和私營企業主家庭的孩子的優比，要遠遠高于農民的孩子。
如果再把自主招生的因素加進去，農民孩子的優比指標得分更是會出現驟降。
我們現在的教育政策有兩個取向：
一是教育公平，農村孩子應該有和城市孩子一樣的機會去上好大學；
二是人才創新，絕不能把學生完全變成考試機器，所以才會有高校自主招生等方式，來考察學生的綜合素質和學科特長。
這兩個取向其實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在現實中會產生沖突。
城市孩子，從小學甚至幼兒園開始，就會接觸各種課外知識、特長輔導、競賽比賽，綜合素質上農村孩子怎么可能拼得過呢？
更何況現在所說的綜合素質更多是指知識的廣博程度。
所以，現行的教育政策很尷尬，在當前的現實環境下，農村孩子唯一能拼的只有高考成績。
（2）、高考改革應取消加分恢復全國統一命題。
李強教授說：
在全社會誠信道德水平不高的情況下，加分貓兒膩太多，應該把高考加分都取消，讓所有學生公平競爭。
我們還建議高考恢復全國統一命題。
美國公平競爭環境相對不錯，SAT、托福等考試都是全國統一命題，但結果仍然是有錢人家的孩子上名校的概率更大。
這不是因為權力尋租或者腐敗，而是富裕家庭孩子所能享受到的教育條件更優越。任何制度下，差異都不可能完全避免，但國家首先要在制度設計上做到公平。
2、農家子弟還能從中獲得什么？
顯然，對于高考，所有的數據得出的結論是鮮明的。高考是當前，寒門家庭向上層流動的可靠通道，雖然挑戰嚴峻。
2015年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劉云杉在論文《再認識大眾高等教育：農家子弟還能從中獲得什么》指出了高等教育競爭的殘酷性：
現代大學建構了新的社會身份，替代血緣、地域與階級等先賦性因素，“教育獲得”成為“成就性的自我”。——奮斗了18年，終于成了“同桌的你”。
高等教育已從城邦之外，步入城邦的中心，它奠定了一個社會最核心的秩序與結構，無論經濟還是政治。
此處的知識，是力量，挾知識之魔力，高等教育成為新的圖騰，是有限機會的爭奪，是稀缺資源的分配，是跨越階層分割的階梯，是青年勵志的通道。
當然，更被期待為承載社會公正的窗口。
同時，進入大學之后的的挑戰仍在，且絕不可掉以輕心。
進入新世紀以來，寒門子弟在進入大學之后面臨新的挑戰是，消費時代的社會觀念和知識的力量之間的較量。
劉云杉教授在論文結尾處，以詩歌般的語言，提醒這一挑戰的嚴峻性：
大眾高等教育時代，金錢撕裂了校園，消費主義侵蝕了、或者說重構了同學關系：
知識不再僅是象牙塔中的“光”，也不再是作為城邦基石的“力量”，而是“財富”——是一個大眾時代、消費社會中的琳瑯滿目、良莠參半、豐富得冗余的“商品”。
在這一場教育消費的嘉年華中，不僅有廣告的誘惑，有模特的展示，更重要的是，還有設計巧妙、看似合理有效的商品陳列通道，一種結構性的強制。看似消費者興之所至，實則每一步都在計算和控制之中。
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精英已是過去的名詞，他們更像是一群被投放在大型購物中心的漫步者，目標不同、興趣各異，更重要的是荷包的厚薄不同。
有人嫻熟老練，有人笨拙羞澀；有人揮灑“占有”物的激情與興致，有人掩飾被“物”排斥的失意與憤怒。
在這個并不寬裕的空間中，他們注定要“偶遇”，目光相碰，迅速瞥開，再套上漠然、疏離、空洞的外殼……割斷了手足的連帶，切斷了來路去處的歷史因緣，原子化的個人在物的豐盛里沉醉，在精神的荒漠處放逐——“屌絲”成為熱詞。
渴望改變命運的農家子弟們，在這一場教育消費的盛宴中，最終將收獲什么呢？
進入大學的平民子弟，能否避開消費陷阱，能否最終奮斗出自己和家庭想要的生活，他們在在大學里終將收獲什么？這個問題，只能由已經步入成年的學生本人來回答。
這不是一個學術問題，而是心智問題、是實踐問題、是人生問題。
用你的一生，去奮斗出一個絕地反擊的故事
劉媛媛，1991年1月4日出生，90后。
11歲時，被家人從農村送到市里讀初中。“那時我爸爸一年都不會去一次，所有的事都要自己做。”
她高考考入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本科畢業后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讀研究生。
2014年劉媛媛獲得安徽衛視《超級演說家》第二季冠軍。畢業后，2017年出版《我不懼怕成為這樣強硬的姑娘》，現任媛創文化傳媒有限公司CEO。
劉媛媛的履歷印證了，并正在印證著，至今仍在流傳的，她在2014年獲得冠軍的演講《寒門貴子》：
先拿我自己說，我們家就是出身寒門的，我們家都不算寒門我們家都沒有門，我現在想想，我都不知道，當初我爸跟我媽，那么普通的一對農村夫婦，他們是怎樣，把三個孩子我跟我兩個哥哥，從農村供出來上大學、上研究生。
我一直都覺得自己特別幸運，我爸跟我媽都沒怎么讀過書，我媽連小學一年級都沒上過，她居然覺得讀書很重要，她吃再多的苦也要讓我們三個孩子上大學。
我一直也不會拿自己，跟那些比如說家庭富裕的小孩做比較，說我們之間有什么不同，或者有什么不平等，但是我們必須要承認，這個世界是有一些不平等的。
他們有很多優越的條件我們都沒有，他們有很多的捷徑我們也沒有，但是我們不能抱怨，每一個人的人生都不盡相同的，有些人出生就含著金鑰匙，有些人出生連爸媽都沒有，人生跟人生是沒有可比性的。
我們的人生是怎么樣，完全決定于自己的感受，你一輩子都在感受抱怨那你的一生就是抱怨的一生，你一輩子都在感受感動，那你的一生就是感動的一生，你一輩子都立志于改變這個社會，那你的一生就是斗士的一生。
我們繼續看，劉媛媛的個人史詩般的奮斗史。
英國有一部紀錄片叫做《人生七年》，片中訪問了十二個來自不同階段的七歲的小孩，每七年再回去重新訪問這些小孩，到了影片的最后，就發現富人的孩子還是富人，窮人的孩子還是窮人。
但是里面有一個叫尼克的貧窮的小孩，他到最后通過自己的奮斗，變成了一名大學教授，可見命運的手掌里面是有漏網之魚的，而且現實生活中寒門子弟逆襲的例子更是數不勝數。
所以，當我們遭遇到失敗的時候，我們不能把所有的原因，都歸結到出生上去，更不能去抱怨自己的父母，為什么不如別人的父母，因為家境不好，并沒有斬斷一個人他成功的所有的可能。
當我在人生中遇到很大困難的時候，我就會在北京的大街上，走一走看著人來人往，而那時候我就想“劉媛媛，你在這個城市里面真的是依無所依，你有的只是你自己，你什么都沒有，你現在能做的就是：單槍匹馬在這個社會上殺出一條路來。
這段演講到現在已經是最后一次了，其實我剛剛在問的時候發現了我們大部分人都不是出身豪門的，我們都要靠自己。
所以你要相信，命運給你一個比別人低的起點是想告訴你，讓你用你的一生去奮斗出一個絕地反擊的故事。
這個故事關于獨立、關于夢想、關于勇氣、關于堅忍，它不是一個水到渠成的童話，沒有一點點人間疾苦；這個故事是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關終屬楚，這個故事是苦心人天不負，臥薪嘗膽，三千越甲可吞吳。
劉媛媛的成功有目共睹，但她的奮斗歷程仍未結束。
當你在讀到這里，感到熱血沸騰，或者感到雞湯終于來了，而懷疑這是少數人幸運的奮斗童話的時候，讓我們再回歸嚴謹的科學研究。
讓我們看一看，那些奮斗的故事是否有一條顛撲不破的法則在？
3、毅力，預示成功的最強要素
安吉拉·李·達克沃斯，華裔女科學家。她的人生軌跡，是一位典型的華裔女性的奮斗歷程。
她是哈佛大學神經生物學學士，牛津大學神經科學碩士，賓夕法尼亞大學心理學博士。
達科沃斯是暢銷書作家和TED（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design，即技術、娛樂、設計，國際著名的TED大會）的著名演講者。
她是品格實驗室（ Character Lab）的創始人。
在過去幾年里，達克沃斯在賓夕法尼亞大學，任職心理學教授期間，致力于研究毅力和成就之間的關系。
因為這一研究成果對每個人的成長、對每個家庭發展的重要價值，達科沃斯獲得美國麥克阿瑟基金會天才獎。
達克沃斯的 TED 演講被觀看了超過一千萬次。在 這場演講里面，達克沃斯指出，要想成功，熱情和持久力或者毅力（grit）比智商等其他因素更重要。
達科沃斯在博士畢業后曾任麥肯錫顧問，隨后她放棄優越的待遇，成為一名中學數學教師。
她作為志愿老師參與的學校是致力于幫助美國窮人上大學的 KIPP 學校。KIPP的意思是，知識就是力量項目（Knowledge Is Power Program ）。KIPP是一個從無到有發展起來的學校群，堪稱是美國版的“高考工廠”。這個為窮人準備的學校聯盟的教學理念極其鮮明：
如果說學生每天都帶著注定要失敗的101個緣由來到學校，我們就要準備好101個解決辦法，讓他們一定能夠成功。
我們對學生提出了很高的期望，從第一天開始，我們就告訴他們將在哪年上大學。
正是這段經歷，啟激發了達科沃斯進行了一項開創性的科學研究。
在TED演講中，達科沃斯講述了這段研究歷程和重要結論：
在我27歲的時候，我辭去了一份非常有挑戰性的職業—企業管理咨詢， 轉而投入了一份更加具有挑戰性的職業：教育。
我來到紐約的一些公立學校教 7 年級的學生的數學。 和別的老師一樣，我會給學生們做小測驗和考試，我會給他們布置家庭作業。 當這些試卷和作業收上來之后，我計算了他們的成績。
讓我震驚的是，IQ 的高低并不是我最好的和最差的學生之間唯一的差別。
一些在課業上表現很好的學生，并不具有非常高的 IQ 分數。 一些非常聰明的孩子反而在課業上表現的不那么盡如人意。
這引起了我的思考。當然，學生們在7年級需要學習的東西 是有難度的，像比率，小數， 平行四邊形的面積計算。但是這些概念是完全可以被掌握的，我堅信我的每一位學生 都可以學會教材內容，只要他們肯花時間和精力的話。
經過幾年教學之后，我得出一個結論，我們在教育方面所需要的是，從學習動力的角度和心理學的角度， 對學生和學習行為進行一次更為深刻的理解。
在教育體系中，我們都知道評價優秀學生的標準就是 IQ， 但如果在學校和生活中的優秀表現，遠不僅僅依賴于你輕松高效學習的能力呢？
所有我離開了講臺， 回到學校繼續攻讀心理學碩士學位。
我開始研究孩子和大人， 在各種非常具有挑戰性的情況下， 以及在各項研究中，我的問題是：誰才是成功者，為什么他們會成功？
我和我的研究團隊前往西點軍校展開調研， 我們試圖預測哪些學員能夠耐得住軍隊的訓練，哪些會被淘汰出局。
我們前去觀摩全國拼字比賽，同時也試著預測哪些孩子會晉級到最后的比賽。
我們研究在惡劣的工作環境下工作的， 剛入行的老師，詢問他們 哪些老師決定會在學年結束后繼續留下來任教， 以及他們之中誰能最快地提高學生的學習成績。
我們與私企合作，向他們詢問哪些銷售人員可以保住工作， 哪些可以賺錢最多？
在所有那些不同的情境下，一種性格特征凸顯了出來， 這種特征在很大程度上預示了成功。
而且它并不是社交智力。 不是漂亮的外表，強健的體魄，也不是很高的IQ，它是毅力。
毅力是對長遠目標的激情和堅持， 毅力是擁有持久的恒勁， 毅力是你對未來的堅持，日復一日 不是僅僅持續一個星期或者一個月， 而是幾年甚至幾十年努力奮斗著，讓自己的夢想變為現實。
毅力是把生活當成一場馬拉松而不是一次短跑。
回到本文的開頭，數據和無數的事實證明，楊學為先生的觀點是深刻的：高考的本質是“平等地分配不平等的權利”。中國如此，美國也如此。
高考作為一個分類的機制，它做出區分的最重要因素，不是代際傳遞所造成的影響，不是社會關系，不是智商，而是毅力。
所以楊先生的話可以改為：
考試按社會的需要，按人們毅力的差異，把表面上看來相同（平等）的人區分開來，使毅力不同的人和家庭獲得不同（不平等）的權利。
那么，平民子弟、寒門子弟究竟能從高考、從大學中獲得什么？
那就是，用毅力跑完這場人生馬拉松賽，奮斗出一個絕地反擊的人生。
4、高考公平之后的公平
我們知道，社會發展的多元化，使得高考越來越不是改變社會地位的唯一道路。
但是作為家庭投資，個人發展投資，高考依然是改變社會地位的性價比最高的道路。甚至對于許多家庭而言，是唯一的通道。
由于種種原因，我們面對著經濟、社會地位、資源的不平等，這是人所共知的現實。
基于大量的數據，我們幾乎可以說，中國高考是全世界最為公正公平公開的制度，盡管我們還可以做得更好。
恢復高考以來，無論寒門與否，分數面前一律平等。雖然這個平等之后，又有著種種的不平等。
但在這解不開的社會歷史原因造成的種種不平等的扭結的背后，嚴謹的科學研究告訴我們，仍然存在一種更深層的平等。
這種平等來自人的品格，以及對人的品格的塑造。它的名字叫：毅力！
于是，我們再次回到了2000年前祖先對我們的教導。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道德經》。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易經》。
這是所有的學生，所有的家庭，在面對高中、面對高考、面對大學、以及面對人生無數困難抉擇時的最高準則。
是毅力，是自強不息，讓你的絕地反擊不是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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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以本文獻給那些奮斗著的學生、家庭。
謹以本文向文中提及的學者們致敬，向更多的致力于教育公平的人們致敬。同時也向《新聞1+1》欄目和《中國青年報》，以及本文提及的各學術期刊、以各新聞媒體致敬。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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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家李強：高考改革應取消加分恢復全國統一命題.曹原 《 中國青年報 》（ 2013年07月05日 0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