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堆里長大的孩子,語文成績卻不好。”
這是張佳面臨最多也最不想解釋的質疑,女兒在自己一手創辦起來的繪本館中泡書長大,她比誰都明白,孩子得到了多少書籍的滋養……可是——
“如果語文成績不好,閱讀有什么用?”
這是大部分家長慣有的邏輯:學奧數,為了數學能力變強;學英語,為了能和外國人溝通無障礙;多讀書,為了語文成績變好看。
?“成績,真的是唯一答案嗎?”重慶咕嚕熊繪本館走到第7年,張佳陷入更深的教育思考,她眼睜睜地看著孩子在這座由分數、標準答案、小升初、培訓班、競賽等堆砌成的教育工廠里,一點點剝離掉自己的獨特性。她的孩子苗苗,那個笑起來照亮所有人的小太陽,似乎有了心事。
內心豐盈的小詩人
在張佳記憶里,苗苗是個小詩人,2、3歲就能說出稚嫩又詩意的句子。
比如,媽媽剛講完《巨人和春天》——春天娃娃穿著綠披風,轉頭,苗苗脫口而出說:“春天娃娃也穿著粉紅披風。”苗苗領著媽媽來到小區里,小手指著遠方,那里一樹樹桃花,暈紅了眼。
和爸爸的對話也常常詩意暖心。出差回家的爸爸問:“你猜爸爸哪兒想你了?”苗苗背著小手,一副小大人的模樣,“爸爸的眼鏡想我了,因為爸爸只有帶上眼鏡,才能看得清我;爸爸的胡子也想我了,因為爸爸親我的時候,胡子會扎到我。”
那一刻,苗苗爸爸冒起了幸福的泡泡,他欣喜著女兒有著他說不上來的答案,這是成人思維里沒有的答案,更是爸爸想要保護的答案。
這美好的一切,和張佳的教養方式密不可分。
2007年,苗苗還是胎寶寶時,張佳就開始為她讀故事,那時,她心里就存了一個疑問:到底,該給孩子怎樣的故事呢?
從教育報辭職后,張佳帶著這個疑問跑遍了全國的書館,直到遇見“咕嚕熊”,這個以臺灣原版繪本為特色的繪本館,讓她深深著迷。
“只為更精準的翻譯和更美好的語言。”?
2010年,重慶第一間繪本館——咕嚕熊繪本館迎來了第一位小讀者苗苗,張佳無比心安地看著女兒沉浸在書海。這里的每一本書,都是她精心挑選的臺版繪本,初期30萬元的投入,大部分用來采購每本100元左右的臺版繪本,為女兒,為閱讀,為更多孩子讀到好書,值。
繪本館陪伴著苗苗成長,張佳常常拿出臺灣譯本和大陸譯本對比著讀給苗苗聽,讓她感悟語言的奧妙,不同表達給人帶來不同的心靈感受。
苗苗的表達力突飛猛進,連吃飯也會不時冒個小短句,“手是最智慧的湯匙。”張佳至今憶起,都忍不住贊許那個聽風說雨的小苗苗,“說得多好啊!”
和標準答案硬碰硬
可苗苗的語言創造力竟在上小學后一點一點消失,讓張佳沒想到的是,學得多看得多,竟成了女兒學語文的障礙。
沖突常常始料不及。
一道形容蟈蟈叫聲的原文填空題,標準答案是原文:蟈蟈的叫聲像一曲音樂大合奏,苗苗卻這樣描述:蟈蟈的叫聲像一曲豐收的歌。
?“多美的詩句啊,劈頭蓋腦迎來一把大叉。苗苗問我為什么,我只能說這道題是讓你抄寫原文。”苗苗很不解:“那多無趣啊。”
而更多沖突,張佳也無法解釋。
一把把大叉打進了苗苗的心里。不管多努力,語文成績也就80分上下。有一段時間,苗苗考語文前還會極度焦慮,睡著后也頻頻醒來。張佳的焦慮,也蜂擁而至。
苗苗學語文變成一個扭曲的莫比烏斯環。常常是這樣:日常學習—成績不佳—張佳著急,考試加壓—苗苗無所適從—張佳減壓—日常學習。
周而復始,無始無終。
你需要一個標準孩子嗎?
難道是教育方法出了問題?
張佳把苗苗的語文試卷發給一些教育專家,得到的答案是:苗苗擁有不凡的創造力和想象力,語文成績不好不代表語文素養不好,苗苗只是沒有找到方法去應付標準的考試答案。
找到方法應付考試,這個說法,讓人沮喪。
和張佳一樣,越來越多的家長愿意給孩子自由,希望他們成為特別的個體。但這種理想的教育方向與現實發生著強烈碰撞——考試和升學。這些在臺面上不斷弱化的字眼,仍無時無刻不在隱隱作祟。
再開明的家長,也忍不住填滿孩子的課余生活,多報了幾個補習班和興趣班。一位媒體人這樣評價:小孩的教育是一面鏡子,照出了中國家長的“密集恐懼癥”。整個族群密度太大,生存空間太小,大人很焦慮,把這種壓力都放在孩子身上,要提早開發,盡量開發。
中國孩子沒有太多退路。
就像美國家長可能會說:“我最親愛的女兒將來做醫生,那她們是我的醫生女兒。如果她們將來去賣冰淇淋,那她們是我賣冰淇淋的女兒。她們開心就好。”
但到了中國家長這里,難免會演化出現實路徑:“如果你去賣冰淇淋,當醫生的同學到你這來買冰淇淋會笑話你!努力熬過讀書階段就好了。”
還能怎么辦?“熬”成了讀書階段的群體畫像。為了減少苗苗的煎熬感,張佳把學習拆分為兩個體系:一個專用于考試,另一個用于日常生活和興趣學習。
?“可仍舊感覺到孩子的想象力在被吞噬,成為一個標準的孩子。”不久前,苗苗還玩笑:如果考課外知識,她一定是班級第一名。
第一名是社會或學校的標準,也慢慢成為了孩子的標準。
教育的邊界在教育者
為何要教育標準的孩子?
Aha學院創始人顧遠在11月的“聽道講壇”上分享了近期備受關注的紀錄片《極有可能成功》——
導演帶著觀眾追溯了一遍現代學校教育體系的起源。
原來,我們如今習以為常的現代教育制度不過只有100多年的歷史。這種制度最早誕生在德國,那個時候還叫普魯士,設計這個制度是為了給普魯士培養服從命令、遵守紀律的士兵。到了19世紀晚期,一些美國頂尖的企業家到德國取經,把這個制度復制到了美國,為美國的大工業生產輸出流水線上的產業工人。
了解了它的起源,我們就明白為什么這種教育制度如此地強調統一和標準化:統一的入學年齡、學生要按班級、年級統一劃分;學習要按不同學科統一劃分;學校要使用統一的教材、統一的課表、標準化的考試。
顧遠舉了一個形象的例子:陳丹青在清華美院當教授,上午教油畫課,下午想去看看學生畫得怎么樣了,結果去教室發現一個學生都沒有了,因為下午課表上排了別的課,學生放下畫筆跑去上那些課了。陳丹青氣壞了,因為畫油畫是不能這么中斷的,畫布上的顏料干了,這畫就沒法再改了。這種課程安排完全不符合學習油畫的實際情況,而在這所藝術院校,在陳丹青之前居然沒有任何人指出來過。
教育者的教育視野,是受教育者的最大邊界。
教育的真正改變在于教育者自己的思維方式,就像前任北大校長蔣夢麟說的那樣:教育是要培育出一個個活潑潑的人,而不是標準產品。
張佳把顧遠的講座內容分享給了很多人,希望更多家長能拓寬自己的認知邊界,因為家長也是教育者,是影響孩子最多,最有希望帶給孩子去標準化教育的人。
只有教育者的改變,才能帶來教育的革新。
極有可能成功
家長們在尋找新教育的路上,一刻不停。
有條件的,遷徙;條件不夠的,自己創造一個理想國。
先去看看,那群遷徙者的其中一個教育目的地吧。
在《極有可能成功》紀錄片里,我們看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學校。
學生圍繞各個主題開展不同的項目式學習。項目如何設計,如何實施,項目團隊如何組成,誰來做項目團隊的領導者,這些都是孩子們自己決定的,老師的作用是搭好 “腳手架” ,在孩子們有需要時給予支持和鼓勵,而不是讓孩子們按照老師設定好的步驟和規矩去完成項目。在這個過程中,會明顯感受到孩子們的變化。
有一位女生,在影片開頭的時候非常羞怯,不自信;在項目團隊里,她決定挑戰一下自己,主動擔任領導者的角色,老師和同學都提供了信任和支持;隨著項目的開展,我們會看到這個女生的成長變化,她開始變得越來越開朗自信,她在享受學習的自由和成長的快樂。學習結束時,她對老師說:“我一直以為自己永遠只會是一個追隨者,現在我發現自己也可以是一個領導者。”
就是在這樣一次次基于學生自主權利和自由探索的教學實踐中,孩子們學會了制定自己的學習目標,學會了在和他人協作的過程中主動實現自己的學習目標,學會了選擇、學會了負責,學會了終身學習的能力。
最終,找到通往成功的各種可能,成為真正的自己。
標準化的教育正在逐漸退場。沒有離開故土的新教育開拓者,也已經做出了成績,比如一土學校、探月學院。
一土教育聯合創始人李一諾說:在聚集著2000多萬人口、名校林立的北京,作為三個孩子的媽媽,在沒找到合適孩子的學校的情況下,她果斷決定和丈夫一起,自己辦學校。她將學校的課程體系概括為“骨骼(國家教學大綱)、肌肉(特色教學方法)、靈魂(個性化培養、內驅力激發)”。
探月學院,一所已在北大附中落地的學校,做的第一件事是重新定義學校。探月學院的教學目標是:“在未來社會中,持續追尋獨特的自我價值,敢于深入各種挑戰與未知,擁抱變化且始終保持開放,并用行動創造更美好的世界。”這里更像 Google的辦公室,師生一起溝通、協作,共同完成一個個項目。而探月學院的教師,比如前阿里巴巴品牌營銷經理跟學生分享“BAT是如何利用大數據實現科學算命”,劍橋大學物理化學博士教學生“重新設計一堂科學的科學課”。
這只是新教育,或者說未來教育的一角,雖然,大部分家長不敢賭上孩子的18年,但你看到他們的努力,蓬勃,依然欣喜,因為這正是你夢寐以求的教育。
“人生以后的歷程,只不過是前面14年所閱讀的東西的展開。”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新教育實驗發起人朱永新懇切地說:“孩子早期的經驗對成長非常重要。當他們成人以后,他們是用孩提時代所獲得的東西為根基,繼續去構建內心的成人世界。”
看到這里,也許,這就是最好的答案了。
張佳也相信之前做的一切努力都沒有白費,孩子的根基在,內心依然豐盈。現在,她把創造孩子的多種可能設為新目標。她正深度專研閱讀教育和教育戲劇,以教育者的身份,給苗苗和更多孩子帶來成功的多種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