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容易弄清楚了什么是哲學，什么是哲學家，然而《理想國》第六卷一開始，蘇格拉底又讓人泄氣了。
世間萬事萬物，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從一座城邦，到一個茶杯，一塊石子，再到人的生命，甚至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莫不如是。面對這樣一個豐富多彩，卻又瞬息萬變的世界，人迷惑了。每個人都在試圖描述世界，每個人都在評價、判斷，然而，每一個人又都看不準、拿不定。這種模糊的不確定性讓人苦惱。其背后隱藏的是不僅僅是語言面對世界時的貧乏和無力，更有人的認知中，深深的不安。
變化莫測的世界讓人類不知所措，但是，一切必須有一個解釋。
所以，我們要有哲學家。作為真理的守護者，他們熱烈地追求著永恒的實體，練就了一雙洞察事物本質的火眼金睛，不受那讓人惱火的永無止境的產生和幻滅的過程地影響。本來指望著他們帶領眾人和城邦走出荊棘，走出迷茫，走向光明。然而，讓人沮喪的是，城邦中似乎并沒有哲學家的位置。
好比有這樣一艘船，船長耳朵有點聾，眼睛也不怎么好使，于是一些水手連哄帶騙，使盡陰謀詭計，困住船長，侵奪了船的指揮權，他們任意揮霍船上的給養，吃喝玩樂，任性地在大洋上航行。不僅如此，他們還在船上建立幫派，凡是曾經支持過他們奪權的，現在都成了功臣，其他人，都被他們排擠，而且被罵成廢物。
這是一出鬧劇，也是一出悲劇，但是這樣的悲劇卻不斷在歷史中上演，一次又一次循環。那個耳聾眼瞎的船長，盡管不能算是一個優秀的帶領者，但他至少懂得航海需要專門的知識，特別的經驗。但現在，篡位者們將他軟禁，剝奪了他身上最后的光環，這還不要緊，但隨之而來的是對真正的知識的蔑視，是對待真理的無知和傲慢，哪怕此時，來了一位真正的航海家，愚蠢的水手們又怎會將船只的指揮權拱手相讓，相反，這位真正的航海家反而會被他們當做廢物。
這就是哲學家在城邦中命運。原本，蘇格拉底精心將他們打造成理想的城邦領導者，到頭來卻發現，他們非但不可能獲得領導城邦的機會，甚至連一個受尊重的位置都求不得。
在古典時代，哲學被看做智慧的代名詞。然而，以現代的視野來看，這種模糊的對應顯然太過籠統。盡管它保羅萬象，但是，邊界的模糊性很難讓我們能夠建立起認知的秩序。在理想國的語境中，哲學家之出現，乃是為了理想的城邦的實現，因此，對于他們所應當具備的專門知識，我們應該劃出更清晰的邊際。
其實蘇格拉底在第六卷一開頭提到已經提到了，“誰最能守衛城邦的法律和習慣，我們就確定誰做城邦的守衛者”。
為什么法律和習慣如此之重要？因為，城邦作為一個共同體，是為了通過人與人之間的協作，使得每一個個體的生存境況能夠優于獨立狀態。蘇格拉底也說過，團結是一個國家最大的善。城邦不僅是一個現實的概念，也是一個歷史的概念，歷史與現實的縱橫交織，使得城邦中的居民緊緊地凝結在一起。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現實聚攏人心依靠的是實實在在的利益，是生存的壓迫；而歷史的連接，更多的是一種情感上的引力，讓人們在時間之流中獲得認同感。
城邦需要哲學家做的，其實就是維護城邦的團結，建立并維護正義的秩序，這是一項偉大而艱巨的工作。
因此，我們需要一些天資優秀，且精明睿智的人來做這件事情。我們需要他們在雜蕪的世界中找到理性的方向，帶領國家避開貧窮和混亂，走向富裕和強大；我們需要他們用他們獨有的智慧，協調城邦中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在適當的時候定紛止爭，做出公正的裁判；我們需要他們妥當地配置城邦中有限的資源，使得各階層能夠獲得最大的幸福；我們還需要他們為我們的后代提供最恰當的教育，使得城邦的文明和我們的傳統得到有效的傳承。
可以看出來，城邦需要的“哲學家”與蘇格拉底心中完美的“哲學家”畢竟還是有一些差別。
在蘇格拉底的描述中，要成為完美的哲學家，必須具備許多優秀的天賦，“良好的記性，敏于理解，豁達大度，溫文爾雅，愛好親近真理、正義、勇敢和節制”。可以感覺到，蘇格拉底對哲人王的期許，多多少少也滲透著他對“完美人性”的渴望。或許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并不僅僅是他一個人一廂情愿，也是人類在自我認知的道路上的一個必然結果。
仔細分析一下蘇格拉底提到的這些天賦還會發現，其實它們并不是一組平行的概念，其中一些是智力方面，一些是性格方面，還有一些則是興趣方面。按照現代人的理解，智力方面的因素很大程度上由先天決定；性格方面的因素應該和成長環境有關；而興趣或者志向方面，則與所受的教育，知識視野有關。蘇格拉底一股腦把所有的因素歸為天賦，從一個側面也反映出，在古希臘，學者們還沒有建立起分科治學的意識，習慣性地將許多看起來相似的概念丟在一頂大帽子下面。
如果上面這種歸納成立，那么，接下來優秀的年輕人在成長為哲學家之前，就被被城邦敗壞就不難理解了。因為，興趣決定了人選擇的方向；性格決定了人受歡迎的程度，和協作能力；而智力則決定了人成長的速度和所能達到的高度。人在成為某種特定的人之前，首先他是一個人，無論是哲學家還是政治家，或者藝術家和工程師，一般來說，他們要共有一些必要的“硬件”基礎，在這里就是性格和智力。
所以，這樣看來，決定一個人能否成為哲學家的關鍵就在于“興趣”這個因素上面。如何定義這里的興趣呢？這不是一項容易完成的任務。興趣一方面一定是對于某種事物的一種“酷愛”，一種近乎于偏執的的愛，于哲學家來說即是“愛真實”。蘇格拉底有一段很玄妙的描述：
“愛的鋒芒不會變遲鈍，愛的熱情不會降低，直至他心靈中的那個把握真實的，即與真實相親相近的部分接觸到了每一事物真正的實體，并且通過心靈的這個部分與事物真實地接近，交合，生出了理性和真理，他才有了真知，才真實地活著，成長著；到那時，只有到那時，他才停止自己艱苦的追求過程”
蘇格拉底將這種“酷愛”看做“愛知者”的天性，但卻是一種需要精心呵護的天性，否則在其發育為真正的哲學家之前就早早被敗壞了。
我們很難說蘇格拉底哪里說得不對，而且這個問題似乎也沒那么重要，因為和一個古人爭論“愛真實”到底是天性，還是后天形成的興趣不太可能得到什么有益的答案。不過我們倒可以看看其他人就這個問題的看法。
叔本華寫過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論教育》，他認為，孩子在15歲之前不應該學習哲學或者宗教這樣的科目，因為這些科目需要開闊的見識才能理解，孩子如果不能夠理解而只是生硬地學習，就可能導致嚴重錯誤的觀念。
回到理想國中，如果按照叔本華的說法，無論是治理國家所需要的運籌帷幄，還是認識“實體”所需要的洞見，顯然都是超出了孩子的接受范圍的。但是，如果我們在15歲之后才開始教孩子哲學，他之前所接受的教育是否已經將他屬于哲學的天性敗壞？又或者是另外一種情形，他的天性中并不存在什么與哲學相關的東西，如果他后來有幸愛上哲學，全都是后天教育和環境因素的影響，這一切都未可知。
興趣的問題到此為止，我們再來看看哲學家是如何被敗壞的。
蘇格拉底用了一個比喻，意思清晰明白：
“任何種子或胚芽，如果得不到合適的養分、季節、地點、那么，他越是強壯，離開達到應有的發育成長程度就越遠”。
一個有天賦的年輕人無論做什么，無論走到哪里，必然受到人們的稱贊和追捧，年輕的心怎么經得住這樣的誘惑。更何況，這些贊賞和追捧中，不知道還夾雜著多少算計和陰謀，豈是他們小小年紀所能識別的。
教育是一項系統的工程，這一點蘇格拉底早有認識。人們以為是詭辯家敗壞了少年，哪里是這樣。詭辯家只是順從流俗，迎合大眾而已。他們只不過像馴獸師那樣，更懂得野獸的本性，懂得投其所好，懂得如何撩動其情緒。他們并不在乎什么真理和正義，他們只按照野獸的意見來表達，凡野獸喜歡的就稱之為善，凡野獸不喜歡的就稱之為惡。在蘇格拉底看來，這樣的人既是可惡的，又是可悲的，與其說他們敗壞了少年，不如說他們做了庸眾的幫兇。
年輕哲學家的遭遇還不止于此。當獻媚和誤導不能達到目的，那些曾經跪在青年腳下的野心家們就動用私人陰謀和公眾控告。在他們眼中，只有自己的私人利益，任何不能幫助他們攫取更多的利益的人就是障礙，就去要被隔離，于是各種污名，污蔑接踵而至。這一切，與我們開頭提到的那艘船上發生的事情驚人地相似。
還有更糟糕的事情。當那些最配得上哲學的人離棄了哲學之后，小人們乘虛而入，玷污了她，使她蒙受污名，受無端的指責，更讓人們以為玷污者的那些詭辯就是真知。
至此，哲學在現實城邦中的最后一點尊嚴被剝奪。
《理想國》讀書筆記（484A—497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