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笛，由于美國引發的金融危機，這幾天全球股市狂跌。像在紐約證交所上市的中國鋁業每股才15美元，它一年前最高時股價超過90美元；而你熟悉的常州天合每股降到25美元，比我們賣出時的價格跌了一半，去年7月還到過70多美元。現在真是人心惶惶，美國金融市場、經濟都面臨很大的挑戰。”
“為什么會跌這么多？這個時候，股票很便宜了，我們不是正好能多買一些嗎？”
“你這個想法不錯，這種時候的確機會很多，也是價值投資者喜歡的機會。但是，判斷股票價格是便宜還是貴，不能只看每股的價位。
“比如，在中國，人們通常以每股的價位判斷一只股票的投資價值，因此會認為每股10元的公司股票自然比每股3元的貴；但是，在美國，一般投資者不會這樣看，不以每股的價位來判斷股票是便宜還是貴。
“因為上市公司都能自己決定是總共發行1億股份，還是100億股份，這很隨意。對于同一公司，你發行的股份數越多，自然每股的價值被稀釋得越厲害，股價自然應該越低。
“有的大公司可能才發行1億股，而一些小公司可能動不動就發20億股、30億股。在香港，很多小公司就喜歡玩這一套，因為香港股民也總喜歡以每股價位來確認公司的投資價值。”
“這就讓人納悶了。如果不以股價判斷股票是貴還是便宜，那以什么呢？”
“以市盈率來判斷。用股票價格除以公司的每股盈利，這一比值就叫作市盈率。比如，中國鋁業股價15美元，過去一年每股盈利6.4美元，市盈率為2.3倍；常州天合股價25美元，每股盈利2.2美元，市盈率就是11.4倍；還有你去上過課的新東方學校，它在紐約的股價是67美元，每股去年盈利1.25美元，所以，它的市盈率高達54倍。”
“不過，我還是不明白如何來理解市盈率，這幾家中國公司的市盈率顯然相差很大，為什么會這樣？”
“可以這樣來理解，市盈率相當于通過公司盈利把今天的股價賺回來所要等待的年頭。比如，中國鋁業2.3倍的市盈率，是說要等2.3年就可通過每股利潤把股票的投資本錢賺回；按照同樣道理，新東方54倍的市盈率意味著，其股票價格等于是其54年的每股利潤。當然，每個投資者都希望以最快的速度賺回本錢，所以，每個人都會喜歡很低的市盈率。”
“是呀，那為什么大家沒有搶著去買中國鋁業？要等54年才能還本，新東方不是太貴了嗎？”
“這就要看公司利潤的增長前景了。剛才說的按每股盈利算要等待的年數來理解市盈率，是假定公司的利潤保持不變。但實際上，公司的盈利水平總在變化，有時會下降，甚至會出現虧損，也可能會快速增長。“
比如，雖然中國鋁業過去一年每股賺6.4美元，但市場預計它接下來的一年里只能賺3.1美元，而且因為中國同類企業很多，鋁產品價格已經下降很多，同時它們的原材料價格又上漲很多，所以，大家預計中國鋁業今后的盈利會越來越吃緊，利潤會繼續下降。這樣一來，投資者就不太把今天每股6.4美元的盈利當回事。
“而新東方的情況正好相反，去年每股盈利1.25美元，但明年可能會增長到2.6美元。也就是說，今天到新東方學英語、復習考試的學生確實很多，但全中國有14億人口，隨著中國更多地融入世界，到國外留學的學生只會繼續快速增長，到新東方付錢學習的人也只會越來越多。“換句話說，中國鋁業是不具有高成長前景的企業，而新東方的成長前景非常遠大。于是，股票市場給中國鋁業的市盈率很低，給新東方的很高。”
“這就把我搞糊涂了，這不是說市盈率低有道理，高也有道理嗎？我怎么知道什么時候股價很便宜，很有投資價值？”
“價值投資者會說，中國鋁業和新東方可能是兩個極端，多數公司或說行業利潤不會下滑，也不會飛漲，而是介于中間。對于這些公司，以往的合理市盈率在20倍左右。“也就是說，價值投資者可能會說，一旦一些股票的市盈率遠低于20倍，其價值可能被低估，我就買進，待這些股票價格回歸到價值，股價上漲，市盈率超過20倍以后，我就賣掉。這種投資風格，也就是所謂的‘價值型投資’，指望的是市盈率最終會回歸到某個合理的水平，利用‘回歸價值’的過程賺錢。”
“這么一說，在這次股價全面大跌之后，很多公司的市盈率應該很低了，此時去買不正好是價值投資嗎？要是我，我就會去多買。”
“這次機會的確很好，不僅美國股市如此，中國內地、香港股市也都有不少價值投資機會。
“不過，價值投資只是投資的方式之一。還記得我們談到過的蔡志勇先生嗎？是他當年把富達公司振作起來，使其成為當時美國最有影響力、到今天仍然是最大的投資基金管理公司。
“如果是蔡志勇先生，他會說：‘我才不管市盈率的高低呢！那些靠低市盈率時買進股票，等到市盈率回升到合理水平后再賣出的人，最多只能賺些小錢，只能比存銀行多賺一點錢！’他認為，真正賺大錢靠的是利潤每年成倍成倍地飛漲。市盈率的英文縮寫是‘P/E’（價格／利潤）。他說，判斷哪些公司值得投資時，他不管市盈率‘P/E’的高低，只看‘P/E’比值中的‘E’（利潤）能不能快速增長，如果能，他就會投那樣公司的股票。”
“誰都想找到高增長前景的行業，這不奇怪。問題是，如何判斷哪些行業前景突出？不過，現在圍繞衣食住行，不管哪方面，好像是什么好的機會都被以前的人做完了，我看不到還有什么留給我們這代人做的。”
“我想，任何時代，人們都會說可以做的都被前人做了。因為如果一個新的機會那么一目了然地擺在眼前，別人不早就做了嗎？每個創業者得到創業靈感的方式很不同，有時靈感可能就在一閃念。我們以前談過的常州天合、沃爾瑪、星巴克，剛才說的新東方，這些企業基本屬于較傳統的行業，從表面看，當初肯定也不是那么‘新’、那么‘高科技’，但是都創造了快速增長的利潤‘E’。所以，挑戰可能在于如何看清大方向，如何抓住大機會。
“上次在你的同學伊萊家時，他做醫生的爸爸就問我：今后哪個行業有‘大’投資機會？我說，我們可以從歷史的線索來看。從1780年工業革命開始，一直到19世紀末，世界科技革命主要圍繞著機械化、規模化生產技術展開，目的是使人們每天能生產出更多的產品，還有就是火車運輸的發展，但這些都還是圍繞著提高人類單位時間的產出，也就是提高所謂的生產能力。所以，19世紀的‘大’投資機會是圍繞在生產能力的技術項目上的，那時候技術發展或說經濟發展總體上不是圍繞人們的生活展開的。
“但是，從20世紀初開始，情況就變了。技術變革越來越圍繞家庭生活、個人生活了。先是電話、電冰箱以及其他家用電器走進了美國家庭，使家庭開支的內容從原來的吃、穿、住、簡單家具拓展到各種家用電器。隨后汽車、電視相繼走入家庭；到了20世紀80年代，家庭開支項目上出現了個人電腦，90年代又多了互聯網服務，2000年之后，手機也來到家庭開支賬目上。
“所以，我跟伊萊的父親說，在19世紀時，應該看工廠里多了什么新機器設備，研發、制造那種東西的公司就值得投資；可是，到了20世紀，我們就應該根據家庭開支清單上多了什么大項目去做投資。每次當大眾家庭出現新的開支大項時，提供那種大項的行業就是新的‘大’投資機會所在。按照這個思路去抓新機會，應該是比較準的。”
之所以有這種投資機會的變遷，是因為20世紀之前，人類溫飽問題尚未解決，美國以及其他經濟體還都是“生產驅動型”經濟，所以，主要的投資機會存在于改進人類生產能力的工業技術中。可是，從20世紀初開始，工業生產技術總體上趨于成熟，生產能力已經不是人類發展的瓶頸，技術革命也該集中到改善人的生活上了，該“以人為本”了。所以，民間消費開始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也就是所謂的“消費驅動型”經濟。于是，21世紀，判斷“大”投資機會在哪里的最好的參考，就是普通家庭的開支清單，看那上面又多了什么內容，然后根據那些內容去找“E”增長潛力最大的行業機會。
所以，最好的投資機會就在我們身邊，在我們自己日常開支的清單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