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通常是指某人由一地或一國遷移到另一地或另一國落戶。造成移民的因素，大體上有人為因素，社會因素和自然因素三種，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人為因素和社會因素，通過人類文明的發展，似乎越來越可控。然而，自然因素(氣候變化，疫情風險，海嘯地震等)中包含的氣候變化與生態危機，正迫使全球數百萬人加入到“氣候移民”隊伍中去，而題目中的“無界之山”這一隱喻，既是指向自然災難的不可抗拒力，也是隱喻國際社會在應對氣候難民面前的“制度，倫理與政治困境”的三座大山。為此，我從氣候變化，生態危機的現象，及難民面對的挑戰和未來的發展趨勢，三重維度展開詳細的分析：

氣候移民形成的土壤是從脆弱地區開始的，何為脆弱地區？通常指氣候移民面臨多重復雜的挑戰，導致其社會經濟，環境或政治穩定性較差的區域，對那里居民的生存，造成生存威脅后只好移民。通過世界銀行的預測，到2050年，氣候變化可能導致近2億人的被迫遷移，撒哈拉以南非洲，移民的原因是極端貧困，健康危機，政治動蕩與沖突，氣候的脆弱性，表現在雨養農業，靠天吃飯，基礎設施薄弱，改造自然能力跟不上等因素造成。南亞，移民的原因是人口壓力大，自然災害頻發，社會不平等，地緣政治緊張，環境污染等因素引發。拉丁美洲，移民的原因是貧富差距太大，暴力與犯罪頻發，環境退化，政治不穩定，經濟依賴性強等因素促成。這些當然都只是推測，從氣候變化和生態危機的邏輯推理中的判斷，具體還要看現實的走向。但我們中國政府，對此就向國際社會提出“生態文明國際論壇”，“南南合作”等倡議，建議在全球視野下的生態合作，體現了我們的大國擔當，做到未雨綢繆，樹立起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來關注全球生態的議題，提前拿出應對氣候變化和生態危機引發的氣候移民方案，規避氣候移民發生時的風險，給氣候移民發生時的難民心理，送上一份定心藥。

觸發氣候移民的因素當然很多，我在這方面舉幾個未來可能發生的例子，海平面的上升，可能會使太平海島國圖瓦盧居民心生不安；極端干旱，可能會引發非洲薩赫勒地帶的人民靠天吃飯的生存危機；超級颶風，可能會加劇加勒比海地區人民的心生恐懼。前期的孟加拉國因洪水和鹽堿化，每年約50萬人遷往城市貧民窟；敘利亞內戰前的長期干旱加劇農村人口遷往城市，都是氣候變化，生態危機引發的移民現象。

“無界之山”的隱喻，將自然的無界災難與人類社會有界的責任，強烈的撕開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裂痕。無界的災難，是指氣候危機無視國界，但引發出來的移民卻受制于國家主權壁壘，求生途中遇到國家邊界政策的阻隔，甚至在邊界利益驅使下，人道責任嚴重失衡，往往在氣候難民的心上加霜。全球碳排放量巨大的客戶，通常都是發達國家，可利益至上的資本主義國家，在逐利的同時，無視生態環境，就好似日本排放核污水一樣，造成生態失衡后的主要買單者，通常又都是貧困弱小的島嶼國家及赤道貧困帶，因為他們的科技落后，除污能力薄弱，經濟條件又跟不上，這種資本發達國家，逐利而又缺失人道的行為，讓貧弱國家的世代居民，在氣候變化，生態危機面前，心靈常常是雪上加霜。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挑戰，就是對氣候變化，生態危機中的難民，進行倫理考量后作出制度設計。然而制度的空白與倫理的困境，正是目前的肓區，因此，我先從法律真空的視角來說明，現行的國際法如《難民公約》中，未承認“氣候難民”的合法身份，難民無法獲得法律的保護，如2015年，新西蘭拒絕基里巴斯居民，因海平面上升時，申請難民身法，稱“現有法律不適用”予以拒絕；其次是政治博弈與資源爭奪引起，一方面接收國擔憂經濟負擔，文化沖突而產生排斥，如歐洲對北非氣候移民的不友好，就是這兩個因素引發的現象。另一方面發展中的國家，要求發達國家承擔歷史責任，在造成氣候變化，生態危機的環境中，如碳排放主張“誰受益誰負責”的建議，但發達國家的資金與技術援助進程緩慢，如“損失與損害”基金很難落實，甚至中斷，出現給接收國無法妥現安置氣候難民的局面；再就是倫理的拷問，一方面是誰真正該為氣候難民的生存買單？碳排放大國是否應該支付“氣候債務”？這不是輿論能解決的，而是對倫理素養認知后的人道主義精神體現的境界；另一方面是生存權Vs主權的關系，圖瓦盧等國提議以“數字化國家”延續文化主權，但物理家園的喪失，是否意味文明的終結？制度與文化的雙重驅動，生態文明建設，需要剛性約束，就如同法律監管與教育，文化引導相結合，只有讓生態文明，環保建設成為國際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才能真已實現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構建好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未來。

未來，從氣候變化到共治的可能途經首先是重構國際規則，一方面推動《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納入氣候移民保護條款或制定專項協議，如《全球氣候移民公約》。另一方面用以往案例參考，非洲聯盟2012通過《坎帕拉公約》，將“環境驅逐”納入難民主義，對氣候變化，生態危機中的難民安置工作，提供了可行性的辦法；其次是技術創新與適用性方案，一方面是氣候韌性建設，孟加拉國通過浮島農業，荷蘭通過浮動房屋應對洪水。另一方面是跨境合作，湄公河流域國家聯合管理水資源，減少氣候沖突。在我國通過科技賦能，達到生態保護，人工技能，大數據等技術在環境監測，污染治理中的應用，讓我們看到了科技對生態文明的推動作用，未來，我們需要更多的跨界合作，用科技手段破解生態難題，尤其在國際工程的跨界合作項目中，生態文明建設是關系“一帶一路”的光明前景，是人類發展方式的根本性轉變，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是減少氣候聚變，生態危機中，產生難民的良方；再就是政治視角的轉型，一方面是“氣候贖罪”機制，發達國家提供移民安置資金，典型的例子，就是德國資助孟加拉國建設防洪設施；另一方面，本土知識賦能，澳大利亞原住民以傳統焚燒法管理森林火災，降低碳排放。

氣候移民，生態危機下的無界之“山”。這“山”在本文開篇已經說清，那么氣候難民如何”跨越這“山”的藩籬呢？也是我這些年，一直思考的問題。其實氣候移民的本質，是生態危機對人類文明的終極拷問。若將“無界之山”視為全球治理的試金石，則需要超越民族國家的短視利益，構建以生態正義為核心的全球共同體。否則，這座“山”終將成為壓垮人類協作能力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我們針對氣候變化，生態危機下的移民，提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讓我們和世界人民齊心協作，構建出陶的都，竹的海，洞的世界，茶的綠洲，構筑起全人類的“洞居，陶碗，茶飲，竹(足)豐”的宜居宜興環境，實現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