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女性朋友向我講訴這樣一件事。有一個上班早高峰，她在轉車的公交站焦急地盤算著時間。原計劃搭公交車到公司取名片，然后走到附近的希爾頓酒店參加一個商務會議。看看時間，離開會只有15分鐘了。她臨時放棄了轉公交車的計劃，打的士也不行，雖然路程不遠，但正好都是擁堵路段，還繞路。

此時她把目光聚焦在公交站附近的電動摩托車身上，這些“摩的”也瞅準了這個時段，熱情地招攬乘客。雖然八點鐘太陽已經很曬，為了趕時間，她決定當一回“摩的”乘客。

她走向第一個向她示意的大叔，講好價錢后，她開始掏錢。遺憾的是，她沒帶錢包。手袋里只有零星的四塊零錢，而這趟車的價格是六塊。

第一個她想到手機支付，畢竟這是一個出門不用帶錢包的時代。她問大叔，可以微信支付嗎？

這個一臉憨厚的中年大叔擺擺頭，不行，然后開走了。另一個摩的司機見狀，以為有生意了，趕緊招呼她過去。而這個中年大叔路過其身邊時，說：“她沒有現金，你那能手機支付嗎？”那司機眼中的光芒瞬間暗淡下去，不行。這就尷尬了！

此時，想跟摩的司機線上支付的希望落空。時間緊迫，她想，要不找行人借點錢吧，然后微信轉給別人，只需10元，就可解眼前之困。

說到這，她微頓了頓，問我：“我看起來像一個騙子嗎？”

那天，她著一條深綠色職業半裙，頭發高高挽起，化淡妝，拿一只黑色偏商務風的方形手袋，而她本人又是一個溫婉的小個子女生，怎么看都是一副白領畫像，如何跟騙子扯上關系？

可是，接下來她經歷了五次失敗。

在人流與車流中，她求助的第一個人，是從她面前走過的一位年輕女孩。對方帶著耳機，她從正面打了個招呼，馬上說：“你好，不好意思，我忘了帶錢包，能否借10元錢坐車，我用微信轉給你？”在她開始說話時，對方摘下耳機，停頓了腳步。等她說完，那女孩匆匆帶上耳機就走，連一句解釋也沒有。

第二位，對方笑笑，說自己也沒有“那么多錢”，說完徑直上了一輛摩的。

第三位，她手里拿著一個20的，一個100的。她很為難，說20的，自己坐車要用；我的女友馬上說給我100也行，我轉給你。可能這反而驚動了對方，剛剛燃起的希望之火又熄滅了。

第四位是離成功最近的一次。對方已經拿出錢，打開了微信，兩人探究著如何操作最便捷。因為對方并不打算讓我的女友加她好友，所以準備使用微信錢包的“收付款”功能。然而，一時間只找到付款，找不到收款，女友正好開著掃描界面，這讓對方很緊張，仿佛掃一下付款，錢就會被盜走。即使讓我這個穿著高跟鞋的女友“盜完錢”后逃跑，也不一定跑得比對方快，但對方還是在剎那間收回了手機，推說自己要上車，然后走向遠處一輛尚未停靠的公交車。

女友說，連續被四個年齡相仿的女生拒絕，她有點想不通。最后一次，她幾乎抱著測試的心態，又向站臺邊一個女孩重復了自己的困難。這次，對方連看都沒看她一眼，警戒地往旁邊挪了挪位置。

后來，她用一塊錢轉了公交，開會遲到，所幸會議尚未開始，影響不大。

她對我說，她理解她們的安全意識；但是幾天以來，心里還是堵得慌。她問我，那一刻，自己的行為，真的像個騙子嗎？

我說，不是你像個騙子，而是她們心里住著一個不像騙子的騙子。

信息化時代，人們獲取消息渠道多，方便快捷。一個消息從網絡傳到街頭巷尾，只需一個手機。于是人們口口相傳著，長得漂亮還抱著孩子求助飯錢的小夫妻；穿著考究拖著行李箱求助車費的年輕人；穿著校服跪在天橋上求助醫藥費的小學生……

他們看起來都不像騙子，卻一次又一次博得人們的同情心，再把這份同情心揮霍得一干二凈。

久而久之，只要跟陌生人之間有了金錢往來的企圖，那么你越不像騙子，就越有可能是善于策劃偽裝的真實騙子。

輿論中還有一種歪風邪氣，誰上當受騙了，無關痛癢的人總要來一句，“你智商怎么那么低？這么簡單的騙局你都看不出來嗎？”如此一來，誰也不想幫人不成，還成為智商不足的案例。

女友覺得很委屈，她沒想到在我這里證實的，卻是在那一刻她確實已成為別人眼中騙子的化身。

她反駁到：“那我騙她們什么呢？說好了我先通過微信把錢轉過去，我再拿現金。如果說怕我通過掃描盜走她們手機賬戶里面的錢，那不是還有輸入密碼環節嗎？再說，我就站在她們面前，想報警抓我還不容易嗎？”

這也正是我想說的。

其實，通過一番思考，想要辨別一個“求助者”是不是騙子并不是很難的事情。

但是，女友的經歷證明了，大多數人懶得那樣做，還有少部分人，在初步判斷后又對自己的判斷缺乏信心，對自己的保護欲戰勝了幫助他人的欲望。

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路上行人雖多，行走的都是一張張冷漠的面孔。

這很可怕。

還記得作家三毛《溫柔的夜》也寫了這樣類似的一件事。在三毛的異國旅途中，一個身穿水紅色襯衫的流浪漢向她討要200元錢買船票。三毛怕上當，不敢給他這一點錢。當時三毛也想堅持自己的原則，不想做好心的“愚人”。再三拒絕這人以后，又擔心他丟護照丟錢包流落異鄉的遭遇是真的。經過反復的內心折磨，在船快開的最后時刻，三毛匆匆塞給了他500塊錢。

到了事實證明流浪漢的確是需要買一張船票時，三毛內心受了很大的激蕩。

她說：“當我再度看見那件水紅色的襯衫時，驚駭得手里的面包都要掉到水里去了，上天寬恕我，這個人竟是真的只要一張船票，我的臉，因為羞愧的緣故，竟熱得發燙起來。”

高尚的三毛或許不能代表當時的大多數人，但如今的大多數人甚至都懶得思考辨別一下其真實性，就迫不及待地去拒絕。

沒有基本的判斷辨識能力，這在智商上的缺陷，或許比因做好事而上當受騙更明顯；這樣集體的冷漠，或許同騙子橫行一樣可怕。

因為害怕錯過幫助一個真實的“求助者”而痛苦，因為懷疑一個真實的“求助者”是騙子而愧疚，如今，這樣的精神還有存在的空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