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索宏觀經濟方面，有一些方法，歸納一下，大體是：第一是客體的極限：就是我們可以解決問題的極限，我們能夠解決的問題都是有極限的，你不可能突破極限，就是說客觀原理你無法突破。第二是邊界，就是你解決問題的方法和工具是有邊界的，邊界沒有突破前，現有的工具和方法就不可能解決你面臨的問題。第三是轉折，當工具和方法到達邊際時，就必然會發生轉折。第四是趨勢，轉折之后，趨勢就會改變。第五是要在比較高的級別觀察分析和判斷低級別的變量，第六是要找到等價，等價才能分清級別。

? 一、極限

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是物理的世界，是物理的世界，就都是有極限的，包括經濟活動本身，一樣是有極限的。極限的理念對企業的工程師來說，根本不屬于必須強調的工作理念。今天，稍微有一點經驗的工程師都知道，任何產品的性能都有一個物理上無法突破的極限，拿工程來說，水泥有很強的剛性，水泥不加鋼筋，就不可能蓋高樓；而鋼筋水泥雖然有了柔性一樣也有極限，基本上住宅樓27-30層的高度，就是鋼筋水泥的極限， 22-26的寫字樓層就是鋼筋水泥結構的極限了；再高一些的大樓，就必須用鋼結構了。現在的鋼結構寫字樓可以蓋到100多層，但是就是鋼鐵也有一個柔性導致的疲勞極限，超過這個疲勞極限，鋼也會斷裂。

這些極限并不需要等到工程上接近它的那一天到來時才知道，而是早就可以通過已有的邏輯理論直接給出。比如，你不可能制造出來一臺熱機功效大于1的熱動力機械。這看上去是一件悲催的事情，工業生產中，一大群人在努力改進產品性能時，總工程師來了，他突然宣布了這個產品的極限。但是，這其實是企業的福氣，因為企業不必為不可能的事情浪費資源了。相反，只有缺乏極限思維的人才會想，“隨著我對程序的改進，我的算法交易可以抓住任何市場的行情或抓住任何周期的行情”，那么這種程序化就變成了印鈔機。

推翻這個世界上的極限是近乎不可能的事情，至少到今天為止，除了宗教或者某種美好的高大上理想，還沒有發生過，因為絕對的理想可以有，但是客觀世界還沒有，按照絕對理想去工作，就要顛覆整個科學世界。

除了物理世界的極限，還有邏輯上的極限，推翻它，也是完全不可能的。比如說，你不可能在平面上畫出一個三角形，讓它的三個角之和大于180度。

二、邊際

我們解決現時問題的方法是有邊際的，所以對絕大多數問題而言，可以用方法解決的問題是很少的，而有方法能解決的問題，在可以解決的問題中是很少的，而能夠用可控的方法解決的問題，一樣是很少的，正如上面的同心圓。解決解決問題也是這個同心圓。比如經濟危機就是可以解決的問題，但是不一定是你控制的方法能夠解決的問題。

歷史上，解決經濟問題的方法有兩類，一類是生產技術的發展提高了生產的效率，但是結果是帶來通縮，還有一類是制度設計解決經濟發展問題。比如說蒸汽機發展到工業革命，是因為它等到了金融市場的制度性革命，等到了股份制公司制度出現、公司的股票可以買賣流通、債務變為了債券并有了流通的制度，蘇格蘭式銀行的發展，帶動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十八世紀末的時候，股份制公司在英國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交通、保險、礦業這些行業的股份制公司飛速增長，融資額度在幾十年里增長了60多倍，然后資產規模也迅速擴大。在股份制公司井噴的同時，這些領域的技術革新和規模生產也呈現出井噴的局面，然后第一次工業革命就在英國完成了。工業革命依賴于技術創新，而技術創新的落地需要規模生產和風險分擔，如果缺乏大規模的長期資金，我們人類很難從作坊時代走向工業化時代，這就是所謂的工業革命不得不等候一場經濟制度的革命；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股份制使得大規模的籌資成為可能，是工業革命的催化劑；股份制在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以演化的眼光看增長，歸根結底，經濟增長是技術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互作用驅動的。

三、轉折

當技術和制度要素調整后，轉折就會發生，英國工業革命是這樣、美國的經濟增長也是這樣。上世紀八十年代，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為什么要說是第一，因為還有第二，第二就是制度變革，就是轉變經濟制度，把消費品的下游生產計劃放開，按照價格進行資源的配置，這樣技術、制度都發生了改變，轉折就出現了。

轉折帶來了在要素價格上、資源價格上、人力流動上，都成為了活資源，鄉鎮企業、個體企業就都收獲了資源紅利。合資經營收獲了外部經濟紅利，加入WTO擴大了對全球紅利的收獲。經濟發展由生產技術和經濟制度共通驅動。互聯網商業模式的復制，帶來的既不是制度進步、也不是生產技術的革命。商業應用模式的創新，不會帶來生產技術的革命。

四、趨勢

趨勢是我們對整體宏觀經濟走勢的發現。研究宏觀經濟要分清全局和局部。人做事情時，限于自己的認知，通常得到的是局部碎片化的數據，僅就局部數據研判就會失去對全局轉折的研判。做宏觀的研判，常常需要跳出問題本身。這就如同你看螞蟻的爬行軌跡時，不能跟在它的后面，而要從它的上方看。所謂要高出一個層級看問題，象丘吉爾說的“想知道未來如何，要看你對歷史知道的有多遠。” 不是跟在螞蟻后面來觀察一件事情發展的規律，而是觀察到極限后，在前面等著數據，然后就在極限里、用有邊際的方法、尋找答案吧。

五、等價

很多時候，一個房地產的數據問題與銀行存款問題，不是等價的，但是，換了一個環境，他就是等價的。比如說，存款的增長放緩到臨界點了，原來與房地產等價的地方財政問題就跌價了，而銀行存款【負債】問題就與房地產等價了，而你按照原來的等價，判斷房地產還具有投資價值，還應該貸款買房，那么就錯了，房地產已經與銀行體系的負債等價了，之前等價關系就不是這樣的。等價是交易的本質，兒童大約四歲時，就具備了等價關系的判斷，然后，他會跟大人講條件詢價，然后完成交易。政治與經濟本來是等價的關系，但是有些特殊的國家制度中，構建國家功能性與構建國家目的性發生了沖突后，這個等價就不存在了，其中一個價格上漲后，另一個低價的就必須服從高價的。

這是一個二叉樹等價，同價值的要素，才能構成等價問題的變量。不等價的，不受影響。

第一次鴉片戰爭后，大清簽署了《南京條約》，大清之所以簽署條約，是因為大清認為，開放貿易與大清的政治統治地位是不等價的，貿易開放不會影響統治的基礎。但是《南京條約》要準許大英的商人和往來僑民到廣州居住，與大清臣民自由通商，這個自由通商、混合居住在大清看來就與政治發生了等價，這個就不能履約。原來不等價的商約變成了等價的政治對抗，于是發生了第二次的鴉片戰爭。之后，上海道臺發明了特區——租借，將這個商約的加價要素用租借處理掉，大清履行《南京條約》又回到了不等價，結果就發生了晚清的再次龍興。

宏觀經濟上，等價原則，是政策的定向原則，不能判斷等價，就不能判斷政策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