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黃仁宇在論述蔣介石的志業時，格外強調蔣介石的“人身領導”。所謂“人身領導”，按黃仁宇的說明，實因當日中國尚未通過現代化的程序，社會內部，尤其下層的各種因素尚不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換，蔣介石只能著重人身關系，依靠所領導的一個個圈子來實現自己的統治目的，以彌補組織制度的不足，這亦是蔣介石領導風格中的一個重要特色。

這種領導特色與其說是蔣的個人特色，不如說是在當日之中國情景下頗為有效的中國特色。中國自古以來便是關系社會，人情為重，一個人所處的圈子往往決定了這個人能有多大作為，可以說，圈子是一個人安身立命的本錢，越是對于做大事的人越是如此，尤其是對于政治人物，由于政治本身的復雜性，任何一個政治方案的制定和實施，都不是一個人所能做的，必須依靠很多圈子的形成來推動。在蔣的政治生涯中，交往關聯的人物層面相當復雜，有當年培植他的師長、拋棄的妻妾、三教九流各幫人物、達官顯貴、同盟元老；有江浙祖籍親信幕僚；也有全力提攜的黃埔嫡系；還有黨內不同派系人士，黨外政治對手。蔣對這些人的交往，依政治變動發展歷程，層層擴大，從小圈圈到大圈圈，從私領域到公領域，交往目的或許不同，手段也有分殊，方法更是多變。而這些圈子的建立和維系，不僅是蔣個人性格和內心世界的展現，更是治術、謀略、政治需要的反映。

蔣九歲喪父，自小由寡母含辛茹苦撫養長大，早年孤苦之經歷塑造了他孤獨孤僻的個性，寡母是唯一可敬可信的人，其他人都不可信賴。正因為從小缺失對人的“基本信賴”，養成蔣成年以后幽暗多疑的心理和性格，反映到他的用人觀上，忠誠最為重要。而另一方面，這種孤兒寡母的成長經歷，讓他從小就體會到孤苦伶仃、孤立無援的滋味，用蔣的自我表述更為貼切“余自此乃知社會之黑暗與不平，而更恨世態之炎涼與人情之澆薄。”這樣的經歷使他從小便素有“雪恥”情結，無論國恨家仇，均不忘“雪恥”。對于別人對他的控制、駕馭的強烈抵觸情緒，是他重要的一個心理。20年代他對鮑羅廷的仇恨，以及40年代與史迪威的那種關系，都有很強烈的表現。

如果說性格多少有些“先天”影響的話，那么蔣達成志業之路更多的是靠“后天”的謀略和機遇。政治上要形成一股勢力，必須既要跟對人，也要有人可跟，即圈子上面有人，下面也有人才行。

從跟人方面來說，可以說蔣跟隨孫中山矢志革命是跟對了人。他與孫中山關系的建立有四個關鍵點：一是早年在日本學習軍事時結識了孫中山最為倚重的陳其美，這為他進入孫的眼界提供了絕好條件。二是在1912年刺殺一直反對孫的光復會領導人陶成章，用行動表明自己的忠心，蔣認為孫、陳對此事自有點滴在心頭。三是在1915年，陳其美返滬遇刺，蔣挺身收尸，畢見人世冷暖，更使他下決心“愿為大哥之化身”，這是他后來始終效命孫中山的重要起點。四是1922年陳炯明叛變，蔣救孫中山于危難之際，這是蔣取得孫深度信任的開始，所以后來才有孫把建立黃埔軍校的重任委托于蔣，讓蔣打下了在日后的統治基礎。而除了緊跟孫中山，在他早期權位未穩，還需大佬扶持的時候，蔣還對于國民黨內革命元老多方尊崇，如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蔡元培等。

在蔣的圈子構建中，除了跟對人以外，蔣善于通過同學、同僚、同鄉、師生親緣等關系來逐步構建和擴大他的圈子。蔣早年人際網絡的建立主要是軍事網絡，蔣有著“保定系、士官系、黃埔系”的三重身份，對于他構建自己的軍事圈子，牢固掌握軍權影響巨大。蔣為通國陸軍速成學堂（后通稱“保定軍校”）炮科第一期學生，為保定系中資格較老的一個，于1907年冬考取官費赴日留學，蔣在后來軍政方面的人事運用，有不少人是這批考取日本的同學，如黃埔軍校擔任籌備委員、教授部主任的王柏齡，曾任行政院院長、長期擔任蔣重要幕僚的張群，曾任陸軍大學校長的楊杰等。還曾以通國陸軍速成學堂學生的身份，于北伐完成后，與曾任學堂督辦的段祺瑞建立起師生關系，穩定北方情勢，安撫北洋人士。蔣留學日本，首先進入振武學校，后因回國參加革命并未完成在士官學校的學業，屬于廣義上的“士官系”，但留日期間由陳其美介紹進入同盟會，結識了不少革命人士。而1924年，蔣受任為陸軍軍官學校校長（通稱“黃埔軍校”），為其一生事業的關鍵轉折點，尤其在軍事方面，隨著該校在日后成為中國軍界軍官的主要培育場所，通過該校師生關系和同僚關系在軍中的發展，得以擴大并強化其在軍中的人際網絡，成為中國軍事上的最具權力的領導者。這些人包括何應欽、錢大鈞、陳誠、顧祝同、蔣鼎文、劉峙、衛立煌等。蔣隨著軍事地位的逐步確立，再通過第一次、第二次東征以及“中山艦事件”以后，奠定了黨內的基礎，擴大了自己的政治勢力。

同鄉關系也是蔣早期圈子極為重要的媒合點。蔣自早年留學日本及混跡上海以來，其最重要的人際網絡及地緣關系即是以江浙為核心。此時期蔣結識的浙江同鄉陳其美、周駿彥、張靜江、戴傳賢等，有些對蔣有提攜之功，有些成為其日后重要的事業伙伴。其后，隨著蔣攀升權力高峰，國府浙籍人士也水漲船高：黨政方面有邵元沖、陳果夫、陳立夫、朱家驊、陳布雷等；軍政方面有蔣鼎文、陳儀、陳誠、湯恩伯、胡宗南等；特務方面有徐恩曾、陳立夫、戴笠、毛人鳳等，這些系統對蔣得以掌握國府軍政大權甚有裨益。此外，還有虞洽卿、盧作孚、陳光甫等江浙財閥在財政上對蔣的支持。蔣能夠攀升權力高峰，長期統治中國，當然不是只靠其浙江同鄉，但此地緣關系對蔣的崛起仍居功至偉。

親緣關系在蔣的權力網絡中占有不可忽視的地位。與宋美齡結婚不可否認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后來蔣與宋子文、孔祥熙、宋靄齡等姻親形成的政治權勢集團，經由親緣關系網絡的發散而形成更廣泛意義的網絡關系，以集合人才，為己所用。但這種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家族政治其實對于蔣后來失勢于大陸是不可否認的負面原因。

對于同一時代的權力競逐者，從北伐以后將所采取的是兼有策反與撻伐的策略，即“蘿卜加大棒”的雙管齊下策略。如對胡漢民給予黨權“虛名”，自握軍權以挾制；1927年徐州會議，逼使武漢政權敗北，馮玉祥是得到好處才與會的；1928年東北易幟，對張學良的交涉、對閻錫山的籠絡，1936年兩廣事件的平息與桂系的服從中央，抗戰勝利后對龍云調虎離山、最后武力改組云南省政府事件等。

蔣為中國20世紀上半葉最具權力和影響的人，他不同時期所處的圈子對他的志業事關重要。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情勢不同，不同的圈子構建和維系策略也應有所不同，盡管蔣自身也在不斷調適，但最終與中共的決戰中還是敗下陣來，這有著多方面的因素，但此處就圈子構建和用人方面而言，仍有幾點值得我等后輩思量：

一是蔣用來用去就是孔宋家族成員和黃埔出身的人員，下屬多亦彷效之，以親緣、地域、出身、人際關系為用人的標桿，自然阻擋了黨內外正常的政治上升空間，有意循正道上進者難免意態消極，而那些無能低俗之輩則四處尋求關系，另一方面，已被委托重任的家族成員和黃埔嫡系具有的“天子門生”心態，使國民黨軍隊的將領產生了非常大的僥幸心理，總是想著即便敗北，校長也不會鐵面無情，也會給別的位子干，這使得黃埔將領的犧牲精神不如雜牌軍，而戰敗后又不總結，遠不如共軍，這樣逐漸形成了國民黨用人體制的固化和僵化之局，不以功績而以關系論升遷，非常不利于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生死競爭。

二是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素有南北之分，而蔣的地緣關系長期偏重于南方，此或受限于蔣的個人條件、國民黨的體制結構及當時的歷史背景，造成了國民黨統治“南重北輕”的失衡現象。長年來，國民黨及國府內出身北方的大員屈指可數，以致對北方情勢多隔閡陌生，這是其統治中國的嚴重內在缺陷。中國自炎黃以來，經濟是以北方較為發達，生產力發展較其它地區快，比如春秋五霸、戰國七雄都以中原地區為多，秦崛起于陜甘地區等等，直至漢末因中原連年戰亂大量人口南遷才將先進生產力帶到了南方，以后歷經各朝代的陸續的戰亂及人口南遷，北方戰亂頻仍，南北朝之后中國的經濟重心難移，南方經濟逐步超越北方，并成為支撐北方統治者的支柱。但中國的行政中心多數時間仍然在北方為主，不僅以承歷史慣性，更因北方外患更多，南方農耕文明易于統治之故。而蔣的“南重北輕”統治特色深深左右了他對中國的實質統治，以及日后國民黨與崛起于北方的中共決戰之勝負，其影響深遠。

三是蔣的“人身領導”風格雖對于地緣關系開拓，加深地方與中央的聯系，激勵前線將士頗有功效，但其蔣有時過于干預細節，不放權，越級指揮，事無巨細，把正式的制度、正式的機構撇在一邊，然后過于重視他非正式的那一套系統，使得正式制度難以有效建立，下屬獨自負責事務時多受掣肘，反使統治機構整體效率堪憂。關于這點，熊式輝曾當面建議蔣“不宜日理萬機，陷于事務主義之深坑……事事躬親，終必俱誤”。熊并以“一等人用組織，二等人用人，三等人用手”進諫，蔣則以“中國人才太少，委之事權，類不能達成任務”相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