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人類社會在保持復雜性、多樣性的前提下還能提供個人自由的秩序狀態(tài)如何得以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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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此文是對輝格作品《群居的藝術》所做的導讀，為未經編輯的原稿。成稿見于《中國經濟信息》雜志2017年第16期。
為何西班牙語系、俄羅斯語系和阿拉伯語系諸民族，一個人的全名會同時包含祖上幾代的名字？
為何中國人會對親戚的各種稱呼分的如此仔細，而傳統(tǒng)宗族修宗譜時和人們日常談論親戚關系時會特別強調有沒有“出五服”？
從父系家庭、姻親家族，再到貴族世家、門戶朋黨，乃至地跨四海五洲的大帝國，人類社會又是如何一步步超越被稱為“150定律”的鄧巴數，建立起當下如此復雜而又有序的運行機制的？
人類克服自己“自私的基因”，在漫長的歷史進化中成為“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而面對群體壓力和束縛，又時刻追尋著自由而全面的發(fā)展。那么，什么樣的路徑才能最終通向“自由人的聯(lián)合體”呢？
輝格的新著《群居的藝術》，或者能讓讀者在關于自身方面得到一些新的啟發(fā)。
鄧巴數限制與國家的誕生
牛津大學的人類學家羅賓·鄧巴（Robin Dunbar）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過一個著名理論。該定律根據猿猴的智力與社交網絡推斷出：由于認知能力的局限，人類智力將允許人類擁有穩(wěn)定社交網絡的人數是148人，四舍五入大約是150人。這一數字，后來被稱為鄧巴數。
在本書的第一部分中，輝格圍繞著鄧巴數限制展開了討論：從父權制家長體系，再到姻親和通婚制度的發(fā)展，乃至宗族制度、祖先崇拜的起因，都可以從人類生活方式由游獵轉向定居之后，種群間激烈的彼此生存競爭與默認敵對狀態(tài)找到緣由。通過建立層層疊疊的等級控制關系，某一個社會群體的統(tǒng)治階層，最后可以以鄧巴數N次方的方式來擴展自身人際關系，進而控制下層群眾及社會資源：這就是人類社會最初能夠建立起貿易城邦、部落聯(lián)盟、乃至控制整個大型國家的貴族世家與門閥的組織基礎。
早在1993年，美國學者加勒特.哈丁就于《生活在極限之內》一書中提出了“馬爾薩斯種群數量調節(jié)器”的概念，即人口數量在與資源不能匹配時，會自發(fā)通過瘟疫、戰(zhàn)爭、饑荒（負反饋）或技術進步與組織創(chuàng)新（正反饋）等手段來尋求這一問題的解決手段。而輝格更是在《超越鄧巴數》這一篇章中，深入探討了人類社會為了避免因人口壓力所帶來的內部沖突激化而帶來的解體所做的種種努力：從長輩包辦婚姻到讓處于躁動青春的年輕人去專職打仗；從嚴格的年齡資序制度到繁復的成年禮、走親戚和婚姻儀式；以及如何通過先鋒隊、青年團、童子軍這樣的組織來訓練和啟動年輕人腦中喬納森·海特所言的“蜂巢開關”：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為群體對外爭奪資源，全心全意做大蛋糕，而不要關心蛋糕到底怎么分。
當向外發(fā)動戰(zhàn)爭成了對一個群體有利可圖的產業(yè)時，職業(yè)武士階層也就應運而生了：并且這個階層在不斷地重資產化。從中古時代良家子自備弓馬就可以博取功名，到現(xiàn)在已經遠遠超越普通家庭承擔能力的重型裝備，戰(zhàn)爭“可能是人類第一個發(fā)展出精細分工的行業(yè)”，并且率先職業(yè)化和企業(yè)化。時至今日，軍事技術依然在向人類社會的便利做出貢獻：從互聯(lián)網到GPS導航，從移動通信技術到防彈尼龍行李箱，無不是軍備競賽的副產品。
在書中，輝格分析了歐洲的恩主-門客體制武裝集團，而就中國古代社會的類比而言，從戰(zhàn)國四公子到藩鎮(zhèn)時代的銀槍效節(jié)軍，再到明末張獻忠、毛文龍的干兒子們其實都是這種體系的同類映射，所謂“封建的人身依附”是也。至于羅馬的皇位交由養(yǎng)子繼承，后周的郭威與柴榮也來了這么一出。
戰(zhàn)爭企業(yè)的建立使得社會治理結構和倫理超越了部落與血緣，也為帝國崩潰后的社會組織保留了種子：無論這種子是叫豪強塢堡、騎士城堡還是藩鎮(zhèn)軍閥或革命根據地。
而在武力組織之外，還有另外的非暴力結構：門派、宗教和政黨。輝格特別留出了篇幅，用社會資本解釋了門派以及各類私人團體的運作機理和興衰成敗。作為“組織社會的兩股相互替代互為消長的力量”，當國家權力強大時，私人組織的空間就被壓縮，其獨立性和自治性也被削弱。相較之下，輝格顯然更推崇自下而上的社會組織方式：結構豐厚而具有彈性，可以在潛移默化中完成深刻變革，乃至成員更高的社會責任感和道德水平：這一部分無疑受到了哈耶克的啟發(fā)。
最終,暴力將為一個集團所壟斷，不是國家，就是黑手黨：這又回到了哈丁的極限理論——武裝統(tǒng)治集團為了避免公地悲劇，只能將公地私有化，以便建立納貢保護關系，從而實現(xiàn)最優(yōu)剝削策略（無論它是叫稅收還是保護費，狼變成牧羊人之后自然會帶給羊群一定程度的和平、安全和健康）。
當Pax Romana（羅馬治下的和平）實現(xiàn)之時，為統(tǒng)治者組織、控制和經營國家而服務的專業(yè)化集團，就開始伴隨著大型帝國的建立而出現(xiàn)了：“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耳。
群居、秩序和美德的進階
作為一個自稱“達爾薩斯（達爾文+馬爾薩斯）主義者”的人，其以英文文本為主要信息獲取渠道再加上多年的編程生涯所造就的特殊文字表達方式，很容易讓讀者進入“思維宕機”抑或“當場涅槃”狀態(tài)，也經常成為輝格的文字與讀者間的一種溝通妨礙：讀一本小書還經常需要去做名詞搜索與參考文獻筆記的閱讀體驗肯定說不上是酣暢淋漓。比如，在本書中，他就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分法：一階美德與二階美德。
在這里，我援引作者自己“海德沙龍”博客的一段采訪問答來作為解釋：“大型社會對個人的美德提出了一些要求，才能確保其成員之間維持最低限度的和平、合作與互惠關系，其中有些是一階美德，意思是它們能直接引出合作性行為（相對于對抗性或剝奪性行為），比如誠實無欺的美德，讓我們的關系變得更具合作性，更多互惠和利他，更少欺詐、糾紛和沖突，還有一些是二階美德，比如對獨立司法裁判機構的尊重，對個人自衛(wèi)權（包括持槍權）的執(zhí)著，對私人財產權的珍愛，這些美德并不直接引出合作性行為，有時甚至還會引出對抗性行為，然而它們卻在維持憲政上起著重要作用，而憲政以及由憲政所支持的法治與市場體系，卻可系統(tǒng)性的引出大量合作性行為，盡管這一因果關系不容易看清，卻有著基礎性地位?！?/p>
輝格也在同一篇訪談中提到，這部書三個部分的遞進關系是“3-1-2”，也就是說，作為同名篇章的本書第二個部分，是最后成型于作者的思考之中的。由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他會在第二部分的開篇講了一個意大利人在1417年實踐《馬可波羅游記》，帶著濃郁黑色幽默感的故事，個人認為，這是全書中最具閱讀快感的段落之一。用這個故事來解釋全球共享知識體系的重要性再好不過，也由此能夠推論出人類以空前規(guī)模群居狀態(tài)下能夠仍有秩序維系的根基：適宜的制度環(huán)境所帶來的美德的進階。
從命名方式、書信溝通、出行安全再到用以謀生的一技之長，信息溝通需求催生了通用語，人口流動需求催生了交通技術的進步，市場組織和貿易召喚出了法律秩序，信仰與文化的共同體建立起了信任的基礎和組織根基，由此一個繁榮而富有流動性的大社會才成為可能。相應地，無論文字、宗教、市場還是司法系統(tǒng)，都是人類自身用來超越時間與空間約束的偉大創(chuàng)造。
最終，我們來到了終極命題的山腳：如何保證當下人類社會復雜性、多樣性和個人自由的秩序能夠得以維系？輝格的答案是憲政國家，只有它才會“將力量用于支持市場秩序，而非僅用于掠奪和征服”。
當人們不再珍視二階美德之時，“404”會教爾等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