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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東京的那年，我曾經寫過一篇叫做"小柳"的文章，說的是我在電視臺工作的時候，遇到過的一名叫做小柳的日本同事的故事。許多年過去了，偶爾在閑暇的瞬間，我還會想起他，但是那篇記述過有關他的往事的文章，卻找不到了。
小柳到我曾經工作過的中文電視臺的時候，也才不過20歲出頭，記憶中的這位日本同事來自青森，有著一頭被染過色的栗子色頭發，亂蓬蓬地遮蓋著他的一雙帶著純真夢幻般的大眼睛。他穿著帶有破洞的牛仔褲，和有著許多口袋的休閑上裝，一副不修邊幅的都市青年的懶散形象。
小柳是攝像師，來臺里工作的時候他剛剛從攝影專科學校畢業，據說好不容易才找到了這份工作。臺里的工作人員多以中國人為主，所以漢語是臺里最常使用的語言。
可是小柳不懂漢語，這就為他的新工作帶來了許多的不便。也使他非常地依賴于懂得中文和日語的工作伙伴們。
因此，來自上海，精通日語的攝影師黃樺也就成了他的第一個好朋友。
誰都看的出來，小柳和黃樺之間是有競爭的。臺里的用人方針是，在盡量減少開支的情況下做出最好的節目和最快的新聞。也就是說，外采記者要肩負起文字和攝像記者的雙份工作，攝像師的職位因此而變得可有可無。
不知道小柳是否意識到了這種工作的不穩定性和競爭性，但是在大家眼里，他卻是一副無憂無慮的模樣，整天跟在黃樺的后面，以"新人聽從先輩(這是日語對老員工的稱呼)"的姿態，畢恭畢敬地做著每一件黃樺要他去做的事情，并把攝影專業的技術活拱手讓給了黃樺。
黃樺的態度卻是截然相反。表面看來，他與小柳是最好的朋友，可是一轉臉，他就當著小柳的面，用中文在大家面前取笑他，在大家轟然大笑的時候，小柳也面帶疑惑地跟著傻笑著，并把目光求援似地投向黃樺。直到黃樺把手搭到他的肩膀上，假裝友好地用日語安慰他幾句之后后，他才會放心地走開了。
沒有人想去提醒他，要為這種友誼留一點神，因為沒有人想去得罪黃樺。他們的這種友誼也就以這種奇怪的方式持續了近一年。
夏天快到的了時候，臺里的節目改版，攝影師的人數也面臨著壓縮的危險。消息傳出以后，大家看到更多的是，小柳兢兢業業工作著的身影，感受著他在錄影棚拍攝和剪輯樣片的時候，精益求精的工作態度。臺里的工作人員這才發現，原來小柳的攝影技術水平是遠遠高出了黃樺的。
就在這時，臺里的一臺攝像機不翼而飛了。
黃樺把丟攝像機的責任直接推到了小柳身上，說是小柳把攝像機偷出去買掉了。沒過幾天，小柳就被臺里炒了魷魚。
小柳離開后的不久，那臺攝像機又神奇地出現了。誰也說不清到底發生了什么，但是，大家在私下里都為小柳的離開而感到惋惜著。
冬天又悄悄的降臨在了那座繁忙擁擠的現代都市，一夜醒來，整個都市都被罩上厚厚的白雪。那是一年中，東京最寒冷的季節了。
在那個寒冷的早上，我和攝影記者林峰一起到東京新宿電車站的東口去采訪。就在我面對著攝像機準備做現場報道的時候，突然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看到了一張熟悉的面孔。是小柳!只見他穿著單薄而略顯骯臟的衣服，疲倦的面孔幾乎被淹沒在長久沒有修剪過的胡須中。
我停下了講到了一半的話，想開口喊他，卻發現在他與我的目光相遇的瞬間，所流露出來的那一絲冷冷地幽怨。我很快意識到，那絲幽怨里包含著受過了傷害后的不信任。他很快地轉身，朝著另一個方向走去。
"那是小柳。"我對停下了報道，對正在攝像的記者林峰說道。
"哦?在哪？"林峰轉過身，把目光投向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他已經走了。"
林峰將手里的攝像機輕輕放下，嘆了口氣對我說道:“其實大家心里都明白，那臺攝像機丟失的原因，我…，唉！只想在再次見到小柳的時候，對他說聲對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