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村里開會，以前流傳著這樣一個笑話：說有個村支書，就愛開會，逢會必講話，講話必東拉西扯不知所云。從國際風云講到國內大勢，從刮風下雨講到張長李短，洋洋灑灑，文理不通。說有一個村民，每逢支書講話，必定聽得聚精會神，剛開始在最后一排坐著，聽一會兒往前挪一排，聽一會兒往前挪一排，最后就挪到了最前排，雙肘支在桌子上，雙手托住腮幫子，神情之專注堪比孩童。有的村民不理解，就問這個村民：看你聽得這么認真，肯定很有心得，能不能和我們說一說，你聽見些甚？這個村民回答：我聽見支書拍X拍得啪啪價。
村言俚語，語近鄙俗，不過卻很傳神，但X卻是很無辜的，因為拍X這件事情做起來，比聽支書講話有趣多了，只不過是做的人不說而已。
不過，笑話終歸是笑話，調侃的成分居多，也正因為調侃的成分居多，所以一笑而過之后，它本身所蘊含的力量也就被消解于無形了。
而詩歌卻不同。
最近曾涵寫了一首短詩，題目叫《村會》，寫得也是村里開會的情景：
村會
我實在太喜歡村里開這樣的會
支書發言
全村瞌睡
只有我聽出來了
你三次把
以人為本
念成
本人以為
怎么樣？你讀完這首詩有沒有聽出來些什么？
我推測大多數人會有心有靈犀一點通的會意。詩的妙處正在這一點意會而無法言傳的地方。最近有人熱烈討論新詩成立與不成立的問題。尤其是對口語詩的討論，甚囂塵上，口水能把人淹死，以至于最后關于口語詩的討論匯聚成了口水的洪流，淹沒了許多詩歌和詩人。
是誰第一個提出了口語詩這個概念，現在已經無從考究，也沒有考究的必要。問題的本質是，從古到今關于詩歌流派與風格的考察與定位，都是后世的評論家搞出來的，而寫詩的人，從來就不會在寫詩以前考慮自己是什么流派和風格，因為這個問題對于寫作的人來說，是個偽命題。而給作品分門別類戴帽子，卻恰恰是評論家們的立身之本，不搞這個，你讓他們做什么？
作品是腦袋，評論是帽子，這就是它們之間的關系。
秦漢雄渾健朗，所以有詩三百、有樂府、有歌行。唐宋風流，所以有詩、詞格律。元明日漸世俗化，所以有曲、有話本小說。而現在，網絡縱橫，口語與書面語之間的界限日漸模糊。在一般人的眼里，書面語好像更高端、更官方化一些，而口語更草根、更民間化一些。網絡文化的主流地位一天天明顯，它對口語與書面語之間界限的沖擊也一天天明顯，所以，書面與口語之間的界限也正在消失。從食指到伊沙，走的是一條典雅口語到通俗口語的路。
比如曾涵這首詩里面的以人為本這個詞，用在詩里，你說它是書面語還是口語？
有人說這首詩根本不值一提，沒有閱讀和討論的價值。這樣的說法有些武斷。因為新詩其實剛剛起步，就像一個孩子剛剛開始學步，探討他未來的成長有沒有前途，有些為時過早。有一種說法，說語言文字的組合排列雖然是無限的，可是具體到某一種形式的語言文字的排列組合卻是有限的。這種說法是有道理的。不然，為什么樂府發展到一定高度之后，就沒有以后了，就出了唐詩，而唐詩世界里一代又一代詩人都在努力求新求變？因為他的前輩寫盡了某一種風格，他再寫就沒路了，資源就那么多，完了就完了。所以，唐詩到了高峰之后，是宋詞，是元曲，是白話小說。而新詩的出現，也恰恰是在求新求變，因為已經沒路了，所以只能另外開一條路。
如果有人硬要說唐詩宋詞還活著，那我也只好說，那是一種紀念碑式的活著，而還在頑強地寫格律詩詞的人們，也不過是一種紙火花圈式的祭奠式寫作。
而新詩的寫作，才剛剛開始，是新生式的寫作，因為新生，所以難免幼稚，也正因為幼稚，才有許多無限成長的可能。詬病新詩的人們，主要是覺得它沒有門檻、沒有規范，所以缺乏了寫與讀之間的一個有效的溝通橋梁。其實不是，有人只看到了新字，而沒看到它后面的詩字。因為新詩還是繼承了詩歌這一體裁的一個最大也是最根本的特點：用含蓄的手法表達有力量的情感與思考。只不過，新詩身上“詩”的成分更多而“歌”的成分更少一些罷了。
基層組織渙散、領導老化、觀念落后，當這些相當官方化和書面化的表述轉化為詩之后，就成了三次把”以人為本“念成”本人以為“。試問，這兩種表述，哪一種更活、更有力量？詩歌本就是一種核彈一 樣的存在，它的優勢與力量不在體積大小，而在于它身上攜帶的能量瞬間爆發的沖擊力與破壞力。關于這一點，曾涵這一首詩歌做到了。
有人全盤否定新詩中的口語詩，那只不過是看到了其中不太成熟的一些作品，就以偏概全，一桿子打死。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兩句話，把兩晉南北朝至唐之間門第衰敗、人事更迭、世事滄桑的感慨表述得一覽無遺。那個時代林林總總的正史野史連篇累牘，可這并不影響這兩句詩的傳誦與地位，這就是詩歌的力量。
風格、流派、經典，沒有哪一個話語權威能憑借自身力量蓋棺定論。能給作品戴帽子的，只有時間。我倒是希望，口語詩也好，其他什么詩也好，在寫作時，能少一些”以人為本“的凌虛蹈高式的呼喊，多一些”本人以為“式的反思與錘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