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前言
首先強調一下這本《逃避自由》還是有點“重口味”的——無論是由于“逃避自由”而產生的“受虐”或“他虐”行為,以及納粹問題中的“屈服”與“極權”,都是人性中軟弱、陰暗的一面。建議不喜歡讀重口味話題、喜歡內容陽光向上的讀者就不要看這本書了。博主讀這本書主要是因為自己在哲學、心理、政治這些領域比較文盲,而且常常覺得,我們要看到人性黑暗的一面才能走向光明。
弗洛姆的這本《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被稱為是政治心理學的奠基,其中很多理論幾十年過去了仍然適用。書中觀點清晰,思路連貫,心理分析部分邏輯順暢,參考文獻列舉嚴格,語言深入淺出;雖然論據不是很充分,但是理論線索的逐漸深入是最厲害的地方。我讀的是英文版,可能沒有了中西方語言翻譯過程中產生的差異,所以讀起來也很酣暢淋漓。但是文中難免存在觀點重復討論的情況,并且心理學“干貨”比較多,有些章節可以“速讀”。
王小波曾經在他的書里提過,西方的文章觀點論述非常客觀、有理有據,而非直接劈頭蓋臉的批評,弗洛姆也確實是對王小波產生不小的影響的人物之一。
以下是讀書筆記。大部分是把弗洛姆最主要的幾個觀點提取出來翻譯成中文,加上書中提過的幾個重要歷史階段。
逃避自由的原因:自由會產生孤獨與焦慮
弗洛姆闡述了西方中世紀時期與現代社會最大的區別在于中世紀時期并沒有自由這個概念,因為在那段時期“個人”這個概念本身就不存在——每個人在社會秩序中很嚴格地執行自己的角色,生活的意義就在于這個結構規整的“整體”。人們想從一個階級轉變成另一個階級幾乎是不可能,甚至物理上就沒法實現,因為從一個城市移動到另一個城市都很難做到。中世紀的個人生活、經濟生活、社會生活全部都要循規蹈矩。雖然當時人們不擁有現代概念里的“自由”,但是他們也沒有隔絕和孤獨,因此,人們沒有空間或需求去對任何事情進行懷疑。中世紀的社會秩序就是自然秩序,這給了人們安全感和歸屬感。
中世紀晚期,社會結構和人的個性開始發生改變。之前的規整和統一被資產、個體化經濟的萌芽、和競爭的出現而被削弱。西方的每個社會階層都產生了“個體化”的現象,從而影響人類活動的各個方面,包括審美、服裝、藝術、哲學、理學。
中世紀社會結構的逐漸瓦解的結果就是現代概念中“個體化“的出現——人類具備了更豐富的精神活動,開始對“自己”有了認知。這也就是文藝復興時期的開始了。其間產生了活躍的經濟模式,從而給了人們自由的感受和個體化的理解,但是由于失去了遵循“自然法則”的經濟模式,人們也失去了中世紀時期社會結構提供的安全感和歸屬感——他們更加自由了,但是也更加孤獨。
弗洛姆分析,這種自由給人們帶來能力的提高,但同時也導致了隔絕和懷疑,而隔絕和懷疑會產生焦慮。人們眼中的世界因為沒有邊界而顯得危機重重,人們因為不再生活于一個封閉世界里的固定位置而迷失了人生的意義,并且開始被權利和資本震嚇,自己與他人之間存在競爭,因此也變得敵對和疏遠。所以人獲得了自由,但也開始受到外界威脅。文藝復興結束后,人們因為沒有資產家的財富和權力而失去了與宇宙的統一感,從而開始被個體的渺小和無助而包圍——天堂不再,煢煢孑立,于世獨存。新出現的自由注定產生了嚴重的危機感,無力感,懷疑感,孤獨感,和焦慮感。
人類逃離自由的模式之一:極權主義
弗洛姆認為,自由讓人類感受到了渺小(insignificance) 和無力(powerlessness),所以人們會愿意放棄自己的獨立而產生極端的服從或極端的統治,從而來填補這種渺小和無力;這種現象與心理學上的“受虐”和“他虐”相關,只是每個人程度不同,嚴重者會產生神經癥狀。
受虐行為通常來源于個體在宇宙面前感受到的低微、無力、渺小。弗洛姆的分析表示,雖然受虐者會有意識地認識到這種感受的負面影響并愿意去克服,但在無意識中,他們內心的驅動只能使得他們更加感受低微與渺小,從而產生輕視自己的現象,而失去掌控外界的能力。這時候受虐者普遍會出現對外界權力、他人、組織、或自然的明顯依賴,從而失去對自己的主張,開始對外界的命令產生服從,逐漸失去自我。
同樣,他虐行為則與受虐行為相反——他虐者看起來強大、有控制欲,似乎不會對他們控制的對象產生依賴,然而弗洛姆認為他虐者實際正需要被虐的人或事物,事實上,他虐者的力量正根植于這種掌控中,他們產生的依賴甚至是無意識的。
弗洛姆闡述,“受虐”和“他虐”傾向都是為了幫助個體逃避無法承受的孤單感和無力感,這在心理實驗和經驗觀察中都可找到根據。“自由”對受虐者和他虐者來說是一個負面的詞匯,也即他們要獨自面對陌生、敵對的外界。這讓我想起美劇《實習醫生格雷》中的一集,一個被綁架了十年的小女孩終于逃了出來,在獲得自由后竟然會想念曾經綁架與折磨她的人——這就是人在突然面臨自由后產生了孤獨的表現。
弗洛姆引用了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的描述:“再也沒有人比他有更強大的需求去向他人徹底投降,并繳械出不幸的自己生來就具有的自由”。
弗洛姆的總結
弗洛姆認為,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作用可以與神經癥的作用相比較。這種癥狀來源于無法承受的心理疾病,同時提供了一種方式來讓病人有繼續生活的可能。但是這不是快樂與個人成長的方案。極權主義并沒有解決神經疾病的根本問題。人類不斷變化的本質注定意味著人類會在可能的情況下追求更大的滿足。個體的孤獨和無力、對實現個人潛力的追求、現代工業生產力逐漸提高的客觀事實,也是不斷變化的因素,這也構成了對自由與快樂的追求的不斷增長。而人類對自由的訴求不是形而上學的抽象力量,也不能用自然法則做解釋;它是個性化與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