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回：肯定要出亂子的，我告訴自己。而我言中了。
但我還是憂心忡忡。因為我是個猶太人，而猶太人總是憂心忡忡。這一切對我來說太新奇了，也太不尋常了。同志們是怎么知道即將誕生歷史性時刻？在我的概念里歷史性時刻都是偶然發生的。就像流星，總在無人預料之時墜入地球。
但如今同志們灌輸給我一種更好的觀點：你說的那是前朝舊事。今天一切都變了。我們不是等待事件的發生，而是創造它們。我們是—如斯大林所說的—世界歷史的創造者。這一點你還要學習。在我們這兒你還有很多要學的。別再提沒用的問題了。你就坐車過去，一切自會順利展開。
我去了。到現場我才得知，波蘭和東德的國家首腦將簽署一份協議。棒極了。事關奧德河和尼斯河兩岸的萬世友誼。太好了。就像人們所說的，這將永久有效。這當然是一個史無前例，名副其實的歷史性時刻：憑借兩個簽名，仇恨的邊境將會變成和平的邊境。自創世以來第一次，上天的疏忽終于得以修正。從現在開始—成千上萬個喇叭中雷鳴般地狂吼著—一切都將改變。
表面上我得知了這個訊息，但我的內心卻有個聲音告訴我，協議只不過是一紙文書。我學過歷史—在充滿理性氛圍的瑞士—而且也知道，人們習慣于撕毀協議。或者焚毀。每隔一段時間就如此。且是在群情激昂的大眾面前。那些時刻是不是歷史性的，通常情況下人們到事后才能判斷…啊，上帝啊。歷史學家真是個承重的包袱。
但不管怎么樣我努力驅逐自己的懷疑情緒，讓自己投入到技術細節中。比如如何對著麥克風講話，嘴唇與話筒間的距離為多少，講話的音量和語速如何控制，我調整自己，但覺得非常不自在。我腦袋生疼，但我將此歸罪于天氣。
潮濕的大霧漂浮在法蘭克福上空，天氣寒冷難挨。城市處于一片廢墟中。只是在主廣場周圍 — 我想，它叫斯大林廣場 — 矗立著一些完好無損的門面。臉色蒼白的人群如波濤般在街道間洶涌澎湃。他們衣衫襤褸，面無表情地走向戰前的市中心。
我決定，要將我的報道變成世紀之最，一次關于人類輝煌時刻的令人難以忘懷的報道 — 但我心情壓抑，不在狀態。盡管如此，我還是將麥克風拿在手里，整理了筆記，嚴正以待。
肯定要出亂子的，我告訴自己。而我言中了。果真出亂子了。真是謝天謝地，否則我就真會成為一名記者。一個黨的御用宣傳員…
一切都出人所料。令我吃驚的是，原本無精打采的人群忽然間如火焰般激昂，因為一個詞“歷史性的”。當廣播宣布，“今天是歐洲歷史上具有歷史性意義的一天”，大眾沸騰了。“值得歡呼雀躍的時刻到來了”，果真如此：人們開始咆哮怒吼。似乎整個法蘭克福都失控了—“因為新的紀元到來了。大家互利互助如兄弟，無產階級團結一致的新時代到來了。”廣播里的聲音震耳欲聾，人群如熾烈的火焰開始燃燒了。至少在我的眼里是如此。
之前我一直認為存在著兩種熱情的表達方式。大陸保守式和地中海狂熱式。后者深植于人的血液之中，我覺得。它潛伏在皮膚中，等待“破土而出”。時機一到，人便能一下子就沖破自我束縛。他會呼天搶地地喊叫，怒撕自己的襯衣。他會大哭或者抽泣或者因難以遏制的激情打落旁人的牙齒。
除此之外—我曾以為—只剩下大陸保守式，人的嘴角優雅地微微上揚，借此表達自己的贊同。或者憑借復蘇的手，而這只手此前經化學洗劑清洗后整日待在冷凍室里消毒。整合起來，人是這樣表達自己的贊許之情的：嘴唇彎曲成無法察覺的微笑，然后，身體靠向椅背，同時開始拍手或者點頭。
但在奧德河邊的法蘭克福我卻見識了熱情的第三種表達方式—革命性的。那是有組織的狂熱。受左右的無所顧忌。可供大眾傳媒報道的抑揚頓挫的瘋狂。
人群洶涌流過，高唱著贊歌，那贊歌簡直就像鐵錘般砸在我的身上。人們像經過排練的芭蕾舞演員般踉踉蹌蹌地穿街過巷：一百萬條尖刻的聲帶，如火車般和著蒸汽車頭的節奏隆隆駛過。
在奧德河的法蘭克福人們糾合了五十萬德國人，又用貨車和特加列車運來了同樣多的波蘭人。他們如合唱團般地喊著，共產主義是人類的未來，工人階級是世界和平的保衛者。又一次，我起了渾身的雞皮疙瘩。這就是活生生的現實。我只需伸出手就能觸摸一切…
未完待續，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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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語文本來源：
《Kiebitz》 Andre Kaminski? Insel Verlag 1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