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我的家里空無一物》有感
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六祖壇經》
第一眼看到《我的家里空無一物》的海報時，立刻被吸引了。大量留白，簡潔文字，陽光傾灑，干凈木地板上，主角與寵物貓安靜舒服地躺著。這，簡直是我最愛的MUJI風，好不好。
錯覺中，以為這片兒是無印良品投資的廣告，不過，認真看完一集后才明白，原來是在講“變態”啊。
嚴格意義而言，此“變態”非彼變態，它的準確名字應是“扔東西強迫癥”。這兩年，“強迫癥”似乎成了一個熱詞，有點兒“停不下來”的苗頭，就成了“強迫癥”。主角麻衣正是這么一個只有在不斷清理家中無用之物尋求舒暢感覺的“強迫癥”。
須知，隨著生活水準的提高，很多人不再愁買不到東西，而是愁如何才能處理家中雜物，于是，整理術、“斷舍離”大行其道，似乎凡事都需做到最簡；于是，從蘋果風到宜家風再到無印良品，日式的極簡主義頗為風光。是的，每一個現代人，面對工作中的宮心計和社會交往的復雜性，誰不愿自己的小天地可以簡單干凈呢？
不過，消費主義自誕生以來，就不斷催促我們跳入“買買買”的狂歡，以此獲得自己生存的價值。張柏芝、劉青云曾合演過一部電影《天生購物狂》，雖然劇本本身已經否定了自己的名字——沒有購物狂是天生的，不過，消費主義的目的恰恰是想要放大、夸張我們的消費需求，甚至不惜營造虛假的需求，讓每個可能游離于社會邊緣的個體不可逃脫地融成整個資本主義生產的一環。
齊格蒙特·鮑曼把現代社會分為“生產社會”和“消費社會”，認為“在現代社會的這兩個階段，如果沒有其成員制造產品用來消費，那是萬萬不行的——兩個社會的成員理所當然也都是在消費著。兩個現代階段之間的差異僅僅在于其側重點的不同——然而側重點的改變都幾乎對社會、文化和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帶來了巨大的差異”。
不是生產價值，就是消費價值。生產和消費不可避免地構成了資本主義網羅個體的一個循環。生產為消費提供了重要的依據，而消費則為生產提供了重要的動力。當馬克斯·韋伯精心細究提倡理性、克制的新教倫理如何推動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時，同時代的桑巴特則指出，“奢侈”才是推動資本主義重要因素。當我們將兩者并置起來看，前者所強調的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一面，而后者則強調了資本主義消費的一面。個體在生產與消費兩極之間來回搖擺，卻無法跳脫資本的控制。
好了，當我們的“斷舍離”、極簡主義橫空出世時，是不是就有希望讓個體有掙脫的機會呢？
答案是否定的。
1、舍棄，不只扔垃圾這么簡單
在具體展開討論之前，首先要澄清的是，“舍棄”某件物品到底意味著什么？
當麻衣在決定某件物品是否應該被扔掉的時候，她就會陷入某種精神分裂癥似的妄想中。物品仿佛獲得生命一般，栩栩如生地站在麻衣的面前，不斷申訴著自己的“必要性”，甚至不惜以“情人”的形象出現。
我們可以將麻衣的妄想當成一個笑話，可是卻不可以否認，在現實生活中，每一個人都會展現出與主角相似的一面：一邊糾結于是否扔掉某樣許久未曾使用的東西，比如收在在儲藏室里前女友的合照；一邊又在回想著這件物品帶給自己的“歡樂時光”，如果有的話。
物，向我們展示某種特殊的誘惑。在這樣的場景中，物品就如同電視劇中一樣，不斷散發出自己的“活力”，以此彰顯它在我們生活中的“位置”，與此同時，我們通過自己所擁有的“物”來明確自己與他人之間的界限。物，成為標示自我存在的象征物。
沒錯，“消費”指向的對象是生產出來的某件具體商品，不過，更深層次，它真正指向的是這件商品中所蘊含的“價值”。于是，“舍棄”，不僅僅是扔垃圾那么簡單，更核心的內容是，對“無用之物”的清除，也就是對物品價值的否定。
在《消費社會》一書中，鮑德里亞揭示了后現代社會中符號消費的重要地位。他指出，消費品實際是符號價值和社會價值的統一。這也就意味著，某件物品對我們的“價值”，除了提供實際的使用以外，更多是作為一種符號和社會關系的綜合。一個皮包不再只是用來裝東西，更是一種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一枚戒指不再只是某件裝飾品，更是自己與愛人之間關系的展現。
因此，對物品價值的否定，就是對該物品符號價值和社會價值的否定。當麻衣扔掉與自己的婚戒時，雖然，丈夫沒有多說什么，但，還是將自己的那枚戒指不動聲色地放入了儲蓄罐中，這種“無聲的抗議”背后正是丈夫對婚姻這一特殊社會關系的“守護”。
2、極簡生活：作為控制機制的生活方式
在澄清了“舍棄”的真意后，回到我們的主題：這種對刻意與商品保持距離的態度，是否有助于抵消消費主義的影響呢？
表面上看，消費主義所鼓勵的是，與物品、與符號、與陌生的社會關系間建立更多的聯系，通過營造豐裕的神話，讓所有人陷入一種消費的“狂歡”之中，從而為工業化大生產提供動力。“舍棄”作為一種對價值的否定，似乎是走向了消費主義的對立面。
如果我們追述作為“生產”動力源的“消費”的歷史，那么就會發現，在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邏輯的論述中已經可以找到一絲痕跡。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的邏輯中，價值只有在流通中才能使自身獲得增值。“消費”一方面讓生產出來的價值得以流動，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價值”在一次“消費”之后，就停滯并貯藏了起來，那么，整個“生產-消費”的循環就失去了意義。
當然，你也可以說，我買了一臺冰箱，每天都在使用它，這本身也是在促進儲存于冰箱中的“價值“的流通。因為，這種“價值”轉換成了對我每日生活有益的東西。但是，如此一來，“流通”的速度顯然過于緩慢，與工業大生產的節奏是無法相適應的。
馬爾庫塞曾經寫道，“如果社會不能用它日益提高的生產來減少壓抑，那么生產就必然會與個體相對抗”。因為，大生產必然導致作為統治階層壓制對象的民眾最終獲得對生產資料的掌控，使得統治階級不能再阻止受壓迫者獲得自由。而解決之道就蘊含在“舍棄”之中。消費主義，在其表面上，所希望促成的是人們不斷“買買買”的習慣，但是，如果只是如此，一次性的“消費”與大工業生產就只是構成了一種不斷積累與緩慢消耗價值的過程。要促成更快的循環，一個重要的環節：“舍棄”就變得必不可少。
于是，極簡生活，就成為一種被統治者所認可的生活態度，因為，這種生活態度可以加快“消費”的循環。當我們不斷清空家中的“無用之物”時，大工業生產與消費之間的差距也得到了彌補。
3、價值判斷的混同：人的物化與物的人化
另一方面，商品中所蘊含的無論是符號價值還是社會價值，從更廣義來說，都是交換價值的一部分，它們得以存在的前提是社會交換這一行為的存在。社會價值在流通中因為不斷附加了人的因素，而不斷增加（社會關系的增值）。而符號價值作為一種“人工制品”，隨著象征體系的不斷膨脹，讓能指與所指之間本來微弱的聯系變得更為易碎，符號價值從原先由所指所嚴格界定的狀態中掙脫出來，成了在一片能指海洋中任意漂泊的一葉扁舟，但是，與此同時，符號的價值也獲得前所未有的增長，因為，它的“定價”不再受到所指的束縛。
但是，由此帶來另一個問題，即物的人化與人的物化。
麻衣在扔東西時，固然是將物品進行了擬人化處理，其所隱含的傾向是她用于處理人際關系的態度移用至處理人與物的關系上。而劇中菊池和真美的對話則顯示了另一種傾向。雖然，菊池與真美都沒有麻衣的那種“毛病”，但是，她們的對話則展示了消費社會中的另一種面向：將人予以物化。
在第二集中，真美對菊池說：“物品也好，男人也好，離別的時候，重要的是要干脆。”這種將物與人對等起來的話語頻頻出現，雖然屏幕上所給出的是一條條極簡生活的“溫馨小貼士”，但是，卻絲毫不能掩飾話語背后的冷漠感。無論是麻衣將物擬人化，還是真美將人擬物化，所展示的都是價值判斷的混亂。
物與人，在西方哲學中，曾經以主客體間絕對對立的形式出現在思想家的討論中，但是，當工業大生產成熟、資本主義社會成型后，那種主體與客體間涇渭分明的狀態便不再能維系。這也就部分解釋了主體間性這一概念產生的根源。主體的符號化或物化，客體的主體化，都指向了一種混合的未來。而技術的發展更加加劇了這一傾向。
某種意義上，今天，當我們面對繁雜的物的世界時，同時也是在面對繁雜的人的世界，對物的處置，就等同于對人的處置。因此，當我們在思考極簡生活的時候，也就意味著一種對社會關系的重新調整——減少與他人的聯合。社會的原子化傾向由此進一步加重。
事實上，即使在提倡極簡生活的同時，保持著社會交往的頻率，也無法實現馬克思所預言的“無產階級的大聯合”，因為，這種社會交往在能指的流動中，所建立起來的都是快餐式的一次性關系。
結論
由此可見，所謂的“斷舍離”營造的“扔扔扔”并不可能對“買買買”的消費主義構成挑戰，恰恰相反，它正助長了這一傾向。對渴望從物的欲望世界中掙脫的人而言，這個“單向度的社會”無疑是不可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