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朱天心的強悍使她更像一個勇士，有直面慘淡人生的勇氣

朱天心，祖籍山東臨朐。1958年出生于臺灣高雄縣鳳山市。父親朱西寧是隨國民黨來臺的軍人，也是出色的小說家。母親劉慕沙是苗栗客家人，日本文學翻譯家。姐姐朱天文是著名作家，也是導演侯孝賢的“御用編劇”。

作家阿城談起朱家：“一門兩代三人都是好作家，這在世界上是少見的……我有時在朱家坐著，看著他們老少男女，真是目瞪口呆。如果以為朱家有一股子傲氣（他們實在有傲氣的本錢），就錯了，樸素、幽默、隨意、正直，是這一家子的迷人所在。”

朱天心高中就讀于臺北升學率最高的北一女，后考入臺灣大學歷史系。大學期間，她跟友人合辦三三集刊。畢業之后，專事寫作。

因不滿于被政治人物帶節奏，以及本著為弱勢群體發聲的初心，朱天心曾投身政治，著力于社會建設。

作家阿城評價朱天心：“是陽氣的。陽氣之難，難在純陽。朱天心眼里有揉不得沙子的氣質，這造成她一種強悍的敏感。敏感并非是陰柔的，所以朱天心的強悍類似玉石。”

朱天心的強悍使她更像一個勇士，有直面慘淡人生的勇氣。對待寫作，堅持初衷，無欲則剛。對不平之事，大聲疾呼，對黑暗現狀，奮筆疾書。

這是作家的良知，也是一個人的責任感。

02、創作的自由里，一定包含著不寫的自由

1977年，19歲的朱天心出版了《擊壤歌——北一女三年記》，講述了一群17歲高中生的生活。

這樣一部青春洋溢的小說讓朱天心一舉成名，出版頭五年在臺灣銷量便達到二三十萬冊，后多次再版。用她自己的話說，這部小說“賣得像印鈔機”。

出版社看到了青春小說的巨大市場，鼓動朱天心繼續寫作此類題材的小說。但是朱天心對于重復自己毫無興趣。

她說：“我寧愿冒寫不出作品的險，也不愿去寫那人人都會寫、或前人已寫過的重復（因此不免平庸）的作品。”

《擊壤歌》出版后，讀者的來信像雪片一樣飛來，但是朱天心一般都不看、不拆、不回。她的好友楊照說：“她是我認識的作家中最鐵石心腸的。”

對于朱天心來說，她也很難想象現在的作者在網絡上跟讀者互動，就像一個稱職的廚師一樣，問問做這個菜好不好，并把對方喜歡的元素都放進去，把讀者伺候好。

朱天心在寫作的時候，盡可能地背向讀者，不愿意知道他們喜歡什么、不喜歡什么，也就不會讓自己的創作產生波動。

她要做一個堅持主見、并有創見的廚師，從食材開始就自己上山下海地去找尋，尋找自己喜歡的材料，在廚房里做各種研發。

從十幾歲執筆寫作，至今四十多年，朱天心一直是這樣的節奏，想寫才寫，完全不需要響應任何市場、評論或讀者。她說：“我很珍惜我的寫作題材能否達到初衷，我會為自己爭取這樣一個空間。”

朱天心從小看著父親寫作，什么都不為就那樣一直寫，給她的印象就是創作是不用去市場換回任何一碗飯、一文錢的。這是一種非常強烈的對待創作的身體力行，日復一日，因而才敢于選擇這樣一條路。

幾十年來，朱天心一直把生活過得跟大學畢業時差不多。

他們一家三口沒有自己的房屋，住在父母家的三樓，只有四五十平，女兒每天晚上都要打地鋪。朱天心和身為文學評論家、自由寫作者的先生唐諾，沒有自己的書桌，每天到咖啡館里寫作，多年來，光他們親眼見證倒閉的咖啡館就有好幾家。

“我盡量讓自己過著比較簡單的物質生活，來換取不必寫作的自由，我想說的是我并非因為懶惰所以寫得少，我還是希望作家能夠真實認真地去面對種種困惑，不被外界的力量所迷惑，而是按著自己的節奏面對自己的寫作。”

很多作家都會在寫作當中遇到瓶頸或難關，也許是人生的也許是寫作技術上的，可能三五年都寫不出東西來。這時出版社在催逼，文學獎在招手，讀者在期待，只好回過頭去寫熟悉的東西，硬著頭皮炒冷飯，重復自己。

每個有過寫作經驗的人都知道，自由對于寫作或思索的人是多么重要，身為創作者，一定要勇敢地直面創作中的困境，抵御外界的喧囂。創作的自由里，一定包含著不寫的自由。

03、用手中的筆將外省人喪失的話語權奪回來

朱天心的父親是1949年跟隨國民黨到臺灣的“外省人”。在臺灣，本省人和外省人盡管生活方式有差異，但這種差異不像美國當年的種族問題一樣壁壘分明，他們可以正常地交友、結婚、生活。

朱天心從小生活在眷村，那是國民黨政府為遷徙至臺灣的軍人及其眷屬興建的房舍。眷村一般建在市郊邊緣，居住的都是外省人的底層，生活非常艱苦。

最初不準許軍人在當地結婚，因為隨時準備回去，結婚就會有牽扯。韓戰之后允許結婚，老兵們年紀都大了，薪水微薄，只能娶到窮人、殘疾或者山里的原住民、東南亞新娘。

窮人跟窮人結合的結果通常是永世不得翻身。你可能看到一個五六十歲的外省老兵，在眷村含飴弄孫，其實那是他的兒子。

從眷村出來的孩子一般只有兩種出路，要么憑自己的實力讀書讀出個名堂來，要么就是跑差，比如像鄧麗君一樣當歌星。

可就是這樣一群人，在臺灣政壇變動的時候，被看作是國民黨的幫兇，既得利益者。

李登輝主政后不斷操弄族群議題，企圖以族群為工具打擊政敵，解決黨內紛爭。后來這種操弄逐漸彌漫到了社會上，將那些當初跟著國民黨一起來的外省人，打壓成加害者、有權勢的既得利益者，要求他們把得到的一切還回去。

朱天心年少時所受的教育一直是忠黨愛國，因為政治變動，忽然變成了一場笑話，甚至是污點，讓她感到很不平，也產生了很大的困惑。

為什么外省人從沒有占過任何身份的便宜，卻被本省人那么痛恨？還打著民主的旗號，民主怎么會是這樣激烈殘暴的方式，民主不是應該更寬容、更多元嗎？怎么會是“外省人滾回去”這樣的排他？

為了解決這個困惑，朱天心找了很多黨外雜志、禁書去看，發現原來臺灣人也有很多傷心事，他們的生命史、家族史充滿各種各樣的苦痛。

以前被日本人、后來被外省人壓制和剝削。普及國語的時候，那些說了一輩子日語或臺語的人，就像失語一樣，看不懂電視，聽不懂廣播，對國民黨怎么會感激呢？

通過閱讀，朱天心修補了很多臺灣學分，開始重新看待自己出生、成長、生活的這片土地。

同時，對于外省人遭受的冤屈和不平，她覺得自己也有義務去發聲、去正名，就像那個時代勇敢地記錄下本省人遭遇的文章一樣，她要用自己手中的筆去為外省人吶喊。

在李登輝和陳水扁主政時期，朱天心寫了《想我眷村的兄弟》。后來臺灣本土化最熱的時候，朱天心又寫了《古都》。

當時本省人對外省人的排擠和仇恨愈演愈烈，雖然明知不討好，她也決心把真相說出來，不讓當局者繼續丑化外省人，用悖離敘事真相的方式抹黑這個群體，她要用手中的筆將外省人喪失的話語權奪回來。

04、在大家高唱認同的時候，有不認同的自由

朱天心不只一次被問過：“你認為自己是臺灣人嗎?”當時她的眼淚都快出來了，她對這片土地的感情像空氣像家人。可是一旦被貼上“外省人”的標簽，別人就可以理直氣壯地質疑你。

她說：“容忍各式各樣的人、各種語匯、各種追求幸福的方式，這才是我真正認為的理想之地，而不是要呼同一種口號，說同一種聲音。”

于是她敢于撰文闡述“不愛臺灣的理由”：“我交稅、從來不違法，我就可以生活在這里，你管我心里想什么，多愛或多不愛。”

為了爭取不被貼標簽的自由，在大家都高唱認同的時候，有不認同的自由，朱天心勇敢跳出來，扮演一個吹哨者的角色。

除了用手中的筆去寫作、吶喊，朱天心覺得必須要出來多做些什么，因而投身政治活動。她把重心放在臺灣的社會建設上，在她看來，政治和政黨都是一時，社會才是永久的。

在工作中，朱天心接觸到很多邊緣又弱勢的社會群體。比如臺灣有大量外籍勞工，他們沒有選票，在法律、社會福利方面的狀況都很糟糕。

臺灣是很現實的社會，雖然知道他們的處境，也沒有一個政治人物愿意幫他們說話。朱天心就很急迫想出一份力，幫他們搖旗吶喊，爭取權益。

臺灣有一句俚語“狗吠火車”，狗對著火車大叫，但火車還是轟轟然駛過，這是非常徒勞的。

可是朱天心說：“我就不信我的寫作不會有一點影響，這是支撐我在寫的一個動力。我是一個生命，有感情有想法有個性，有自己對現實的關心。有的人可能活在任何一個時代，都可以生活在自己的小空間里，但是我不行。”

05、我除了是小說作者外，也是一個公民，有責任發聲

在朱天心小的時候，家里就一直在不斷地收養流浪動物。童年的照片里，都是媽媽懷抱著貓或狗，旁邊是同樣懷抱貓狗的朱家姊妹。那些貓狗原本在世間浪蕩討生活，路過然后留下了。

“這與我們好像，我們不也是從哪個烏何有之鄉來世間浪蕩，被父母收留？”

朱天心長大后，幾十年如一日地做著照護流浪動物的工作，結識了很多同道之人，他們倡導“街貓TNR”，即Trap（捕捉）, Neuter（絕育）, Release（置回）。

同時也說服了政府主管部門，取締現行的“捕捉撲殺”政策，代以TNR。如今臺北市已有超過四分之一的街區，流浪貓是以絕育取代捕殺的。

很多長年在做TNR的義工都知道，T和N并非最困難的，最難的是R。絕育、除蚤、打狂犬疫苗的流浪貓放回原領域地后，如何能讓那些不喜歡或不了解的居民接受？

這看似很簡單，但是聽聽那些人的話吧：

“我可是繳了管理費，它們有繳嗎？”

“你們不要喂，它們也會自我了斷啊！”

“你們有什么權利要它們活著？”

那些不喜歡、不了解貓的人，不斷阻止、甚至羞辱那些義工。有些義工到后來也變成像流浪貓狗或瘋子，把自己弄得很邊緣，生活都有困難。

看到這些，朱天心感到很難過。她意識到，必須在做TNR外，同時營造貓文化，用文字、形象等讓一般市民習慣生活環境中有其他物種族類。

后來，朱天心出了一本散文隨筆集《獵人們》，描述了她們一家人與貓共處的生活。作者筆下的貓不是專業賣萌的寵物，而是獨立自在的“獵人”。

這本書可以說是全家人合力完成的生活志和生命史。“我意識到自己除了是小說作者外，也是一個公民、臺北市民或小區居民，覺得有責任替他們發聲。”

06、保護弱勢群體，是一個文明人該有的慷慨溫暖

朱天心在《獵人們》書前題辭寫著：“獻給不了解貓和不喜歡貓的人”。

朱天心說：“你可以保持你的不喜歡，可是你不要去斷它們的生路。我當然不是期待人人都能喜歡貓、去領養一只貓，而是希望大眾能給予在做的人多一點時間和空間，讓他們少一些困難。”

也許有人會疑惑，保護流浪動物真有這么重要急切嗎？

朱天心說：“我更愿意正名為‘保護弱勢運動’，流浪動物不會說話聲張權益，也沒有選票，它們真是弱勢中的弱勢，如骨牌的第一張，整個社會不以生命而以垃圾視之，早晚，我們也會同樣對待外勞、獨居老人、殘疾……各種弱勢和少數，但，若守住了第一張骨牌，意即，我們會聞聲救苦對待一只流浪貓，怎會不善待其他受苦的物種（包括人族）？”

有一位天津大學的讀者給朱天心寫信，信中說：“臺灣的民主我不羨慕，臺灣的富有我也不羨慕，但如你貓書中所言所努力的善待其他物種，那樣一個友善包容的地方，是我向往的……”

所以，保護流浪動物不單純關乎貓狗，正如同關懷非洲饑餓兒童，無關乎愛不愛他們，而是身為一個文明人該有的慷慨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