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省城的醫院做了第二次氣管鏡，父親的肺癌確診了，慶幸的是，還在中期，沒有擴散。醫生已經開始制定化療方案，有AB兩種可選。妹妹一連幾個電話打過來，跟我商量該用哪一個。我是老大，我一下子感覺責任重大。我不敢擅做決定，又找老公商量，我們三個最后商量定了A方案。
掛上了化療袋，父親還以為自己只是得了肺炎。我和妹妹都不忍心也不敢告訴他。看著打著化療的父親，跟病房的其他病友談笑風生，高興自己只是得了一場小病。我心里說不上什么滋味。一直瞞下去，還是如實告知？
拿不定主意的我和妹妹就去問醫生，問了兩個醫生，得到兩種答案。A醫生說：“可以告訴病人。”B醫生說：“告訴病人恐怕會影響病人心情，對治療不宜。”還是選擇題。
父親住的是個六人的大病房，公開表示得了肺癌的只有父親左邊床位的12號。是個老頭，八十二歲了，當時在做化療。四個女兒兩個一撥，輪流照顧。他一個女兒說：“原本在我們縣醫院做化療的，他知道了病情后，堅決要來省城，說省城治的更好。反正我爸有退休金，報銷比例也很高，就依著他了。到現在看病沒花過我們一分錢。”老人躺在病床上，神態安詳，氣色也算紅潤，白發雖然稀疏，卻沒有掉光。一點不像傳說中的癌癥病人。
父親斜對面的床位9號是個五十歲的國家干部，單位體檢時查出肺部有陰影，當地醫院做氣管鏡兩次也沒能確診病情，就來到省城醫院，跟父親一前一后又做的氣管鏡，父親很快確診，他卻需要做第四次。氣管鏡是一種很遭罪的檢查，要把一根管子從鼻孔插入肺部，提取里面的病灶，來確認是不是有癌細胞。9號的妻子在醫院陪著他，我不知道他對病情知道多少，他少言寡語，但總是神情自若，好像在等待著是無罪釋放還是判了死緩。
父親右邊床位14號是個乍一看像五六十歲，其實只有四十五歲的女人，氣色暗黑，一臉浮腫，不帶氧氣管就呼吸困難，總讓人擔心有了上氣，就沒了下氣。一直在醫院照顧她的丈夫在她面前跟大家說，是得了嚴重的肺氣腫。他們來自農村，我在走廊，看到那個丈夫一臉愁容的打電話：“醫院又讓交錢，這幾天已經花七萬多了……”
醫生們每天上午來查房，我注意到，到了父親這兒，他們說到敏感字眼，就用英語或術語，讓病人聽不懂。我因為到互聯網上臨陣磨了幾次槍，偶爾能聽懂幾個詞。確診肺癌后，有個大夫還好心的對我父親說：“你這病好治，掛幾次水就好了。”跟我們家屬談論病情更是背著病人，不是在走廊就是醫生的辦公室。
以前看電視劇常會出現的場景，就這樣真實的發生在了我的生活中。醫生支開病人，留下家屬，一臉嚴肅的說：“是癌癥，你們做好心理準備。”
妹妹開始堅決反對告訴父親病情真相，她怕他接受不了，都說癌癥病人一多半不是病死的，是嚇死的。可我覺的父親沒這么膽小，他一直是我們家的頂梁柱，而且很獨裁，大事小事都得他說了算，母親因為一直聽他的，到現在變得沒有一點主見。
一個做主一輩子的人，如今大病臨頭，為什么要剝奪他為自己做主的權力？我主張告訴父親病情真相，其實父親對我和妹妹的鬼鬼祟祟早有察覺，疑慮心加重。但我一直開不了口。
直到有一天早上我趕到醫院時，看到14號病床前站了一圈人，是病人的姐姐妹妹還有十幾歲的小女兒，她們連夜趕來，都在抹著眼淚抽泣。14號還在高一聲低一聲的呻吟，聽病房的人說，已經叫喚一夜了，這會估計是沒有力氣了，聲音小多了。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病危的病人，她嚴重的腎衰竭，幾次掙扎著說要小便，卻尿不出一滴。她的聲音變得怪異，含糊不清，她丈夫都要辨認幾次，才能聽懂。
她痛苦的斷斷續續的不死心的說著：“也沒查出來得了什么病，怎么就是查不出來得了什么病？”
下午14號坐救護車轉去了她家當地的縣醫院，人快不行了，家里人也實在支付不起省城醫院的高昂醫療費了。同病房有家屬幫著他們拿行李，回來后說：“她家人說，她是得的肺癌。”
我不知道那天是怎么走回住處的，只有二十分鐘不到的路，我走了一個小時。讓我心亂如麻的除了我親眼見到了疾病的可怕，還有那個可憐的女人，臨死前竟然還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
我決定告訴父親了，對自己身體最負責的人還是本人，人都怕死，但人也都惜命，我相信父親能調整好自己的心態，對抗病魔。
我盡量輕描淡寫，把病情說的不那么嚴重。父親聽完很平靜，沉默半天不語。妹妹當時坐在他的床頭，她忽然站起來，拉我去走廊，“姐，我感覺床在顫動。”
化療結束，出院回家后，父親對我們母女三人大發了一頓脾氣，埋怨我們為什么不在一開始就告訴他實情。然后他堅決不住原來的醫院，自己跑到省腫瘤醫院復診。父親的理由很充分，之前那家是綜合醫院，治腫瘤還要去腫瘤醫院。
住進省腫瘤醫院第一天，醫生就重新給父親調整了化療方案，說之前的A方案不是效果最好的，價格卻還要貴一些。妹妹恍然大悟說：“怪不得當時醫生使勁給我推薦這個方案。”
現在遇到關鍵的檢查和治療，需要做決策時，已經用不到我這個老大了，父親自己就能做決定。父親知曉了病情，沒有被嚇倒，心理狀態反而越來越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