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教科書里，曾國藩被定義成清朝鎮壓太平天國的主要官員。當然，他也是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開啟了中國近代化進程。甚至在他死后，清王朝還追授了“文正”的謚號，在專制帝國時代，這可是一個文臣死后能夠享受到的最高禮遇了。尤其近些年，曾國藩獲得了成功學的推崇，關于他的成功學書籍是鋪天蓋地。本書，它的最大價值就在于還原了曾國藩真實復雜的一面。這一面，可能會讓你感覺有些陌生，比如，他有湖南人特有的“巴蠻”性格，做事情敢想敢干，不計后果；同時他也是一位儒家士大夫，心懷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可是竟然會逼迫皇帝給他督撫大權；他生活節儉，但也收受賄賂；他創辦過近代兵工廠，但是又沉迷于相面、風水等迷信活動。這一切都讓我們覺得曾國藩這個人既矛盾又復雜，那么歷史上真實的曾國藩究竟是什么樣子的呢？
本書作者張宏杰根據對曾國藩書信以及其他歷史文獻的研究發現，曾國藩身上的矛盾和復雜，是因為理想與現實的巨大落差導致的。在晚清官場那種貪污腐敗橫行的大環境下，曾國藩為了能夠平息戰亂，推動國家進步，就勢必要對現實做出妥協。他在秉持著自律清廉的為官原則的同時，磨練出了頑強的意志力和實事求是的處事態度，最終達成了自我境界的提升。值得一提的是，這本《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不僅講述了曾國藩作為一個政治家成長的全過程，而且還細致分析了曾國藩的財務收支情況以及迷信神秘文化的細節，被公認為是講述曾國藩最豐滿也最有趣的人物傳記。
再為你簡單介紹一下作者張宏杰，他是當代中國知名歷史學者，畢業于清華大學歷史系。除了這本《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他還有《饑餓的盛世》《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等著作。
那么下面，我就為你來詳細講述書中內容。
首先，我們要來了解曾國藩“巴蠻”的性格特征。曾國藩發揚湖南人特有的氣質，通過“結硬寨，打呆仗”平定了太平天國；接下來。我會來講述曾國藩的官場生涯，你會了解到曾國藩從一個政治空想者轉型成為政治實干家的全過程；然后，我們會了解曾國藩一生的財務支出情況，看一看他到底是一個清官還是貪官；最后，我會告訴你曾國藩對待神秘文化和西方科技的態度。
第一部分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內容，曾國藩“巴蠻”的性格特征，使他這一介書生成為了一名優秀的軍事將領。
我們在讀《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這本書時，關于曾國藩的性格特點，可能給你最深印象的就是他非常“巴蠻”。這個詞來自湖南方言，去形容湖南籍的曾國藩是再合適不過了。那這個“巴蠻”是什么意思呢？“巴”有粘住、巴住不動的意思，這個詞指的是固執、不靈活，而且在湖南方言的使用語境中往往帶有貶義，比如“做事情不要巴蠻”。但是在一些特定語境中，“巴蠻”也可以指代硬著頭皮做事，或者做事執著、敢闖敢拼。這個詞被公認為是形容近代湖南人性格或者湖南氣質最準確一個詞，湖南人為人處事中給人的感覺就是很“巴蠻”，敢作敢為。
縱觀曾國藩的一生，特別是他早期的官場生涯，他的“巴蠻”表現的特別明顯。這并不是說曾國藩思想保守固執，剛愎自用，而是說他的做事風格非常執著，只要他認定要做一件事，即使沒有條件，他也要創造條件去干。比如，他組織湘軍鎮壓太平軍這件事。
1853年3月，太平軍攻克南京，并將南京定為太平天國的首都，形成了清王朝與太平天國南北對峙的局面。由于清政府的兩大正規軍，八旗軍和綠營軍都已經腐朽不堪，毫無戰斗力，根本不是太平軍的對手。無奈之下，清政府只好鼓勵地方官員辦團練，也就是允許地方官僚自行招募士兵，組成軍隊抗擊太平軍。
曾國藩正是在清政府的這個號召下投身到戰爭中的。但是作為一個長期在中央任職的文官，他一沒有在地方工作的經驗，二根本不懂軍事，如何征兵、練兵，從哪里征糧、征餉，戰術和后勤是一概不知，他到底該從何處干起呢？沒辦法，只能“巴蠻”著干。
首先，打仗靠的是人力。曾國藩作為一介書生，他能管理好那些暴烈好戰的士兵嗎？而且兵源又從哪里來呢？
曾國藩在湖南本地直接招募士兵，而且還要求必須是天性淳樸的農民。士兵招募完成后，在進行嚴格軍事訓練同時，還要配合儒家禮教的政治教育。所以當時就有人在背后嘲笑，說曾國藩辦團練是“儒生帶鄉奴”。但是在經過一段時間訓練后，曾國藩居然初步建成了一支紀律嚴明，戰斗力可靠的隊伍，這也就成為后來湘軍的基本班底。
兵源問題解決了，那后勤保障怎么辦呢？按常理來說，曾國藩的隊伍是在湖南招募的，后勤保障自然是應該由湖南地方官員來負責。但是團練的本質，相當于是清政府在龐大國家機器上開了一道口子，允許體制內的官員在體制外招募獨立作戰部隊，這些團練是不受清政府直接控制的，合法性也就成了問題。再有，晚清的官場腐敗橫行，各種潛規則都制約了政府的辦事效率，加上戰爭導致地方財政已經空前拮據，所以湖南官場對支持曾國藩是非常不積極的。為此曾國藩只好冒著犧牲政治生命的風險，多次給咸豐皇帝上書，逼迫皇帝給他統領地方的大權，給予湘軍合法化的地位，甚至還接連彈劾了湖南和江西兩位巡撫下臺，強逼地方官僚支持湘軍作戰。
在解決了兵源和后勤問題后，曾國藩和他的湘軍就要直面太平軍了。與湘軍對陣的太平軍將領，不論是前期的石達開，還是后期的陳玉成和李秀成，都積累了大兵團運動作戰的經驗。當時太平軍的戰斗力達到什么程度呢？簡單地說，太平軍可以在三個月的時間內，一路攻城略地，轉戰三到四個省份，連續發起數次大規模戰役，戰爭范圍波及到大小數十個城池和據點。依靠運動戰戰術，太平軍即使在后期實力衰落的情況下，依然能與清軍作戰不落下風。
曾國藩跟這些人比起來，軍事指揮能力至少差了幾個數量級。所以，在參與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早期，湘軍留下了一連串恥辱的戰敗記錄：1854年，湘軍遭遇靖港大敗，剛剛建立起來的水師被太平軍重創，曾國藩險些跳江自殺；同年年底，湘軍又遭遇虎口慘敗，水師幾乎全軍覆沒；1855年，太平軍將領翼王石達開發動西征，橫掃江西全省，湘軍被驅趕到南昌，困守孤城。
這一系列的慘敗都給湘軍很大的打擊，但是湘軍和曾國藩并沒有被打倒，反而在屢敗屢戰中一點點吸取作戰經驗，并逐步發展壯大。到太平天國滅亡前，湘軍主力部隊已經發展到20萬人的規模，匯聚了像李鴻章、劉坤一、丁汝昌等軍事將領。同時曾國藩也基于太平軍擅長打運動戰的特點，為湘軍制訂出了對付太平軍的戰法，用他自己的話說叫“結硬寨，打呆仗”，也就是用塹壕戰對付太平軍的運動戰。當遭遇太平軍時，湘軍盡量不去做正面對抗，而是立刻開始挖塹壕，利用工事和壕溝瓦解太平軍的機動靈活戰術。
曾國藩“結硬寨，打呆仗”的戰術風格就是把湖南人“巴蠻”的品質發揮到極致的標志。湘軍就像是湖南山澗里纏繞在懸崖邊上的藤蔓一樣，死死地巴住太平軍不放，慢慢耗盡太平軍的力量。這種戰法最典型的表現就是1859年冬的安慶保衛戰。當時湘軍在曾國藩弟弟曾國荃帶領下，在安慶城外圍挖掘了兩道五丈寬、兩丈深的壕溝，靠近安慶城的壕溝用來負責進攻城池，外面一層用來阻止支援安慶的援軍，而后湘軍繼續通過挖掘地道逐步滲透到安慶城周邊，城內的太平軍曾經嘗試出城消滅塹壕里的湘軍，但是往往一場仗打下來就會造成太平軍幾千人的傷亡，而湘軍一般只會犧牲數百人。最后滲透到安慶城下的湘軍利用炸藥破壞城墻，攻陷了安慶。安慶保衛戰結束后，太平天國首都天京的西大門被打開了，湘軍也從抗擊太平軍的隊伍中脫穎而出，成為最終攻克天京，徹底平定太平天國的核心力量。
在這一部分我們主要講到曾國藩敢想敢干，勇闖硬拼的性格特點，他憑借“結硬寨，打呆仗”這種笨辦法最終戰勝太平軍。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曾國藩“巴蠻”的性格的確讓他克服了自己作為文人不懂軍事的難題，使他在屢戰屢敗后，不斷汲取作戰經驗，完善軍事思想。但是這種性格也險些斷送了曾國藩的官場生涯。
第二部分
那么，下面我們就來看看第二個內容，曾國藩的官場生涯，以及他從空想家轉型成為政治實干家的過程。
相比在戰場上遇到的失敗，曾國藩在官場中遭遇的挫折和坎坷對他的影響更大，而且這些挫折也不是憑一腔熱血和敢闖敢拼的精神就可以克服的。恰恰相反，曾國藩的“巴蠻”還險些讓他斷送自己的政治生涯。
曾國藩從小就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胸懷治國平天下的遠大理想，所以從他進入官場，就給自己定了很高的政治目標，要踐行儒家思想傳授給他的政治理想。你看，這就是曾國藩與眾不同的地方，別人讀圣賢書無非是為了考功名，然后升官發財。而對于儒家宣揚的文官不愛錢，武將不怕死，君臣一心，開創盛世的政治理想其實是沒多少人去實踐的，可偏偏曾國藩就去身體力行。所以在前期的官宦生涯中，曾國藩一直堅持不結黨營私，不貪污受賄，保持著高潔的操守。但是當他想把這種理想推行到整個官場上的時候，就發現這件事太難了，因為他所處的時代實在是很糟糕。
曾國藩剛剛進入清朝官場的時候，中英鴉片戰爭就爆發了。1842年，清王朝戰敗后，道光帝喪失了銳意改革的進取心，執政風格越來越傾向保守平庸，中央的政府官員也大都秉持“多磕頭，少說話”的為官哲學。這一時期，清王朝的政治氣氛死氣沉沉。后來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太平軍一路連戰連捷，帝國上下從皇帝到地方官員都對戰亂一籌莫展，眼看著這個癱瘓的帝國即將倒塌。
面對這種動蕩的政治環境，曾國藩非常渴望通過個人努力讓老化的帝國機器重新動起來，至少也要為自己的湘軍提供必要的支持，于是曾國藩就拿出對付太平軍的那套策略來同皇帝和同僚打交道。我們剛才提到，為了獲得地方支持，他動輒就上書彈劾，逼皇帝把對手罷官，這引起了湖南和江西官員的不滿，一度讓曾國藩在這兩省無法立足。然而他還做過更過分的事。
1857年曾國藩的父親去世，照慣例他要去丁憂守制。當時滿清皇帝咸豐帝一開始是想挽留曾國藩的，但沒想到，他竟然想借此要挾皇帝，要咸豐給他督撫大權，做湖廣或者江淮地區的一把手。他甚至還聲明，你皇帝要是不給督撫大權，那我曾國藩就不干了。咸豐帝本來就看不上曾國藩的處事風格，這個事情一出，皇帝就決定收回曾國藩的兵權，讓他回老家守孝。從當時情形看，曾國藩即使復出也不太可能重掌兵權，所以他的政治生涯已經基本被斷送了。
這次罷官給曾國藩的打擊很大，他認為自己忠心為國，但是為什么始終得不到皇帝的信任和同僚的支持呢？所以在回到家鄉后，曾國藩開始對自己的思想境界和在官場的處事態度進行了深刻的反思。
曾國藩找出《道德經》《莊子》和《南華經》這些道家和佛教的書籍來讀，幫助自己提升思想境界。當然讀書只是起到輔助作用，更重要的是，這時候的他心態變了，開始站在第三方角度來審視自己。他發現自己年輕時深受儒家熏陶，后來又帶兵打仗，采用法家的嚴刑峻法來治兵治民，這儒家、法家兩種思想體系結合在一起讓自己的意識形態變得非常僵化和嚴酷，而且性格上又太“巴蠻”，做事強硬，所以在旁人眼里，曾國藩做人做事都缺少必要的寬容和彈性，其他人自然就很難與曾國藩達成共識。長此以往，他就成了官場上的孤家寡人，被人給排擠出去了。
在反思的過程中，他結合了道家的無為和辯證的思想，真正理解了老子所說的“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的道理。那些性格上過分要強的人往往是經不起外部挫折的打擊，因為他們對自己期望過高，人性本來的彈性都沒有了，所以失敗可以輕易折斷他們的意志。相反，那些看似性格柔弱，能夠基于現實踏實做事的人，反倒可以在社會潮流中捕捉到機遇，成就大事。
隨著曾國藩反思的深入，他漸漸懂得政治家的處事態度一定要謙退、理性，要把官僚體制作為實現政治理想的工具，而不是時刻想著去反抗破壞這個系統。另外，官場上最基本的運行機制應該是利益，利益才是人與人合作的最廣泛共識，因為利益可以協商，可以分割，還可以交換，政治家必須要學會用利益吸納更多同盟者為自己服務。
終于，曾國藩完成了從一個政治空想家到成熟的政治家的轉型。就在這時，太平天國在經歷了一輪低潮后，開始死灰復燃，對清帝國的威脅又增強了，咸豐帝被迫再次請曾國藩參與平定太平天國運動。
當曾國藩重返官場之后，他一上來給人的印象就是脫胎換骨。
首先，是他跟同僚和皇帝打交道的態度變了，多了一份謙退和理解。剛剛上任的時候，他逐一拜訪了湖南各級官僚，一開口就是要向對方請教。他跟咸豐帝打交道的身段也柔軟了很多，他明確表示以后向皇帝遞交奏折還是通過正常的官場渠道，換句話說，他連專折奏事的權利都不要了。這樣一來，君臣之間原本僵硬的關系也逐漸緩和。
1860年，太平軍攻破了圍困天京的江南大營，兩江總督何桂清棄城逃跑，咸豐帝震怒之下把何桂清革職，這樣兩江總督的位子就空缺出來。在咸豐帝的寵臣，御前大臣肅順的竭力舉薦下，曾國藩被任命為兩江總督，成為了負責江蘇、安徽和江西這三省軍務的封疆大吏。你看，當曾國藩主動放下身段，不再去逼迫咸豐帝給他權力之后，他自身的才干和實力很自然地讓他成為兩江總督的最佳人選。
另外，曾國藩也開始接受各種官場的潛規則，處事也變得圓滑世故了起來。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曾國藩跟戶部書辦打交道的故事。當時曾國藩在平定太平天國之后，要去戶部報銷三千萬兩白銀。按照當時的潛規則，這筆報銷要給戶部的書辦40萬兩白銀的回扣，后來曾國藩把價格談到了8萬兩。可結果呢，當時的政府首腦恭親王認為，戰爭剛剛結束，要與民休息，這筆錢干脆就不用報銷了。這不是明擺著斷了戶部書辦的財路嗎？但是這一次曾國藩說，談好的八萬兩還是要給。結果他就從自己的小金庫里拿出了八萬兩給了戶部書辦。其實曾國藩的做法也能很好理解，這些書辦地位低，但是權力大，這次失信于人，以后再找這些人辦事就難了。
總之，曾國藩的變化與轉型，讓他逐步獲得了同僚的認可，后來在咸豐皇帝死后，實際掌權的慈禧太后也對曾國藩非常信任。這都為他順利平定太平天國，并在戰后推動洋務運動提供了必要支持。但問題是，曾國藩這次轉型后，居然也開始貪污受賄，那么這是不是意味著曾國藩已經徹底放棄清廉的政治操守，墮落成一個平庸的貪官呢？
第三部分
我們在第三部分就要詳細了解曾國藩的財務情況，看看他到底是一個清官還是貪官。
張宏杰先生對曾國藩一生的財務收支進行了詳細的研究，他發現作為晚清的封疆大吏，曾國藩每年的年薪、養廉銀，還有清朝官場的陋規累計下來應該可以讓他有一百八十萬兩的盈余。但是曾國藩去世后，他統共只留下了一萬八千兩，只有1%。后來這筆錢也在給曾國藩置辦喪事后全部花光了，所以曾國藩一生的財務收支最終是一個零，他沒有靠幾十年的官宦生涯為自己攢下一分錢。
另外，曾國藩對自己的個人生活要求也非常嚴苛。1863年的時候，組織火燒圓明園的英國軍官戈登來到安慶拜會曾國藩。他就很驚訝地發現，曾國藩衣著破舊，衣服上居然還有油漬，根本就不像一個封疆大吏的樣子。其實除了衣著，曾國藩的飲食也很隨便，吃飯用的器皿居然是瓦盆。而且他除了喜歡讀書、書法之外，對收藏古玩、興建園林都不感興趣。所以，拋開曾國藩在官場的表現，他的私生活幾乎和苦行僧沒太多區別。
說到這里，問題就來了。曾國藩為什么還要貪污受賄呢？這是因為他依靠政治利益在官場上跟別人打交道。他不得不接受已有的官場潛規則，但是這些灰色收入絕不是他做官的目的，而是他處事的手段。我們可以說，當曾國藩面對自己的時候，他是一個高潔的問心無愧的圣徒；而當他面對整個官場的時候，他又是一個圓滑的務實的政治實干家。
第四部分
在最后，我們來談談曾國藩對待神秘文化和西方科技的態度。所謂神秘文化，在我們現在人眼中就是封建迷信，像算命、看風水，看相等等。難道說曾國藩也會對這些迷信活動感興趣嗎？他可不光是感興趣，他還深有研究。我們就從一個故事開始講起。
1861年，湘軍攻克安慶后，曾國藩創辦了安慶內軍械所，這是中國最早的近代化兵工廠。后來隨著湘軍在前線的節節勝利，曾國藩計劃未來把兵工廠搬遷到南京，并擴大工廠規模。所以這時的曾國藩急需懂洋務的人才幫助自己從國外采辦機器，經營工廠，于是他開始四處招募。其中有一位接受過西方傳教士教育的廣東人慕名前來，這個人就是后來“中國留學生之父”容閎。
1863年，容閎來到安慶面見曾國藩，根據《容閎回憶錄》的記載，這次會面前后大概半個小時。這時的容閎已經剪掉了辮子，留著一頭短發，這種打扮在晚清會被國人笑話是“假洋鬼子”，看上去是非常怪異的。但是曾國藩似乎并不在意容閎的裝扮，而是微笑著觀察容閎。大約十幾分鐘后，曾國藩開口對容閎說，希望他做自己手下的軍事將領，因為他覺得容閎濃眉大眼，器宇軒昂，很適合帶兵打仗。原來曾國藩在見到容閎的那一刻起，就在給他相面，那么，曾國藩相得準嗎？根本不準，因為容閎從來沒有當兵的經歷，也沒有這方面的志向。所以，容閎不卑不亢地拒絕了，而且進一步對曾國藩表達，自己更適合出國采辦機器，經營工廠。曾國藩當即同意，給了容閎一筆錢去辦洋務。后來容閎就做了曾國藩的幕僚，并創辦了江南制造總局。
到這你可能要說了，曾國藩作為晚清封疆大吏，為什么還會用相面這種旁門左道來評判人才呢？其實曾國藩不光擅長相面，他還喜歡算命，更一度精通風水學，另外他還非常迷信鬼神。不過你千萬不要認為這是曾國藩愚昧的表現。在曾國藩所處的時代，他能接觸到的思想資源肯定是有限的。而對于一個終身保持強烈求知欲的人來說，曾國藩對神秘文化也保留了一份好奇和寬容。
所以只有理解了這一點，你才會明白曾國藩這個深受中國古典文化影響的封建官僚為什么會成為洋務運動的推動者。我們能夠想象，以曾國藩的學識和閱歷，他不可能對西方科學技術有什么深層次的認識，最多停留在“船堅炮利”的水平上。但是曾國藩卻對西方文化多了一份包容，少了一點偏見。
容閎留了一頭短發來見曾國藩，他沒有因為這種怪異裝扮把容閎拒之門外，而是仔細觀察他，還主動要給容閎安排軍隊方面的工作。在戰爭中他發現西方武器更有威力，就搞“拿來主義”，創辦中國人的近代工廠，而不是做一個封建衛道士，抱著“祖宗家法”不放，排斥西方文明。曾國藩對神秘文化的好奇的確沒有幫他找出人生的真諦，但是他對西方文明的寬容，卻最終讓中國這個老大帝國邁出了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步。
下面我來簡單總結一下。我們講了四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曾國藩發揚了湖南人敢闖敢拼的性格品質，用“結硬寨，打呆仗”的戰術平定了太平天國運動。第二個重點是，曾國藩執意要踐行儒家政治理想，導致他被咸豐皇帝罷官。在回鄉后，通過反思認識到自己只論是非，不談利益的缺點，逐漸從一個政治空想家轉型成為政治實干家。第三個重點是，通過對曾國藩一生財務收支情況的研究，我們知道曾國藩為官清廉，貪污受賄對他而言僅僅只是在官場上打交道的手段。第四個重點是，曾國藩用實事求是的態度，來對待中國神秘文化和西方文明。他對西方科技的包容，推動中國邁出近代化的第一步。
張宏杰先生通過《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為我們還原了一個我們不熟悉的曾國藩。他既有湖南人特有“巴蠻”性格，也在闖蕩官場幾十年內，鍛煉出了實事求是的處事態度。借助對曾國藩的解讀，張宏杰先生想要告訴你的是，作為一個完全由中國傳統文化獨立培養出的知識分子，“曾國藩全面展示了傳統文化的正面價值，證明了中國文化有活力、有彈性、有容納力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