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看到新世相一篇關于“死”的文章，她說，如果一個人要死了，我們該怎么和他們談論他們的死？
這是很多人都不愿談及的話題，對于生離死別，似乎誰都不敢說自己準備好了。
倒是很多人，消失得猝不及防，就好像評論里說的：我有個發小，從小和我一起捉迷藏，30年過去了，我依舊沒找到他。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部電影，同時也是一個真實故事。電影的名字叫做《哥哥，我愛你》，十二年前的韓國電影。
雖然現在是抵制韓國的特殊時期，但是我想文化無國界，好的東西應該被分享。
2002年，該電影編劇金恩凈得到了一個傷心的消息：她的外甥宋熹患了癌癥。在住院治療期間，弟弟長熹一直陪伴著哥哥。哥哥忍受著身體上的痛苦，而弟弟則是忍受著精神上的痛苦。但兄弟倆卻始終保持著樂觀的心態，讓哥哥度過了最危險的時期。他們的母親將這段經歷記錄了下來，寫了篇名為《由悲傷到希望》的文章。金恩凈看了這篇文章之后，就想把兄弟倆的故事搬上銀幕。于是，她創作了本片的劇本。
導演林泰亨先看了劇本，又看了孩子的母親寫的《由悲傷到希望》，接著，他又見了宋熹、長熹兄弟倆。這一切對他的觸動很大，把這個事情搬上影片對他來說，也變成了一種責任。林泰亨對電影負責的態度也值得稱道。
在拍攝影片之前，他在兒童癌癥中心足足住了3個月。對癌癥病患者及其家人的生活、心態等有了足夠了解之后才進行拍攝。
不得不說韓國人的電影善于捕捉人性的痛點，從九歲孩子的角度去思考癌癥對一個家庭帶來多么巨大的打擊和煎熬。電影的情節簡單明了，通過描述劇中的弟弟張韓一對哥哥張韓星的情感變化為線索，講述了這個生與死，親情與友情的催人淚下的故事。
能感動觀眾的電影不是說拍攝手法，敘事手段有多好，往往是因為故事源于生活，引起了人們的共鳴。誠然，這部電影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普通的家庭，普通的孩子，卻被突如其來的腦腫瘤打破了平靜，不得不去面對癌癥帶來的壓力與痛苦。
電影不再多說，我們來談一談“癌癥”與“死亡”，雖然20幾歲的年紀在這兩個話題上似乎沒有什么話語權，但人會生老病死，我們會成長，會成熟，最后也會不得不面對生老病死。
第一個問題：你離“死亡”最近的一次經歷是怎么樣的？
說到這里，我想寫寫自己高三時候的化學老師，這位嚴厲卻慈祥的老師，在我們高三畢業的暑假，被確診為肺癌中期，沒來得及跟他匯報我們的高考成績，他就住進了重癥監護室。得知這個消息，我怎么也不能相信，因為在高考前老師還站在教室里為我們一遍又一遍地講解疑難試題，聲音還是那么洪亮，眼神還是那么嚴厲，做錯題他敲我腦袋時的手還是那么有力。
后來我們班自發地組織拍攝了一段祝福視頻，聯系了班上數十位還在家鄉的同學，站在高三教學樓前的秋白亭——我們高考百日誓師的地方，一個個地為老師加油祝福。存儲在一個U盤里，送到老師家里，托師母給老師，因為重癥監護室的條件限制老師沒有看到，再后來的后來，第二年的春天在班群里得知老師去世，這段視頻一直存在我的百度云卻再不敢輕易點開，雖然這不是我第一次近距離接觸死亡，但驚訝于生命的脆弱，從確診到離開是如此短暫，讓人猝不及防。
正如書上寫的：“明天和意外嗎，你永遠不知道哪個先來。但明天總會來，只是如果意外先來了，明天就不再是屬于你的明天。”所以，當你和意外擦肩而過之后，你就會明白過好今天是有多重要。
第二個問題：假如你身患“不治之癥”，你會選擇迎接死亡還是抱緊最后一絲生的希望？
在很多人看來這是一個很幼稚的問題，我不否認，畢竟這樣的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概率微乎其微。
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被電影里的小旭的遭遇所觸動。此時此刻在某個醫院里，或許也在發生著這樣的故事，有人也在面臨著抉擇。
那么這樣的一個問題真的有那么難選么？
其實這個問題可以轉換成：你是否想讓自己有限的生命活得更有意義一些？有些人選擇了前者，在生命的最后留給自己和家人美好的記憶，也有些人選擇了后者，用最后的力量展示了生命的堅強。
所以不管你選擇的是哪個，樂觀面對是最正確的答案。
不知道還有沒有人記得9年前，同樣有一個美麗的女孩田維留下的生命絕唱《花田半畝》，也是因為癌癥在花季的年齡離開了世界，在她的半畝花田里我們看到了面對病痛時這個女孩的勇敢與樂觀：
心存感激地生活吧。我們來自偶然，生命是最寶貴的禮物
愛你所愛的人，溫柔地對待一切
不要因不幸而怨恨和悲戚。無論前途怎樣兇險
都要微笑著站定，因為有愛，我們不該恐懼
最后，想借用新世相的評論來作為結束語
1、把那些提醒你悲傷的紀念物收好，等到自己能消化離去，再拿出來不遲。
2、按時吃飯，按時睡覺。身體健康的時候，一個人更有力量面對痛苦。
3、要尊重他人的離去，也要尊重自己的生活，不要失去平衡。
4、將重心放在你能做的事情上，比如工作、學習。否則未來生活一團糟，你會更痛苦。
5、不要騙自己，誠實接受告別，誠實面對自己。不要夸大、小看自己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