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之覺民于海內(nèi)也，理同出于一源，道并行而不悖。"
當下很多朋友談到傳統(tǒng)文化時都會不約而同地感嘆“三教同源”，上文這句話（或其意思）也往往成為了“同源論”的起手式。
接下來儒家“性本善”，佛家“眾生皆有佛性”，道家“紅蓮白藕，俱出一根”等耳熟能詳?shù)慕?jīng)句疊加式地平鋪以證明三教思想的一致性，期間有些朋友還會引用一些三教始祖之間頗有關聯(lián)的記載，例如孔子拜訪過老子，老子化胡為佛等等。
最后在加上或引用一些總結性的語句，例如王重陽所說的“紅蓮白藕青荷葉，三教原來是一家”等作為總結。
從道德教化的角度講，我不反對“同源論”，甚至筆者自己在做類似主題的文章或演講時也會采用上述的行文方式。
因為道德教化的目的在于提升人民的道德素養(yǎng)、維護社會的穩(wěn)定。“三教同源”乃至“中西方文化互通”等觀點不僅有利于矛盾的消除、人心的維穩(wěn)，而且也有利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和諧發(fā)展。
但是，如果從學術的角度上來講筆者認為有些問題還是要正本清源。道德教化與學術研究有“互存”但也“互異”，不能混為一談。
佛家的傳說與公案很多就如同西方的寓言故事一般，有其教化的價值、存在的意義，但是如果把這些就當做是史實來研究、引證，這就不妥了。
客觀地說，若無互通之處儒釋道三家又如何能并行兩千年之久，但是這種互通不是“同源”的關系，而是一種“歸元”的發(fā)展。
三教文化的起源
儒家文化是以人問核心的人文主義思想，集中體現(xiàn)了中國哲學中重現(xiàn)實的文化特征。所以儒家重當下、重此生、重人間，“不語怪力亂神”，“未知生焉知死”。
就“儒者”的起源而言，馮友蘭先生《中國哲學史》里也指出“儒者”前身往往是戰(zhàn)國時知書達理的貴族或幕僚。
道家文化和儒家文化一樣是中國的固有文化，就“道者”起源而言本人支持馮友蘭先生的意見——“道者”前身往往是春秋戰(zhàn)國時的隱士。
道家思想認為無為的“道”是世界的本源，效仿“道”的無為、順其自然就成為了道家思想的“人生觀”。
《論語》中也有數(shù)處記載了當時的一些隱士對孔子周游六國的不認可，他們認為天下已經(jīng)如此，人力無法挽回，就應該順應自然、無欲無求。
具有宗教性質的“道教”認可肉體的真實性，初期力圖通過煉丹符箓、練氣存神，乃至“調(diào)和龍虎、捉坎填離”等方式保證肉體的長生，與自然融為一體，身體與精神一并化羽成仙。
佛家文化是源自印度佛教，兩漢時期逐漸傳入中國。印度佛教文化重來生、重彼岸，認為人道是煩惱的，此岸是污穢的，世界是虛幻的，要脫離此生此岸，求來生的解脫。
從行持上講印度佛教“僧不跪王”、“棄世出家”的行為與中國儒家固有的“君父觀”、“家庭觀”是格格不入的，佛家視身體為污穢皮囊的思想與道家“養(yǎng)生長生”的思想也是有出入的，所以印度佛教傳入中國之初受到了儒道兩家的全力狙擊。
可以看出，三教的思想在起初時有很大的不同，“同源”二字無從談起。當然，如果說三教都是教人行善去惡因此“同源”，那么所有宗教都是“同源”。而這種“同源”是道德層面的，而不是思想、學術層面的。
三教文化的發(fā)展
儒釋道的很多學者在立足本宗文化時，也意識到了“取長補短”的價值，特別是作為外來文化的佛教，為了能立足于中原大地上歷代學者不懈地調(diào)和三教文化的矛盾，在對立中求融合。
儒釋道三家的共通點往往集中于“心性論”，因為這既符合中國文化反觀自省的內(nèi)涵，又是三家最容易實現(xiàn)調(diào)和的領域。所以中國文化從漢代的宇宙論為重點，到魏晉時期人本論為重點，再到唐以后儒釋道三家的文化都偏重于人生論、心性論的生命哲學。
儒家孔孟所提出的“仁義”，將中國文化慢慢引導到重視“人”的人文思想中，而不是局限于“天地”的視野。
宋明儒者，無論是理學還是心學雖然對佛道都持有批評的立場，但是不可否認從佛教思想中都汲取了自己所需要的養(yǎng)分，促使宋明儒學逐漸集中到體用、圓融的心性思想上來。
例如朱熹就曾經(jīng)批評心學“全是禪學”，雖然有些夸張，但是佛家禪宗思想對陸王心學是產(chǎn)生極大影響的。
道家最初重視養(yǎng)生成仙，隨其發(fā)展重心逐漸轉到以道德性命之學為本。南宋之后以“全真道”為首的新派力圖革新，主張道教學者應該立足于內(nèi)在思想和精神的超越上，而不是身體的羽化登仙，這就進一步與儒佛兩家思想保持了融合一致。
至于外來文化的佛教思想，其變革就更為顯著了，形成了與印度佛教全然不同的中國佛教文化。
制度上講，印度佛教是托缽制，中國佛教逐漸形成了叢林制，寺廟產(chǎn)業(yè)自給自足；印度佛教僧侶“見王不拜”，中國佛教接受中國“君父制”的思想，參拜君王；中國重視家族傳承，中國佛教因此變相地以宗派祖師制迎合父子傳承的思想。
從心性思想上講，佛教傳入中國后，中國佛教學者常以道家的思想或術語來解釋佛法經(jīng)典：以道家“無”的思想解釋佛家的“空”，用道家的“道”來解釋佛家的“菩提”，用道家的“無為”來解釋佛家的“不執(zhí)著”，
以魏晉玄學陰陽二氣的理論來論證“一闡提”也有佛性。慧能禪很大程度也借鑒了道家“自然本性”的思想。以道家“無為而無不為”的思想來闡發(fā)佛教禪宗“不斷而斷、無修之修”禪學。
針對儒家重現(xiàn)實人生的人文特點，因此佛家在發(fā)展過程中逐漸將佛性與人心結合在一起，強調(diào)“自心即是佛”，“心佛眾生三無差別”。
佛教內(nèi)部也有性具善惡的認知，但是中國佛教主流思想都是承認真心本善的理論，這不能不說是迎合儒家“性本善”的主流思想。
圓融儒家“極高明而道中庸”的思想而提出了佛家“平常心是道”的禪宗主張。提出了“心靜則國土凈”，以調(diào)和極樂世界也現(xiàn)實人心之間的矛盾。
如今有一定國學素養(yǎng)的學者翻開經(jīng)典都能說出一番圓融的分析，國學發(fā)展至今確實有很多互通之處。但是我們必須清楚這種互通不是因為“同源”，而是因為在發(fā)展的過程中儒釋道三種文化的互動、交涉，是一種選擇性的融合，是一種“歸元”的結果。
中國文化中一些問題的澄清才有利于今后客觀、理智的道德教化，使國學在“學術為左、信仰為右”的平衡中穩(wěn)步的發(fā)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