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影院國慶檔，被稱為“史上最擁擠檔期”——12部明星陣容電影扎堆上映，吸睛無數，熱門影片預售票房高達四五千萬。

而與此同時，“退出”一詞卻也成為了焦點。

“現象級低分視頻”《純潔心靈·逐夢演藝圈》的退出在眾網友意料之內，王晶導演的《降魔傳》為自己的另一部情懷力作《追龍》讓路，自在情理之中。

女性片《閨蜜2：無二不作》早在9月中旬就宣布主動躲避國慶大戰，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9月下旬馮小剛導演的《芳華》和鄧超領銜的話題之作《心理罪之城市之光》“因故”緊急撤檔，就讓人感覺詫異了。

不過要細究起來，無非兩點：少數因為政策，多數為了票房。

電影方“退出”預定檔期這種行為的性質，是屬于考慮到市場消化能力與自身業績的“理性決策”，還是屬于擾亂院線只需擾亂市場秩序、輕視預購觀眾的“任性行為”，暫且不討論——咱們單獨來聊聊這個“退出”機制。

當然，是關于“非遺”的。

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是于2011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

“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無正當理由不履行前款規定義務的，文化主管部門可以取消其代表性傳承人資格，重新認定該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喪失傳承能力的，文化主管部門可以重新認定該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

“國家 + 省 + 市 + 縣”4級保護體系里，各層級的非遺保護條例中，對于傳承人義務規定的沿用，和對非遺項目保護單位的義務約束的擴充，其法理基礎，都是來源于上面引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第三十一條之條款。

除傳承人之外，對于非遺項目保護單位的規定，也有同等性質的規定。

前些年，因文化體制改革、履責不力等原因，非遺保護單位調整變更和被撤銷資格的事件時有發生。

比如，國家級非遺項目“晉劇”的保護單位由山西太原市實驗晉劇院變更為“太原市晉劇藝術研究院”；天津河西區掛甲寺街道辦事處、內蒙古自治區群眾藝術館等多家部門，都曾經或已經被文化部撤銷非遺項目保護單位的資格。

針對保護單位的“退出”機制，是為了避免有關單位“重申報、輕保護”的功利性行為。這叫做“有退出，才有保護”。

而針對個人的“退出”機制呢，雖然早早寫入法律、條例中了，實際執行卻并不嚴格，以至于在很多人的觀念中，“非遺繼承人”是項終身制的榮譽。

今年，江蘇省開展對非遺繼承人的評估工作，開啟候選人增補、二次競爭上崗等機制，效果轟動，被《人民日報》以《打破“鐵飯碗”，絕活更鮮活》為題刊載報道。

“退出”機制，是為了激發繼承人的責任感、創造性，有退有進，增強“造血”功能。這叫做“有退出，才有活力”。

除此之外呢，在上文提到的江蘇，還有湖南、四川等多地，在其非遺保護條例中，針對非遺項目本身，也設定了“退出”機制。

以古都江蘇南京為例，今年3月份生效的《南京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條例》第三十條規定“對代表性項目的存續情況進行調查、評估。對于因客觀環境改變、無人傳承、經搶救性保護仍不能活態存續的，經同級人民政府批準后退出代表性項目名錄，列入記憶性保護名錄”。

“因客觀環境改變”“不能存活”的非遺項目，允許退出名錄。

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這個機制，使非遺項目的保護，在“重要、必要、急迫”的情緒中，得到了理性而客觀的正視。遵循了自然規律，順應了歷史發展潮流，避免了讓政府力量做無用功的尷尬局面。這叫做“有退出，才有發展”。

非遺，是美好的、是震撼的、是享受的，同時，也是客觀存在的。其生死存亡起落興衰，都有自己的客觀規律。

非遺保護條例中的退出機制，在我們對非遺說出“你好”之后，也能夠從容地說出“再見”，讓它有尊嚴的離開，留給我們一個值得懷念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