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四百余年，先是百家爭鳴，其目的幾乎只有一個，就是面對周文疲敝而發，各自提出自己的治國（應該說是救國）之道。
在當時，最不被諸侯王們接受的是哪家學說呢？
儒家。孔子自己也說“惶惶如喪家之犬”，還有斷糧的時候，還有被追殺面臨滅頂之災的時候。
道家面對當時的亂世，采取的是歸隱，四體勤，分五谷的荷蓧丈人就是典型的代表。但儒家就是犟，撞了南墻還穿墻，“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堅持做“不可為”之事。
說到周文疲敝，這其中還有一些所謂內在的變化。當時周天子采取的是分封制，剛開始的時候還沒問題，封建領主和井田上的農民相互扶持，構成了成長的共同體。貴族靠公田的糧食生活，農民靠私田生活，春種秋收，相安無事。也正是這種太平和諧的生活，各諸侯國的人口漸漸增加起來，原來分配的土地似乎不足以滿足人們的生活需要了。諸侯們想出了一招，把公田也分給農民，同時土地可以歸農民所有，可以買賣，作為條件，每家都要按照分得土地的多少交稅，也就是“初稅畝”，這樣從原來的靠公田生活，轉向靠收稅。
也就是說，私有制開始萌芽了。私有制意味著什么？私有制意味著誰的能力大，誰的天賦好，誰將獲得更多的土地和財富，因為井田制廢除后，官方鼓勵開墾土地，漸漸的允許進山采集和狩獵（原來屬于國家，不允許個人進入，但管理成本太高，根本控制不住），只要你根據土地和獲得的多少交稅就行，個人和國家都增加收入。在這種態勢下，有能耐誰使，這樣就造就了一批大戶，他們可能漸漸的成為社會的上層。正如盧梭所言，私有制的開始，是人類不平等的起源。這樣說來，那個時候，人家有錢是人家憑本事掙來的，是人家有能力。
在民間私有制發展的同時，各諸侯國也在發展自己的私有制，什么意思呢？原來都歸周天子管轄，但隨著周文疲敝，各諸侯國不再聽從號令和制約，各自獨立，把封地變成自己的，不再屬于周王朝。個人和國家是一樣的，為了發展，就是要攻城略地，誰地盤大，誰收的賦稅多，誰就有錢誰就腰桿粗，可以擴充軍隊，可以稱霸天下。
個人在擴充，國家在擴充。
那個時代，誰不積極的致富，誰不擴大自己的地盤，誰就是傻子。
而那些儒家知識分子，還認真的推行仁學，可以想象，上至諸侯下至百姓，都不屑一顧。據史料記載，商鞅跟秦孝公談仁政，秦孝公睡眼惺忪，當說到法治壯大國家時，一下子精神抖擻容光煥發；孟子跟齊宣王談仁政，王顧左右而言他。那個時候，誰不談發展，不談權力，不談掙錢，誰就是不合時宜，完全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啊，那時的根本矛盾就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和薄弱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
所以，法家大興。魏國、齊國、趙國、秦國等都嘗到法家帶來的甜美，先后成為當時綜合國力的霸主。
與此同時，墨家的俠客們，義士們也是豪情滿懷，他們為了主人的利益，要么威脅對方君王，要么憑計謀勝出，要么殺身成義，有的門客為了維護主子的尊嚴，對歧視主子的地方實施屠城。哪里看得見道義！墨家攻擊儒家的人倫秩序，宣揚天下百姓是一家的博愛，這貌似道德高尚，實際上是徹底的空想。他們出身低微，本質上是心理學上的缺失補償，自己未得到的尊嚴和愛，希望在自己周圍充滿。
還有名家的綺辭怪說，苛察繳繞，除了個別的有一定的邏輯意識外，更多的人是玩弄詞藻故弄玄虛，與家國天下無甚關聯。
總之，那個時代是百家爭鳴的時代，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雖然思想上有差異，但除了儒家之外，卻有著共同的追求，尤其是法家和墨家，那就是發財爭權。站在精神發展的角度，戰國遂成亂世，人們“唯物”“務實”，一切仁義道德都不在話下。
這是時代的腐朽，這是人心的墮落。
儒家的可貴就在于其內在的生命力，儒家不死才有真正的社會進步，才有人類文明的發展。如果說戰國時期是私有制的興起，雖然開始時人心不古道德淪喪，但對人性自由和政治民主還是有著必要的奠基價值的話，那儒家思想的頑強存在，則為歷史的進一步發展，指明了方向。
回首歷史，那些縱橫江湖的東周俠士，而今安在？
——《歷史哲學》閱讀筆記之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