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我有幸成為“北京人民廣播電臺少年合唱團”的一名團員。

一九六三年的六月一日，我們團在人民大會堂為外國小朋友演唱了《讓我們蕩起雙槳》。我們的童聲得到了熱烈的掌聲，演出結束后，我們還得到了臺領導的表揚。

休息的時候指導老師說：你們誰家要是有收音機就好了，你們的家人現在就可以聽到你們的演唱了。從那天起，我最大的奢望就是想有一臺收音機。

一九六八年我初中畢業，我和我同齡人中的大多數一樣，分配到內蒙古呼倫貝爾大草原插隊。臨行前的一個星期媽媽問我：“除了要準備的新被褥、新書包、還有新鞋子以外，還需要什么？”我壯著膽兒說：“我想要一臺收音機。”我的話還沒有說完整，爸爸就嚷開了：“什么？收音機？那是咱們這樣的家庭能買得起的東西嗎？你可真敢要。”爸爸這一嚷嚇得我再也不敢說話了。

可是沒想到，第二天媽媽說：“霞啊，我和你爸一宿也沒睡，你爸說讓我和你商量商量，要是買個收音機也可以，但是，媽媽原來答應你的新書包、新臉盆、還有那套新被褥，咱們可就…… ”說到這兒，媽媽哭了，我也哭了 ，我說“媽媽，我什么都可以湊和，就是想要一臺收音機。想聽聽我們合唱團的歌……"

第二天，爸爸真的抱回家一臺收音機。我和弟妹圍著這臺收音機高興了一個星期。弟弟要聽“小喇叭”聽孫敬修爺爺講故事；妹妹則要聽郭蘭英的歌，而我最想聽的仍然是少年合唱團的歌曲。

一星期之后，我抱著這臺收音機，背著在家用了很多年的舊被褥踏上了北去的列車，來到了內蒙古呼倫貝爾大草原插隊落戶。只可惜原來在家收到的許多臺在這里都播不出來。只有可憐的三 四個臺，慶幸的是，在距北京千里之外，在三 四個臺中我找到了北京臺，聽到了少年合唱團師弟師妹的童聲。這童聲伴我度過了在內蒙古插隊時最艱難的歲月。

我們同宿舍的八個女生為這臺收音機取名為“燈塔”因為當時的收聽效果并不理想。要想聽得真切，每次我必須用手臂把它舉得高高的，在蒙古包里不停地掉換著方向，尤其是在深夜在大草原的映襯下，這臺深褐色收音機右上角那個小小的紅色的二極管一閃一閃的，真的就像一座燈塔。雖然當時沒什么世界名著播出，但浩然先生的《金光大道》、《艷陽天》，還有后來根據小說拍成電影的《小花》和《桐柏英雄》都是我們同宿舍八個女生的最愛。這擋讀書節目使我對文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小小的“燈塔”引領我一步一步的向文學的殿堂靠近。

1973年我調離內蒙古的時候，我不僅對文學產生了如醉如癡的夢想，更是有了一本厚厚的個人作品集。2000年3月10日《北京人民廣播電臺》新聞臺蘇京平老師主持的《人生熱線》脫口秀擂臺賽，我憑借自己對廣播的熱愛，對文學的熱愛取得了擂主的殊榮。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成功，我只知道我和收音機有一段不解的情懷，我和北京人民廣播電臺有一段不解的情緣。

此時，注視著這臺收音機，給這篇文章劃上了圓滿的句號。我終于可以把自己與收音機的情結和北京人民廣播電臺情緣說給大家聽了。

現在我電腦、有了手機、有了愛 paid、有了無數個先進的電子產品，但這臺收音機仍然是我的最愛。這臺收音機陪伴我從北京到內蒙古，又從內蒙古陪伴我回到北京。今天它仍然擺在我家最顯眼的位置，它仍然是我不解的情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