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爸爸的學生小賀結婚，妻子是鄰居張老師的女兒，他們倆來家里送喜糖，知道小賀在中國電影家協會工作，每天就是看電影，那時更多是內部觀摩場，羨慕得沒流出口水，卻忘了問光看不做點什么，或者思考等等。后來，有時間自己扎堆看過一些電影，總在琢磨那些光與影是如何引導人，以及生活的。“他還好嗎？”“他不好”，于是第二個人，緩緩走向飯店旁邊的石獅子，雙手掩面，低頭頂著獅子的底座，第一個人幽幽地跟過來。那到底是怎樣一種痛苦，換了我上去，會不會扭頭離開對話人？觀眾看過之后，會不會在未來的痛苦中，習得這么表達？
也許根本不是有意識的表達，而是無意識的自然反應，演員要學會假裝無意識，久而久之，你會發現生活藝術化了，大家用同樣地幾個套路生活，說它是風格也好個性也罷，好一個“化”字承載了太多的人性，有點像大禹治水，引流而已。另一類有意思的電影是，相對松散的結構與情節，破案的警察同時還在找對象，而這件事與案情平行發展，且并未產生直接關系，表現他是個凡人而更真實？在我們習慣了90分鐘精致人生里，每個畫面每句臺詞都意味深長，像精神過敏的含羞草，任何的人與物都可能是罪犯，以致真實世界里，同《新包法利夫人》中的面包師，她必須是偷情者。
想起中國文人看不上國外漢學家，說他們的神經太敏感、想象力太豐富，連魯迅早就指出有些“研究中國的外國人”，“想得太深，感得太敏”，常得出“性”的結果。批評者舉例，李商隱《無題》“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顧彬（德國人）解釋說，這個東風“也是男人要在女人那里呆下去的路徑。如果在這條路上得不到滿足，就連這個女人也會在其本性和可能性方面受到限制”。假如沒有翻譯的事，敏感該是好事，也是探索人性免疫力的新路徑。而文字擺在那里，像一只可裝萬物的筐，誰都可以把自己的理解與想象投射進去，久而久之那就塑成一個符號，自己的符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