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是我們遙想遠古的時光機。每次站在陣容龐大的秦兵馬俑前，我都不禁浮想聯翩：如此鼎盛的一支軍隊，支撐起的是怎樣一個帝國？這個原先偏處西陲的小諸侯國，在一種怎樣的理念支撐下，將其余六大諸侯國一一打敗，完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統一呢？
我們無法從冷冰冰的考古報告中獲知這一切，但我們還有基于零碎史料的宏大想象。是的，這就是孫皓暉先生的《大秦帝國》，六部十一卷、超過五百萬字的巨著。
從公元前三百六十二年秋天、黃河西岸的少梁山地開始，孫先生用他充滿激情的筆觸，訴說著從那個秦獻公在秦魏大戰中負傷逝世、秦孝公少主即位便面臨六國分秦的危機時代開始，伴隨著商鞅變法的嚴酷與溫情，沿著在諸子學說紛起而獨尊法治的興國大道，歷經挫折與迂回，最終成就統一大業的故事。那一個個熟悉的名字：商鞅、墨子、孟子、白起、魯仲連、李斯、趙高……隨著故事畫卷的展開而從遙遠的史書記載中粉墨登場，他們見證的不僅是秦國壯大的軌跡，同時也是那個百花齊放的中華文明初形態的最好闡釋。
孫皓暉無異是崇尚變法、堅守法制的秦文明的擁護者，不過也有一句耳熟能詳的老話，“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自然不是對作品真實程度的質疑，除了作者本身嚴謹的文史考證外，文學本來就是一種建筑于事實之上的想象。這種閱讀之中的質問，其實是回應字里行間透露出的對大秦文明的一種毫不掩飾的偏愛。然而，我們又如何能責怪作者這份偏心呢？大秦之后，中華文明的確轉向于更強調禮樂教化的中庸，而忘卻了那份“有功即賞，遇過即刑”的對法治的無上推崇。
其實，好的文學作品又如何忍心一再推敲挑剔？不管是劉斯奮的《白門柳》，還是孫皓暉的《大秦帝國》，在宏大的歷史敘事背后，樹立的是一座流逝的民族精神豐碑。那個金戈鐵馬的戰國時代已經過去，但那份悠長壯麗的秦風秦魂依舊是龍的傳人不動的脊骨。君不見，那規整有序的兵馬俑戰團，依舊衣不解甲，仿佛隨時等待將軍，吹響繼續前進的號角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