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

原憲問什么是恥辱。孔子說：“國家政治昌明，做官拿俸祿。國家政治不昌明，做官拿俸祿，就是恥辱。”

國家政治清明，應當有所作為，國家政治昏暗，還當官就有同流合污的意思，所以是恥。孔子做事進可攻退可守，給自己留有底線，就是恪守“不合作”態度，不同流合污。

14.2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問：“好勝、自夸、怨恨和貪欲都被遏制了，可以說是達到‘仁’了嗎？”孔子說：“可以說難能可貴了，是否達到仁，我不知道啊。”

好勝、自夸、怨恨和貪欲這四種情緒是心中之賊，如果只是壓抑住，不表現在外，就如同沒有把賊人剿滅，只是囚禁在家，始終留有隱患。孔子要求更加積極，當仁充滿內心時，負面情緒難以或不會產生。

14.3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孔子說：“知識分子如果只惦記著安逸生活，那就不配被稱作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不僅僅要有知識，更要有志于投身推進社會進步，如果只是追求生活安逸，就不能冠以“知識分子”。

中國有很多專家學者，更不缺教授和老師，但是這些是否是孔子眼中的“士”呢？

14.4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孔子說：“國家政治清明，言語正直，行動正直。國家政治昏暗，行動正直，言語謙虛。”

在黑暗政治壓力下選擇性地說話，并非畏懼，而是不要無端增加禍端。有一個思想史學者說過“我不會去和政治肉搏”，可以作為這一篇的注解。

14.5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孔子說：“有道德的人必然有好語言，有好語言的人不一定有道德。有仁心的人一定勇敢，勇敢的人不一定有仁心。”

道德和仁心在一定的情境下，可以表現出美好的語言和勇氣。但是單純的勇氣和好話未必是來自仁心和道德。

14.6 南宮適問于孔子曰：“羿善射，奡[ào]蕩舟，俱不得其死然 。禹稷躬稼而有天。”夫子不答。南宮適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南宮適問孔子說：“羿善長射箭，奡力大可以把船掀翻，但都不得善終。夏禹和后稷親自從事農業生產而的天下。”孔子沒有回答。南宮適出去后，孔子說：“這個人真是君子啊！這個人真是崇尚道德啊！”

可見武力不是長期成功治理社會的最主要力量，最主要的是君子之德。南宮適崇尚道德治國，他說的話很到位，語言有淺白，所以孔子不答，沒有必要對南宮適的話再補充或評論什么了。

14.7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孔子說：“君子或許個別時候未能保持仁的境界。但是沒有小人是仁啊。”

君子也可能有過失，但君子本心仁，有志于仁，有過失也是“君子之過”。但是小人的發心就是追求私立，所以不會成為“仁”的人。

所以做事的關鍵是看做事的初衷，判斷一個人的關鍵是看起發心。初衷和發心是為公還是為私，是為天下公還是為小團體的公，這就決定了做事的境界和仁義與否。

14.8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無悔乎？”

孔子說：“愛一個人，能不勸勉他嗎？忠于一個人，能不規勸他嗎？”

無論是親情、親子關系，還是管理帶領下屬，這一篇都適用。

14.9 子曰：“為命，裨[bì]諶[chén]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孔子說：“外交辭令的撰寫過程是，由裨諶寫草稿，世叔進一步研究，出使官員完善大意，東里子產增加文采。”

一個外交文件的起草編纂，經過四個不同專長的人按流程完成，可見管理水平之高，治國要求之嚴。

這是“得人善用，和衷共濟”的很好案例，完全值得當代管理借鑒。

14.10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有人問孔子子產是什么樣的人。孔子說：“對他人有恩惠的人。”問子西是什么樣的人，孔子說“他呀，沒什么好說的。問管仲是什么樣的人。孔子說：“他是個人才啊：剝奪了伯氏家族三百戶的土地，只能吃粗茶淡飯，但終生對管仲沒有怨言。”

管仲處理事情、執行法律非常公正，讓涉事者心服口服，對執法者毫無怨言，真是難能可貴。

各類組織中的事務錯綜復雜，各有各的觀點和利益，領導者處理事務的一定要本著公正的態度，方能讓人信服。也才會有領導力和威信。

14.11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孔子說：“貧困中沒有抱怨很難做到，富貴中沒有驕奢相對容易做到。”

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所以富貴者，不可連容易的事情也做不到，出富貴，要低調謙虛。

14.12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孔子說：“孟公綽做趙、魏兩家的家臣還有余力，但做不了滕、薛兩個小國的大夫。”

大國大家族的家臣有威望，職務單一，小國政務繁雜，兩種工作場景需要不同的能力，所以要知人善用。

大公司的高管人員未必能在創業型公司發揮作用，道理類似。

14.13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子路問如何成就完美人格，孔子說：“像臧武仲的智慧，公綽的清廉自律，卞莊子的勇于行動，冉求的才藝，再加上禮樂的修養，也可以說是完美人格了。”孔子說：“現在完美人格何必一定這樣呢？見到利益就考慮起正當性，見到危機考慮付出生命，長久居于窮困卻不忘記自己當年的承諾，也可以說是完美人格了。”

智、廉、勇、藝（智慧、自律、勇敢和才藝）這些資質，再加上禮樂修養可以成就完美的人格。但是這些資質難以獲得，孔子認為可以講一個等級——要用正當性評估利益，要勇于救苦救困，要信守諾言，也可以說完人了。

智、廉、勇、藝必定要達到一定的水平，有一定的成果才算是具備這種資質。普通人應從孔子說的次一等入手用功。

14.14 子問公叔文子于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后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后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后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孔子向公明賈問到公叔文子，說：“是真的嗎？他老先生不言語、不笑、不取他人利益？”公明賈回答說：“那是告訴你的人說錯了。他老人家是到該說話時再說話，別人不討厭他的話；高興了才笑，別人不厭煩他的笑；應該取的時候才取，別人不厭惡他的取。”孔子說道：“是這樣的嗎？真的是這樣的嗎？”

14.15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后于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孔子說：“臧武仲憑借防邑，請求立他的后代為魯國的卿大夫，雖然有人說他不是要挾國君，我是不信的。”

14.16 子曰：“晉文公譎[jué]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孔子說：“晉文公詭詐，不正派，齊桓公正派，不詭詐。”

14.17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路說：“齊桓公殺了公子糾，召忽為此自殺了，而管仲沒有死。管仲不夠仁義嗎？”孔子說：“齊桓公多次聯合諸侯，不是依靠兵車和武力，這都是管仲的功勞啊。這是仁啊，這是仁啊！”

召忽和管仲都是公子糾的老師和重臣，主公死了，召忽因此自殺是仁，而管仲活下來了，是不仁嗎？孔子認為管仲活下來的貢獻更大，不用武力統一諸侯，這才是仁啊。

仁不是刻板拘泥教條和戒律，而是有仁心，將仁義體現于具體的事功中才是真正的仁！

有志于仁，并把仁具體落實到自己的工作中，才是當代人行仁行義的關鍵。

14.18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rèn]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

子貢說：“管仲不算有仁德的人吧？齊桓公殺了公子糾，管仲沒自殺，還去輔佐齊桓公。”孔子說：“管仲輔佐齊桓公，使齊國在諸侯中稱霸，匡正了天下，人民到如今還受到他給的好處。如果沒有管仲，我們恐怕已經淪為披頭散發，衣襟在左邊開的落后民族了。難道管仲像一般的平庸男女那樣，為了守小節，在小山溝里上吊自殺，而不被人所知道嗎?”

仁者看中大的成功，不被過程中的小節困擾。發心純正，志向堅定，對能力有信心，則大刀闊斧勇于執行，不被“繁文縟節”困擾，所謂“成大事者不糾結”。

14.19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zhuàn]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公叔文子的家臣大夫僎，（被文子推薦）和文子一起晉升為衛國的大臣。孔子聽說了這件事，說：“可以稱得上“文”這個謚號了。”

自己提拔的下屬晉升到和自己同等的級別，還正常相處，似乎忘記了提拔推薦的功勞，這是心懷廣大、秉公辦事的美德，連孔子都贊賞。

在大機構中，要有這樣的人，不是為了建立自己的黨羽，而真是發自內心舉賢，值得稱贊。

14.20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yǔ]治賓客，祝鮀[tuó]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孔子談到衛靈公的昏庸無道，季康子說：“既然這樣，為什么沒有亡國喪權呢？“孔子說：“他有仲叔圉接侍賓客，祝鮀管治宗廟祭祀，王孫賈統率軍隊。像這樣，怎么會亡國喪權？”

可見多元化的人才關乎國運。對于其他組織也是一樣。至少短期如此，長期呢？如果沒有能夠容納和吸引人才的制度保證，人才遲早成為一個問題，導致組織失敗吧。

14.21 子曰：”其言之不怍[zuò]，則為之也難。“

孔子說：”一個人說話大言不慚，那么做起來也就難了。“

通常大言不慚，不是輕率就是欺人，不要指望能落實行動了，說這話的時候就體現了。

14.22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陳成子弒殺了齊簡公。孔子在家齋戎沐浴后去朝見魯哀公，告訴哀公說：“陳恒弒殺他的君主，請出兵討伐他。”哀公說：“你去向季孫、仲孫、孟孫三大家族報告吧！”孔子退朝后說：“因為我曾經做過大夫，不敢不來報告。可君主卻對我說‘去向那三大家族報告’。”孔子到季孫、叔孫、孟孫三人那里去報告，他們不同意討伐。孔子說：“因為我曾經做過大夫，不敢不報告。”

那時孔子已經告老還鄉了，得知弒君的事情后，還是沐浴更衣去魯國國君處，要求討伐，因為根據春秋時代的法律，對弒君之人，人人得而討之。

但是魯國大權在三大家族手中，所以國君才對孔子說”去問那三大家吧“，孔子去問了，他們不同意討伐。孔子只能感嘆：”我是做過大夫的人，我有責任告知，不敢不告知啊！“

這就是孔子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責任使然，必須行動。

還有《左傳》記載，孔子還評估過出兵后的獲勝把握大，所以才跟國君報告。孔子對于出兵的大事非常謹慎。

14.23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子路問如何輔佐君主。孔子說：“不要欺騙，但是可以直言冒犯。”

孔子教導子路對待上司，不可以報喜不報憂，阿諛奉承，必要時要坦誠直言，哪怕上級并不喜歡聽這些話。

君子的剛直不阿，體現在在做下屬時，敢于就事論事，哪怕讓領導不悅。也自然會體現在做領導時，保持警醒不可以只聽好話，更要有肚量和沉著冷靜對待下屬的對自己意見的爭論。

有這樣的溝通文化，整個組織文化大體上也可以健康了。

14.24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孔子說：“君子在大事上成功，小人在小事上成功。”

什么事大事和小事？大事可以是世俗豐功偉業，小事是日常辦事順利。大事是追求仁義道德，小事是謀求財富名利。大事是追求人生完美人格，小事是追求具體技藝的純熟。

都是追求通達和成功，因為志向不同，而有了大事小事之分，也有了不同人生的巨大差異。

但是成就大事不可放棄小事，追求小事者，也可以逐漸提高到大事中去。

14.25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孔子說：“古時候的學者為自己而學，現在的學者為別人而學。“

在孔子時代為己之學是道德修養等學科，為人知學是辭藻、文學、政治等學科。為己之學是為人之學的根本。孔子認為他那個時代的讀書人已經有些不注重道德之學了。

也可以按照當今學術界的現象解讀，為己是學到后對自己的內心產生影響，從而改變自己的生活，為人之學是學習后主要為了講給別人聽，做給別人看。古時候人們學習主要是為了提升心得力量，改變自己的生命品質，現在學習是主要向別人證明我有學問。

學問有兩類，一類就是以給人體驗和領悟為主的，另一類就是幫助他人為主的，但是第一類好了，方才有第二類的效果吧。

很多管理和商業的知識、方法、工具和技巧，還多是偏向于第二類知識。但是真正管理大師還是以人生智慧作為其管理哲學的基本。

14.26 蘧[qú]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蘧伯玉派人來孔子處，孔子和這個人坐下后，孔子說：”先生做些什么呢？“來人回答說：”先生想減少過失，但是還沒能完全做到。“來人出去后，孔子說：”好一位使者！好一位使者！“

蘧伯玉是一位賢人。他派使者來見孔子。孔子很尊敬來使，和他坐下來說話，還問蘧伯玉的狀況。來使非常謙卑，不說“欲無過”而說“欲寡過”，而且還沒有完全做到。來使的謙虛體現了蘧伯玉和使者的修養，孔子很贊賞。

可能因為孔子的影響，使得謙虛成為中華文化的一種美德。謙虛不僅是降低自己的某一方面的水平，更是接納批評，因此謙虛使人進步。小到個人，大到國家政黨莫不如此。

14.27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本章重出。

14.28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曾子說：”君子思慮的不超出自己的工作范圍。“

專心思考自己的工作，不要朝三暮四，引起心緒的混亂。當代職場這樣想也沒錯，但在組織運作的整體觀下會更好。

14.29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孔子說：”君子對言過其行感到羞恥。“

14.30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孔子說：“君子道德體現在三個方面，我都沒能做到：仁德的人不憂愁，智慧的人不迷惑，勇敢的人不懼怕。”子貢說道：“是老師對自己的描述。”

孔子謙虛地認為自己的德行還不滿意。正因如此孔子仍孜孜以求，并勉勵學生日日進步。

14.31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子貢經常評判他人。孔子說：”子貢啊，你夠好了嗎？我沒有那個閑工夫啊。“

14.32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孔子說：”不擔心別人不知道自己，而擔心自己能力不夠。“

類似句子再次出現，文字略有差異，可能是否孔子反復叮嚀，弟子如實記錄。可見意義重大。

從職業發展角度理解，在沒有職位前提前儲備能力。這是職業生涯規劃的重要思路。

從創業的角度理解，在產品被客戶認可前，在得到投資者認可前，應當有自己對產品和企業的價值主張和價值內核。

從人生價值角度講，在于自己價值的內在和自我認可，不在于外部的評論。

14.33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孔子說：”不事先臆測他人欺詐，不假定對方不值得信任，但是有苗頭立刻能覺察到，不也是賢德嗎？“

賢人內心清明，自然不生疑惑，待人處事真心對待，但明察秋毫，時時刻刻能感知當下，對方的欺瞞能立刻覺察，從而坦然應對，”君子坦蕩蕩“

普通人內心不明，所以總是懷疑他人，處處提防，憂慮算計，”小人常戚戚“。

賢者就是智者，通過智慧和道德的學習，可以達到智慧和德行自然流露，光照他人。這是就我們修學孔子學問的一個階段目標。

這一章頗有佛家明心見性，時時觀照的意味。

14.34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棲棲者與?無乃為佞乎?”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微生畝對孔子說：“孔丘，你為什么這樣四處奔波游說呢?你不就是要顯示自己的口才和花言巧語嗎?”孔子說：“我不是敢于花言巧語，只是想救治那些頑固不化的人。”

微生畝應該是比孔子年長的隱士，可以直呼孔子名字。孔子不卑不亢表達自己的追求——我不是花言巧語博得當權者的認可，而是看到這個時代的病態和亂象，我要出來醫治。

14.35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孔子說：”把千里馬稱為’驥‘，不是因為它的能力，而是說它的德性。”

好馬經過調教訓練才能被稱為’驥‘，有通人性之意，更加難能可貴。

德才兼備之人，人們總是贊揚其德。

德性要么被忽略，要么流于形式，但生而為人，在職場還是在家庭，都要有基本的人格品德底線和追求，要主動地、理性地梳理思考自己的道德集合。

14.36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有人問：”用恩德來對待怨恨，怎么樣啊？“孔子說：”那又如何回報恩德？用公正正直來回報怨恨，用恩德回報恩德。“

以德報怨要么是忍耐，要么是虛偽，都不是孔子認可的。用公平正直對待他人的怨恨，不因他人怨恨而有額外的舉動，該怎樣就怎樣，就事論事，將對方的怨恨當蛛絲一樣拂去。

但對恩德我們以恩度對，不是用利益對，否則就是小人的算計了。

這是人際關系的黃金法則！

14.37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說：“沒有人知道我啊！”子貢說：“為什么沒有人知道你呢？”孔子說：“不抱怨天，不怪罪于他人，學習人事，通達天命，知道我的只有上天吧！”

孔子所處的時代禮崩樂壞，非其一己之力可以挽回，他苦悶，但沒有抱怨天。孔子推行的政治主張不能夠被主流當權者接受，他沒有怪罪他人。

孔子學習人事，漸漸能知天命，所以能夠“不怨天，不尤人”。倘若孔子了解天命，所以能夠知道他的只有天了。

孔子對待命運的捉弄坦然處之，可能就是他對天命的一種理解和默契。

14.38 公伯寮[liáo ]訴子路于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公伯寮向季孫進讒言說子路壞話。子服景伯把這事告訴孔子，說：“他老人家已經被公伯寮迷惑了，但是我還是有能力干掉公伯寮。”孔子說：“大道行得通，是命。大道行不通，也是命。公伯寮怎能影響命呢？”

雖然具體歷史背景不清楚，但是從文中看孔子如果同意，可以授意子服景伯去干預此事。但是孔子沒有。反而說有“命”在影響道的推行，似乎是把問題的結果交給了命運。

人世間不能違背的是“義”，不可與天爭的是“命”。如果知天命，則安于天命。如果天命不可知，則君子以“義”安命。凡是“義”所不可為的，則就認是命所不有。即使靠著人為的努力可以去爭取，也不會去做無用功。這里是孔子“知其可為而不為”。

知道適可而止是企業經營和日常辦事中非常重要而又困難的決策。孔子告訴我們不必非要到窮途末路，頭撞南墻才“知止”。如果想盡辦法強行推進依然會觸犯“義”，即相關利益者之間某些基本的正當原則，那么就此認命，停止行動。

14.39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孔子說：“賢者會逃避無道社會，其次離開動蕩的國家，其次避免國君不好的顏色，其次避免君主不好的言語。”

賢者的明智能夠選擇自保以謀求志向的伸展。根據具體境遇不同，要避開混亂社會、動蕩的國家，還有覺察大人物對自己的態度發生變化時，要考慮離開。

但是孔子沒有選擇離開和躲避，這是孔子勇猛剛勁。

14.40 子曰：“作者七人矣。”

（接上章）孔子說：“這樣退隱的人已經有七位了。”

14.41 子路宿于石門。晨門曰：“奚自？”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與？”

子路在石門住了一宿。早晨守門人問：“從哪里來？”回答：“從孔家來。”說：“是那個明智不可能成功還去做的人哪里嗎？”

當時的場景可能是孔子派子路會魯國探家，子路在城門外住宿，早晨與守門人的對話。該守門人很可能是位隱士。他對孔子的評價千古流傳“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似乎不符合功利的理性思維，孔子為何如此？是孔子內心的使命感，這種使命感就是孔子理解的知天命。天下大道不行，這是歷史時局所限，即天命所限，但是孔子踐行使命不可不為的動力就是他的命。

孔子的使命沒有體現在當時的政治中，但是卻影響了后世兩千多年，或許這就是孔子的知天命，而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原因所在。

使命感被當代企業和組織所接受，很多大型企業都會陳述自己的使命和愿景。這種企業和組織的使命能發揮巨大力量的關鍵是從“使命”變成高管和員工的“使命感”。

14.42 子擊磬于衛，有荷蕢[kuì]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硁[kēng]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孔子在衛國時，正在擊磬，有一個背著草筐的人經過孔子門前，說：“這個磬擊打得有深意啊！”過了一會兒他又說：“真可鄙呀，磬聲硁硁的（好像在說沒有人知道自己），沒有人知道自己，就自己作罷好了。水深就索性穿著衣服趟過，水淺就撩起衣服走過去。”孔子說：“說得真果斷啊！真這樣的話，就沒有什么可責問他的了。”

看來也是一位隱者或者聽出孔子演奏中的心聲，或許看到在禮樂不興的時代還在教弟子演奏禮樂，非常不合時宜，所以說出他的想法，要知道社會的深淺采取與之適應的方式，不可一味堅守自己的觀念和態度。這正是隱者的策略。但是不是孔子的策略，即使是亂世孔子也有自己的堅守，所以說的也很干脆，沒法和這樣的人爭辯了。

隱者的話沒錯，但是孔子就是孔子，他們的差異不在于指揮層面對社會時局的看法，而在于內心的志向。

14.43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

子張說：“《尚書》上說：‘殷高宗守喪，三年不談政事。’這是什么意思？”孔子說：“不只是殷高宗，古人都是這樣。國君死了，所有官員都各司其職，聽從冢宰的命令長達三年。”

為父母和國君守孝三年的傳統持續幾千年直到清末。是深刻的傳統，也是用行動證明孝是人品的象征，人品勝過當下的工作。

具體到本章是對繼位的新國君而言，三年內不要討論政治，不要發號政令，由冢宰代行君權。這既是向天下宣告忠孝，又是保持政策連續性的一種方式。

新官上任，不要急著對過去的政策發表意見，更不要急著改弦更張，要冷靜觀察學習一段時間，再評論和發布不遲。

14.44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孔子說：”領導者崇尚禮制，那么百姓就容易聽從指令。“

禮在內心中主要是”敬“、”和“，在外表現為制度，如果崇尚尊重禮制，那么從上到下的心理狀態和行為規范都更容易遵從相同模式。

14.45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子路問如何成為君子。孔子說：”修養自己認真對待工作。“問：”就這樣嗎？“說：”修養自己使他人安樂。“問：”就這樣嗎？“孔子說：”修養自己使百姓安樂。修養自己使百姓安樂，堯舜也未必完全做到吧！“

孔子的回答”提升自己的修養，以恭敬心對待工作。“子路覺得恐怕不夠，所以不斷追問。孔子的再次回答還是以提升自己修養為主。領導者和當權者的個人修養至關重要！

另外，使百姓安樂是千古難題，縱然堯舜也未必能做到。所有當政者和領導者應當警醒。

14.46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原壤叉開兩條腿坐著等孔子。孔子說：“你小時候不謙恭不敬兄長，長大了沒有什么值得稱道的，老了還不死掉，真是個害人的家伙。”說完，用手杖輕敲他的小腿。

14.47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于位也，見其與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闞黨地方的一個童子來傳信息。有人問孔子：“這是一個求上進的人嗎？”孔子說：“我看見他坐在成人的席位上，和長輩并肩而行。他不是個求進益的人，而是一個急著想成為大人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