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大民：王志綱話說中國人》王志綱

作者走遍山海，見多識廣，可以說是改革開放四十年成就了作者。本書語言有點公文寫作的路數，如對仗等，讀起來有點文化認同的國運氣勢在其中。感慨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區域發展時也運也。從小就聽老爸說，老家宿遷是鹽堿地，導致一方水土養不活一方人。看了本書，對黃河奪淮入海有了一些認識。國不太平，為政一方，治水不力，竟有千年之患。想想千百年來，廣袤蘇北大地上，向土地要生存的農民，又是多么的無奈無力。我大江蘇在書中寥寥數筆，未能獨成一章，或是全省區域分割差距太大，或是各個城市發展沒有太多特點，但自成一體，何嘗不是一種生生不息的活力所在。一本比較淺顯的人文地理知識普及小冊子，從開卷有益的角度翻翻也是個緣法。

陜西的沉郁耿介、山東的忠厚豪爽、浙江的靈秀雋逸、湖北的精明強干……

“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

國運即人運，奔流激蕩的大勢也為我們提供了改寫命運的無限可能。大澤龍蛇，滄海橫流，傳奇與落魄同存，英雄與氓流共舞。

“縱使文章驚海內，紙上蒼生而已”，我自認為通過調查研究、深思熟慮得出來的建議，其實離成熟的方案還有很長一段距離——理論上正確的東西在實踐中可能會變樣，微觀上成立的現象推廣到宏觀上卻會釀成災難，播種的是龍種長出的有可能是跳蚤。唯有知行合一，方能擺脫知識分子固有的局限性。

以日本為例，作為戰后重建經濟騰飛的建設者，昭和一代以其嚴謹、敬業、拼搏、硬朗的特征成為全日本的驕傲，這種精神也與當時日本在諸多領域領先世界的國際地位高度吻合。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經濟飛速發展后成長起來的平成一代。日本經濟學家大前研一曾說，“在日本，當下平成年代的年輕人只關心以自己為圓心、半徑三米內的事情”，“沒有爭取成功的欲望，學習能力低下也不知進取，遇到困難立馬退縮，一需要思考就馬上放棄，人云亦云，只追隨別人的腳步”。

感想：昭和一代對平成一代的影響還是很大的，今年看了堺雅人的《半澤直樹》，還有《陸王》，感受日本人的敬業精神、工匠精神，差距還是很大的。

日本與中國港臺地區殷鑒不遠，我們要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國運即是人運，大國方有大民，沒有大民支撐的大國也只是一碰即碎的泡影。今日之中國，正面臨一場大考——如何從大國走向大民，是從容應對的關鍵。

能夠為社會留下一些真誠的、滲透著自己獨立見解的東西，以無愧于時代之饋贈，亦無愧于平生。

◆ 周禮、秦制、漢習、唐風

所謂“半部《論語》治天下”，其要義并不是《論語》讀一半，而是說用一半，半儒半法治天下。

一場漁陽鼙鼓，十年離亂蒼生

◆ 陜西的三副面孔

今天的陜西，是一個由三塊完全不同的地貌單元捏合在一起的省份，除了陜北的粗獷豪邁，八百里秦川關中平原的深沉雄渾，也有陜南的鐘靈毓秀、南國風情。

感想：這里想到路遙對陜西兩頭包中間的描述，很是形象。在陜西呆了四年，遺憾陜北之行一直未能實現。陜北作家路遙，陜北的信天游，都是學生時代心神馳往的地方。

中國歷代劃省都秉承著兩個原則：山川形便、犬牙交錯。

從歷史上看，陜北歷來都是少數民族的地盤，也是各民族相互征戰的戰場，鬼方、白狄、匈奴、黨項、蒙古，民族大融合一直都在這一地區進行著。這使得陜北地區既有農耕文化的厚重，又有游牧文化的粗獷；既有中原文化的底蘊，又有邊疆文化的紋飾。

關中的“關”字，指的是東潼關、西散關、南武關、北蕭關這四座關卡。四關一鎖，八百里秦川可謂是“金城千里”。

唐代時曲江就被辟為皇家園林，引終南山之水、修葺、擴充出千畝水面，建有芙蓉園、杏園、大慈恩寺和大雁塔等諸多景觀，亭臺樓閣綿延不絕，留下了“曲江流飲”“雁塔題名”等膾炙人口的典故傳說，聞名于海內外。

我提出了“皇城復興計劃”。具體來說，就是以曲江新區為核心，以旅游業為抓手，以大雁塔北廣場、大唐不夜城、大唐芙蓉園等為支撐，一方面疏導、解放老城的城市化發展需求，實現騰籠換鳥，另一方面通過曲江再現漢唐盛世。屆時，西安將是“無韻之離騷，流動的博物館”，成為名副其實的中華民族文明朝圣地。這個思路得到了書記的全盤接受，一場轟轟烈烈的皇城復興運動在西安展開。

感想：08、09年吧，那個是經常往曲江一代跑，可以說房地產搞起來了吧，但真正的人文底蘊，不是太喜。打造了一個花錢的去處吧。

◆ 文化大省

陜軍能扛得住的原因，除了地處偏遠、秦人樸拙以外，還和文學的地位之高有關。在陜西，只要你在文學上有所建樹，就會獲得人們的尊崇，享受很大的特權。這種對文人的器重和對文化的優待，是有歷史傳統的。

用磚塊來形容老陜其實再合適不過。磚塊質地堅硬、外表土舊、稱量起來壓手，老陜的個性也差不多。

英雄只能出于草莽，最鮮活的東西永遠是在民間。因此，我有三不吃：第一，大規模連鎖不吃，尤其是不吃酒店早餐；第二，官方指定、推上神壇的不吃；第三，門口沒有老百姓排隊的不吃。

◆ 山西印象

緣慳一面

感想：一面一醋。

天地生人，有一人應有一人之業；人生在世，生一日當盡一日之勤。

◆ 人文濫觴，山河激蕩

三皇五帝久遠縹緲，但晉南毫無疑問是這首《卿云歌》中所描繪的上古華夏族歷代領袖人物的核心活動舞臺，古華夏聯盟的盟主國所在地。

被譽為“表里山河”的山西，東依太行，西界黃河，山河相間，是一個半封閉的地理模塊。

中國有這樣一個說法：秦、漢、隋、唐看西安，宋、齊、梁、陳看南京，錢越、趙宋看杭州，燕、元、明、清看北京……那么，北魏、遼、金看大同，也是理所當然的。

◆ 晉商興衰

“根”在流通領域的晉商，沒有形成完善的產業資本。晉商主要做鹽業、票號，興于官商合作的“開中法”，盛于官商勾結的稅收銀，繁榮的背后是官僚經濟巨大的泡沫，主流農民、手工業者并沒有被惠及。

◆ 黑金的盛宴

煤老板的揮金如土掩蓋了山西的整體滯后，從沒聽說過哪個工人靠挖煤挖得又多又快成了老板。一個豪擲萬金的煤老板背后，可能有成百上千個在幽暗礦井中討生活的礦工，他們沾滿煤灰的雙手，他們的破敗與絕望，全部被消解在煤老板蓋大房子、娶小老婆的招搖形象里。

我很欣賞山西籍的導演賈樟柯，也頗為認同他的理念：用電影去關心普通人……尊重世俗生活。在緩慢的時光流程中，感覺每個平淡的生命的喜悅或沉重。

這十年是山西腐敗發酵最嚴重的時期。煤炭的利潤之高、操作之簡易、門檻之低，僅次于搶劫。高昂的煤價，支撐著一場場權錢交易的盛宴。

◆ 山西向何處去？

靡費公帑

◆ 山東是塊金字招牌

多少年以來，山東人在全國的總體形象都很不錯，可以說是塊金字招牌。求職也罷，升官也罷，交友也罷，只要自豪地說句“俺是山東人”，別人往往會高看一眼。

感想：這也是山東人留給我的印象，按理說遇到的人形形色色，總有奇葩，但山東人戰勝了概率，孔孟之鄉果然非同凡響，我遇到的山東人還就沒啥硬傷。

多少年以來，山東人在全國的總體形象都很不錯，可以說是塊金字招牌。求職也罷，升官也罷，交友也罷，只要自豪地說句“俺是山東人”，別人往往會高看一眼。連我們智庫招聘時，有山東人前來面試，我總會多留意幾分。

為什么大家都偏愛山東人？我想主要和山東人忠勇、靠譜、說一不二的性格有關。

“一山一水一圣人”：泰山迎日出、播云雨、鎮天下；黃河填陸地、豐物產、化蒼生；山東作為儒學發源地，儒家三子——孔子、孟子、曾子——均誕生于此，以稷下學宮為中心，誕生了蔚為壯觀的“百家爭鳴”。

如果說中國的地上文明一半在山西，地下文明一半在陜西，那么說紙上文明一半在山東絕對不算夸張。

從海爾、青島啤酒等很多青島企業身上，都能看到德國工業文明和儒家精神相融合的影子。

◆ 齊風、魯韻、曙光膠東

明清山東文學的明珠，是欲望恣肆的《金瓶梅》與神鬼怪談的《聊齋志異》，這二者都與山東的傳統標簽完全不沾邊。西門大官人和潘金蓮其實就是后世版的“齊人之福”。我前段時間去了一趟聊城，《金瓶梅》的故事背景就發生在今天聊城的臨清市，臨清古街中的許多地名、街名、館名、店名等都與《金瓶梅》里的描述吻合。

與齊人相比，魯人有明顯的不同。齊國出戰績顯赫的功臣，魯國出的卻是道德圣賢和文章圣手。這和兩國開國君主的身份有關，分封到齊地的是西周開國重臣姜太公，分封到魯地的則是道德模范周公。

齊魯兩地的合流，還表現在齊人的求功僅限于為臣，魯人的求德也僅限于輔王，所以山東在歷史上沒出過皇帝。在這點上，齊人和魯人可謂是殊途同歸，齊人總希望做的是體制內的豪杰，魯人追求的則是循規蹈矩的圣賢。各具特色又互相影響的齊魯文化，構成了山東人性格的基本面。

官場的策劃講究支配資源，市場的策劃卻是整合資源。

◆ 山東之魂——認大哥

千年禮樂歸東魯，萬古衣冠拜素王。

東北的大哥文化是一種對自由、個性和江湖義氣的追求，而山東則是源自骨子里對權威的崇拜和追隨。

在濃厚的認大哥的情結下，跑關系、攀老鄉、喝大酒成了山東人的三大絕活。

我20世紀80年代跑中國采訪的時候，有一句流行的順口溜：廣東靠南洋，山東靠老鄉，北京靠中央。

大部分酒局也是權力的游戲。大哥用喝酒彰顯權威和控制力，手下用敬酒表白忠誠和服從。就算談生意喝酒，也要講究個“制度建設”，必須到位

◆ 山東之弊在不作為

“蘿卜快了不洗泥”

◆ 山東要向深圳學什么？

經歷陣痛的山東，的確應該深刻反思，以認大哥為核心，衍生的官場文化、裙帶關系、等級關系、論資排輩，已經滲透到社會角角落落。各地主政官員輪換太頻繁，新官上任要出政績，另起爐灶，擱置上任留下的攤子，造成大量投資分散，效益低下……

深圳崛起的密碼很簡單，第一，舉全國之力，攜香港之便，順應世界產業轉移之浪潮。

山東不僅有壇壇罐罐，有妻子兒女，有左鄰右舍，還有禮義廉恥、忠孝兩全，年輕的深圳沒有任何負擔。每個人到深圳去目標都非常明確，就是去發財的，就像到當年美國西部的淘金潮一樣。從經濟角度來講深圳很單純，雖然沒什么深度，但也沒什么負擔。

所以，深圳這地方，人情淡如紙，大家都疲憊不堪、惶恐不安，沒什么情分禮節可講。

◆ 毛尖、燴面、胡辣湯

五味雜陳、苦辣酸甜的胡辣湯里，熬著一部千年河南史。

◆ 天下之中

河南是中國的胎記。中華文明的第一聲啼哭、第一次開蒙、第一場冠禮，都肇始于此。

河南并不是中華文明最古遠的發源地，但它是最重要的孵化地。中華文明正是通過它的孵化，才走向全黃河流域、全中國乃至全世界。

◆ 治亂中原

關于河南的美食，除了前面所述的燴面與胡辣湯外，洛陽水席、開封小吃也讓我印象深刻。

開封城，城摞城，地下埋有幾座城。

《溫故一九四二》同樣如此，教科書上的金科玉律和來自個體微不足道的苦難“記憶”之間對照，形成強烈的反差。

◆ 河南人，中不中？

河南騙子、安徽乞丐、蘇北苦力、山東強盜，這四類是現代中國人之間最流行的地域歧視的受害者。指控對不對且不說，巧合的是，引發地域歧視的這四個地方——河南的東部、安徽的北部、江蘇的北部、山東西南部——不但在地理上接壤，而且同屬“黃泛區”，也就是國民黨當年炸開黃河花園口段，造成嚴重洪澇災害的豫皖蘇一帶。

河南人的性格弱點中，災難帶來的不穩定性是一面，另一面則是高度發達的農耕文明造就的小農意識：春種秋收導致的精明，自給自足導致的保守，格局所限導致的愚昧…

河南人身上濃縮著中國最典型的民族性：大忠大奸，大善大惡，大悲大喜，大俗大雅。柏楊的著作《丑陋的中國人》打開一看，對號入座，罵的幾乎都是河南人。

◆ 河南，向何處去？

農耕時代平原最值錢，工業時代沿海最值錢，休閑時代山岳最值錢。

河南這個地方，落后只是暫時。下一步的河南，除了硬性的東西要繼續做之外，還要做柔性的東西，把中部崛起、天下之中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以及展現千年農耕文明沉淀所形成的文化、藝術和生活方式。

誰有本事把“天地之中”變成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誰就贏得全球，代言中國。

如果有魄力、有能力把幾千年“天地之中”沉淀下來的精氣神，風雅頌到將琴棋書畫、詩詞歌賦全部變成看得見、摸得著、可體驗的產品，這才是河南最大的價值所在。即便它們散落在斷壁殘垣、尋常巷陌，沉淪于街頭，蒙塵于市井，這才是真正的厚重河南。

◆ “三個中國”

中國這么廣袤的土地，怎么實現有效治理？這在歷朝歷代都是一個難題。優秀的執政者們，其內在邏輯往往趨同，一要高度抽象，二要抓主要矛盾。我把這種邏輯總結為‘三個中國’：第一個叫‘關鍵中國’，第二個叫‘敏感中國’，第三個叫‘無所謂中國’。

◆ 憶“江南”

清康熙六年（1667年），江南省被拆分為“江南右”和“江南左”。一年之后，“江南右”取江寧府、蘇州府首字，改稱為“江蘇”；而“江南左”則取安慶府、徽州府首字，改稱為“安徽”。江蘇、安徽之名稱，由此而來。

感受：這個結論不成立。江蘇號稱蘇大強，內部十分不認同，但也沒有阻擋他的強大。

讓安徽內部山頭分立，皖北、皖中、皖南就像三個省，其方言、風俗、飲食乃至發展程度都大相徑庭。由此觀之，今天的安徽，存在感弱很正常，畢竟存在感的前提是認同感。

黃河流域的省份，認同感相對強烈，齊魯、燕趙、中原、三晉、三秦、甘隴，行政板塊就是文化板塊，而且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基本定型了，各有疆界，傳承至今。

◆ 懷故人

學界引入了“梯度推移理論”，即整個中國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是可行的，也是必然會經歷的過程，只有沿海先發展了才能帶動中部，中部帶動西部。

這幫內蒙古戰略研究處的年輕人們天不怕地不怕，提出了“反梯度推移理論”，除此之外，還提出了自然資源轉換、金三角、勞動股份制等，一時風頭正勁。

◆ 風流皖南

“徽學”被譽為是與“敦煌學”“藏學”并列的中國走向世界的三大地方顯學之一。

讀書好，營商好，效好就好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難這或許是徽商最高的精神追求了。

“以文求仕，以仕保商，以商掙錢，以錢求文”的徽商價值觀，深刻影響了近代中國人的文化生態。

“青磚小瓦馬頭墻，回廊掛落花格窗”，已經成為了中國面向世界的符號。

文房四寶都與古徽州有關：宣筆、徽墨、宣紙、歙硯，共稱“筆墨紙硯”。

權力與金錢的本質，是高度的集聚效應

徽商從杭州獲得巨大財富的同時，也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杭州，尤其是化育了杭州的商業文明。今天浙商風行天下，其精神源頭可以追溯到徽商。

如果說徽州（今黃山）偏儒雅，蕪湖就是典型的碼頭城市，江湖氣重。

◆ 剛健皖北

如同中國的黃河，非洲的尼羅河也會定期泛濫，但尼羅河水帶來的是肥沃的土地，并在此之上孕育出了古埃及文明。埃及人在大水過后重新測量被淹沒的自家土地，并且計算下一次泛濫的周期，從而衍生出了數學、幾何學、天文學等一系列學科，這些學科也被稱作“尼羅河的贈禮”。黃河與尼羅河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含沙量，黃河洪水流經之處，土地被泥沙覆蓋，良田成為鹽堿地，讓本來就不富裕的“黃泛區”陷入了極度貧窮和社會動蕩，“尼羅河的贈禮”在這里變成了“黃河的詛咒”。

古希臘第一哲人泰勒斯留給后人的是“仰望星空”，中國第一圣賢孔子留給后人的是“仁義道德”，中西方文明從開端就走上了兩條不同的路。先秦諸子百家中唯一的例外就是老莊。老莊哲學的大背景，就是變化與無常，對世事和生命的看淡。在“黃泛區”這片土地上，誕生了老子的《道德經》、莊子的《逍遙游》，誕生了以嵇康、劉伶為代表的魏晉玄學流派。這些迥異于傳統人文思想的哲學，是否都是在“黃泛區”這種人生無常、繁華速朽的環境下產生的終極觀照？

南京話和天津話都與江淮官話（安徽方言之一）非常相似，南京是天子腳下，天津是天子津渡，這也是大明留下的遺產。

◆ 模糊皖中

1843年的夏天，一首《入都》傳頌京師：丈夫只手把吳鉤，意氣高于百尺樓。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覓封侯。

至于李鴻章的另一首《臨終詩》，則有些悲涼：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里外吊民殘。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海外塵氛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閑看。

◆ 皖人治國，何以治皖？

我對區域發展有個廣為流傳的“三口理論”：不管是城市還是區域，都遵循“河口——江口——海口”的進化和轉移規律。

從某種意義上說，中科大和合肥，甚至有點像斯坦福和硅谷的關系。今天的合肥悄無聲息已經成為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城市，基礎科學研究的個別領域在世界范圍內都頗具影響。安徽在人工智能領域進行了大投入和提前布局。相對于很多以傳統產業為主的省份，安徽已經走在了前面。

安徽最大的問題，還是出在認同感上。認同感是維系一定地域內的群體凝聚力、向心力的紐帶，是歸屬感得以形成的保證，也是存在感得以凸顯的基礎。

◆ 浙江從何處來？

同樣是發達省份，浙江與江蘇比，一個是七山二水一分田，一個是三分之二的土地面積為平原。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浙江124億元的年度生產總值，只有江蘇249億元的一半。今天的浙江，GDP總量雖然依舊比不過江蘇，但是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浙江以4.2萬元的數據位居全國第一，可謂是富得扎扎實實。

◆ 三個浙江、五個浙江

什么叫溫州模式，什么叫市場經濟？就是貓有貓道、鼠有鼠道。不是無道，各行其道。道者，市場規律也。

◆ 文脈與商脈

◆ 一碗沃面看浙江

文商兩脈，三大族群，五大板塊，水陸雜陳，推陳出新，再加上全國各地的文化風物薈萃，終于匯聚成了氣象萬千的浙江。

◆ 東、西之別，格、局之辨

“格局”一詞最初來源于相術，即命格、命局，成格成局則大富大貴，破格破局則非貧即夭。隨著語境的發展，“格局”一詞逐漸被賦予更多內涵，用來形容個體，講的是能得人、能容人、不負人的超凡氣度。用來形容區域，則要把“格”“局”分開看，“局”乃“時局”，即全局形勢，譬如一個龐大的“鐵路網”；“格”乃“位格”，是“局”中的一個個“站點”，其中有些站是樞紐，有些站是中轉站，有些站瀕臨廢棄，有些站則是無足輕重的點綴。

◆ 江西風華，東南樞紐

宋、明年間，號稱“文章節義之邦，白鶴魚米之國”的江西地區，經濟富庶、文教發達，尤以文學成就最為突出

◆ 舊時代的殘黨

費正清曾說過：導致中國落后的一個原因，恰恰就是中國的文明在近代以前已經取得的成就本身。

“一等人忠臣孝子，兩件事讀書耕田。”

◆ 新時代的船票

由于戰亂，景德鎮這個在數百年間為全世界提供最優質瓷器的江南小鎮，到1949年時仍在開工的瓷窯僅剩八座。幸運的是，窯火終未斷絕，景德鎮的手工制瓷體系和匠人保留了下來。

風起于青萍之末，誰也不知道變局會走向何處，但可以確定的是：有大抱負者不僅要順勢而為，還要敢于取勢，甚至勇于造勢。只有這樣，才能乘上這場格局之變的東風，走向區域勃興的未來。

◆ 百年風流

蘇東坡曾言：“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這也是湖南近代史上兩大巨頭——曾國藩和左宗棠——之間最大的區別，一者能忍常人所不能忍，一者能為常人所不能為。

營一隅為天下倡

湖南人繼承自遠古楚人的奔放浪漫、天馬行空式的自我主義后，逐漸提升為敢為天下先的創新意識，經世致用的功業追求逐漸變成憂國憂民、救世拯時的憂患情懷，輕生任俠的血性變成為理想而獻身的犧牲精神，霸蠻易怒的祖傳性格變成了頑強果毅的堅執定力。從物質到精神、從眼界到心胸，湖南終于徹底升華了。

十七歲的毛澤東外出讀書臨行前，改寫了日本人西鄉隆盛的一首七言絕句：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

◆ 三湘四水

湖南的“三湘四水”。“四水”沒有多大爭議，指的是湘江、資水、沅江、澧水四條河流。但“三湘”是什么？很多湖南人也說不清楚。有人說“三湘”是瀟湘、蒸湘、沅湘的簡稱。也有人說“三湘”是指秦滅楚時，湖南境域內基本就是楚之三郡——洞庭郡（湘中）、黔中郡（湘西）和蒼梧郡（湘南）。秦滅楚后，將洞庭郡、蒼梧郡合而為一，成為“長沙郡”；又合黔中郡、巫郡為“黔中郡”。后世以湖南境域基本為楚之三郡而稱之為“三湘”

范仲淹根本沒有來過岳陽。所謂的旅游就是這樣，看景不如聽景，聽景不如想景。去了以后卻發現原來不過如此，但想景卻可以神游八極、思接千載。

湘中地區“重山疊嶺，灘河峻激，而舟車不易為交通”，在古代是南蠻棲居之地。險峻的自然環境與蠻夷充滿原始野性生命活力的文化精神相結合，造就了湘中的血性。湘中地區可謂是“典型湖南”。

“吃得苦，耐得煩，不怕死，霸得蠻”的湖南性格使湘軍成為了遠征勁旅。

芷江是抗戰時保衛陪都重慶的軍事重鎮，駐扎有大量軍事機構、精英部隊——包括最先進的空軍部隊，還擁有曾讓日軍聞風喪膽的當時遠東第二大軍用機場——芷江機場，所以這里才成了受降城。

鳳凰更出了近代史上聞名天下的“筸子軍”。古語說：無湘不成軍，無筸不成湘。

“霸蠻”是湖南人寫在骨子里的精氣神。“霸蠻”就是一種倔強、堅韌、執著的，屢敗屢戰、血性義氣的地域文化靈魂。

◆ 路在何方？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

湖南人心高氣傲、能干事、肯干事、百折不撓、敢于求新求變的性格，最適合做有挑戰性、自由度的事業。今日之中國，面臨著百年未遇之大變局：政治改革風起云涌，經濟前途撲朔，科技天翻地覆……如今更需要的是“破壞性創新”，需要協同合作的精神、開放的眼光和勇于任事的態度，這些恰好都是湖南之所長。

◆ 湖北——中國的丹田

無論地緣還是文化，湖北都堪稱中國的丹田：上下求索，左右勾連，縱向來看有悠久的歷史傳統，橫向來看則有大流通帶來的大視野，內能化育精氣，外能吐納天地。一口丹田氣，萬里湖北魂。

◆ 不服周的楚人

“京油子，衛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

楚文化與中原地區的正統文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以至于現在以“楚”字組成了很多詞語，如痛楚、凄楚、酸楚、楚楚動人，這都是楚文化的遺存。

湖北話中有句俗語叫“不服謅”，就是不服氣。按照一些學者的考證，“不服謅”應寫作“不服周”，說的就是周和楚的恩怨。

◆ 湖北是個好地方

“東南鎖鑰”

但“長泛區”跟“黃泛區”還有不同：黃河一淹就完，長江卻還能“春風吹又生”。這種一年饑一年飽的生態，對于當地人影響非常深刻。
“奸黃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漢川”這一形容湖北各地人情的俗語中，涉及的三個地名都在“長泛區”的范圍內。
每次洪水沖刷過后，“長泛區”的地貌都會發生極大改變，要么使田地變成湖澤，要么使湖澤變成淤地，同時會帶來很多肥沃的土壤，而且這種地貌變化非常頻繁，導致江漢平原上土地、湖區秩序常常陷入無政府狀態。農民之間對田土、湖權的爭奪，只能用暴力分出勝負。因此，以鄰為壑、宗族械斗非常常見。

◆ 天下荊襄，江湖武漢

清初地理學家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湖廣方輿紀要序》中寫道：湖廣之形勝，在武昌乎？在襄陽乎？抑在荊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湖廣言之，則重在荊州。

中國的經濟通道基本路線，往北就是洛陽-保定-北京，往南就是洛陽-南陽-襄陽，從襄陽南下到達江漢平原和長江邊上的荊州，然后再通過水路到達湖北、湖南各個地區。就是這樣的地理大格局，決定了荊州長期都是湖北的行政中心。

南京則完全是另一番風貌。雖然也是虎踞龍盤，但可能是因為其經歷的災難太多，又或是文風太盛，總差了一些帝王州的氣象：定都南京的王朝不少，但大多是短命王朝。“金陵王氣黯然收”，只剩下秦淮八艷的脂粉氣和一份英雄末路的悲情。

◆ “惟楚有才”

都是干架，湖北人是審時度勢、盡興就好，場面上過得去就行；湖南人是豁出所有、死磕到底，出手就做好決裂的準備。

如果說湖北人是一杯啤酒，看似氣勢磅礴，實際度數不高，那么，陜西人就是一壺烈酒，表面風平浪靜，入口燒喉蝕骨。

人和植物的道理是一樣的，人的忍耐力非常強，辛苦一點，困難也就過去了，但品格卻磨礪了出來。

湖北在重工業上的失利，除了大企業病，更多的是大體制病，在市場化轉型的過程中積重難返；當然，也有大武漢病，在后起之秀洶涌向前的時候，多少有點托大、自封的猶豫。

◆ “極目楚天舒”

用我的話來講其實就是三“生”有幸：生活便利和舒適，生意通達和興旺，生命豐富和多彩。從粗放式的以經濟建設為核心的競爭型增長，轉向精細化的以社會治理能力為核心的信任協作型增長，

◆ 典型中國

伴隨著技術革命，消費升級和全球產業鏈的轉移，城市也出現了分化和分類，如工業型城市、交通樞紐型城市、資本型城市等，而成都則代表了更高級的生活方式類城市。

“寬窄巷子”項目要想成功，就要深刻理解成都消費城市的特質，像石崇斗富一樣，你鋪四十里紫絲，我鋪五十里彩緞，爭奇斗艷、異彩紛呈，把大眾的虛榮心盡量調動。鼓勵愛玩、愛耍、愛炫耀的成都人把寶貝展示出來，把天府的審美觀、消費觀和文化呈現在這個方寸之地中，邀請天下人一起體驗天府生活。須知虛榮、貪婪、僥幸均是人性難以避免的弱點，但只要經過合理的利用，反而能創造出巨大的生產力，強行遏制反而不美。

◆ 巴蜀道源

不管是成都人還是重慶人，乃至擴展到整個巴蜀地區，其文化中都有著相同的道家色彩：好享樂、尚自由、不畏死、不避禍。

成都人愛把“安逸”“巴適”掛在嘴邊上，只要過得去，就不必太過復雜。這種達觀背后的精神內核，正是順應自然的生命觀。重慶人的性如烈火、快意恩仇、精彩每一天的背后，同樣是面對江河奔流，逝者如斯、追尋逍遙自在的大解脫。天地不仁，人生無常，自然無須一驚一乍，要做的就是珍惜當下，只不過一者選擇享受生活之樂，一者選擇張揚生命之美罷了。

◆ 日鼓鼓的貴州人

所謂“日鼓鼓”，簡單說就是倔、認死理、堅韌不拔、百折不撓。

任正非卻大相徑庭：他對資本的貪婪高度警惕，對自己的貪婪也高度警惕，他的行為已經超出了簡單逐利的范疇，而帶有某種理想主義色彩。

瘴氣，是指南方熱帶山林中的濕熱空氣，古人認為是傳染瘧疾、瘟疫的病源。不過，用現代語言來說，瘴氣就是云霧繚繞，負氧離子高，是空氣質量好的象征。

◆ “五百年后看，云貴勝江南”

在農業時代，平原最值錢；在工業時代，沿海最值錢；在休閑時代，山岳最值錢。

◆ 東北人的“三碗面”

這里幾乎沒有自圓其說的宗教，也沒有支撐基層社會的宗族體系，再加上戰亂頻仍、社會不寧，維系社會的傳統力量讓位于江湖規則，導致了東北人的這種“叢林”意識，而且至今還有一些影子。

◆ 奇跡的締造者

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哈爾濱，是當時的亞洲第二大國際都市。

抗戰后期，偽滿洲國甚至超越了日本，成為亞洲第一經濟體。

到1945年9月，東北的鐵路達到11479公里，而全國的鐵路總里程僅接近兩萬公里。1946年，東北的工業化程度和城市化水平已成亞洲翹楚，工業總產值占全國的85%。換句話說，當時東北約等于三十個上海。

日后的蘇俄更是借“剿滅關東軍”之名，在東北進行了瘋狂的劫掠，無論廠礦、企業還是基礎設施，能拉走的全都拉走，甚至連鐵軌都拆掉。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采取“一邊倒”的外交政策。這時的東北迎來了最好的地緣政治格局：頭枕蘇聯、蒙古，背靠朝鮮，處于社會主義陣營的溫暖懷抱之中。

以1916年“遠東大鐵路”的全線通車為起點，經過了大半個世紀的積累，一直到改革開放前夕，東北步入了最輝煌的階段，這也是東北人最硬氣的時候。

◆ 觀一葉落而知天下秋

1980年國家就開始對廣東實行特殊的包稅制，1980―1993年廣東上繳國家稅金200多億，同時期的遼寧按老制度上繳利稅1650億，此外每年按計劃調出大量資源產品供應全國。任何一場社會變革有收益也有成本，應該說東北是改革開放成本的主要承擔者之一。

地方工業逐年萎縮，人口增長緩慢甚至絕對減少，人才外流嚴重，GDP等主要社會經濟指標與主流地區的差距拉大，社會運轉方式及地方社會心理滯后于時代……這是后工業化時代的世界性問題。除了重工業、裝備制造業的轉型困境，國際地緣政治的降溫也加速了東北的衰落。

一個人無法選擇出身，也無法選擇所處的時代，每次潮水涌來，都是個人與時代命運的轉身。多年以來，接受著主人翁教育的工人，以廠為家，勤勤懇懇。“下崗”是他們從來沒有聽過的陌生名詞，也毫無思想準備。伴隨著“買斷工齡”辦法的實施，一年的工齡只值幾百塊錢，幾十年工齡的老工人拿了幾萬塊錢，從此被拋向社會。

沒有人統計過，在企業轉制的過程中，東北的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究竟有多少資產流失，又有多少的權錢交易隱藏在其中。這場國企改制潮與東北的江湖文化、人情社會相雜糅，成為一批權力尋租者的財富盛宴。光我所見過的，就有無數人賺得盆滿缽滿，極少數的獲益者對應的是廣泛的底層，饑寒交迫與窮奢極欲并存。
獲益者們帶著大量的財富，在三亞的豪宅里吹著海風，甚至成批地遠渡重洋。20世紀90年代美國洛杉磯的羅蘭崗，幾乎被東北人占領，甚至形成了廣為人知的“二奶村”。在寧靜舒適的豪宅區里，小三們挺著大肚子走來走去，這幅場景成了美國對中國移民的經典回憶。

大鍋飯、官僚主義、人情社會成了東北的標簽

◆ 潮不是汕，汕不是潮

潮州是儒雅的農耕文明，安土重遷、尊師重道、敬畏祖宗、耕讀傳家。

自從晉朝到唐朝，潮汕人先祖從中原遷到江南，又輾轉到閩南，最后到嶺南，前后經歷了五百多年篳路藍縷，終于站穩了腳跟。他們心懷中原，但畢竟山長水遠，教化之光難以普照到他們。沒想到“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一下子到了他們這個地方，盡管沒有待多久，但潮州人的文明歸化之心便把韓愈越抬越高。這一“抬”，“抬”到了極致，“抬”出了故事，“抬”出了歷史。這樣的例子在中國古代特別多。比如，蘇東坡曾被貶惠州，“一自東坡謫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又如，王陽明到貴州龍場悟道三年，終成一代圣賢。其實，名人的到來哪有這么大的作用？他們只是薪火，真正的干柴是中土文明和邊緣文明之間的巨大落差，以及由這種落差帶來的無限向往。

◆ 汕頭，經濟特區之殤

任何區域的發展，都要經歷從小農經濟、流通經濟、工業經濟到現在的商業經濟的過程，經濟發展有自己不可逾越的規律。一旦把商業文化基因全部打亂，破壞了它的成長規律，區域經濟必然要停滯甚至退步。潮汕這個地方多少年來只有流通經濟，沒有工業經濟。這跟潮汕人的DNA有很大的關系：腦子好使，往往愿意掙快錢，掙聰明錢，而不愿意辛辛苦苦地做實業。

浙江溫臺地區（溫州、臺州）的歷史文化跟廣東潮汕有相似之處，但浙江沒有特區的“合法走私”政策，只能自力更生，被迫走上了工業化之路。當潮汕已經是滿地“大白鯊”摩托車的時候，溫臺街上跑的還是簡陋的“甲殼蟲”人力車。溫臺從盜版開始，到模仿、復制，再到現在開始創新，最終打下了良好的產業基礎，并且產生了吉利、正泰等企業。最后結果就是：溫臺起來了，和潮汕相似的城市大都實現了工業化轉型；而潮汕到現在還是沒有成型的工業化，還繼續一次次地在原地犯錯誤。幾十年過去了，溫臺已經由流氓變成了紳士，風光無限；潮汕卻跌入了經濟發展的低谷，徘徊不前。“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就是這么個道理。

三十多年前，一位潮汕老板總結了一句讓我印象深刻的話，他和我講：“王老師呀，做生意說起來很簡單：種地不如種廠，種廠不如種房，種房不如種人。”其中，“種廠”指的是搞工業，“種房”指的是搞房地產，“種人”則是搞官商勾結。

◆ 潮汕，向何處去？

我經常講一句話：“一個地方有沒有文化要看飲食。”文化越高的地方，在飲食上花的功夫就越大，人們把想象力和創新力都放到里面去了，做出了很多傳奇的菜品。

說到飲食，我有一個很有趣的總結。我把北京菜叫“官僚菜”，好看不好吃；湘菜、川菜這些叫作“農民菜”，用調料來刺激胃口，很好下飯；上海菜是“市民菜”，實惠好吃；廣東是“商人菜”，好看又好吃，“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而廣東菜的主力軍團就是潮汕菜。

◆ 從上甘嶺到大灣區

因此，有人開玩笑說，特朗普傾美國之力，發起了與深圳南山區粵海街道辦事處的“貿易戰”。

這一幕幕鮮花著錦、烈火烹油的盛況，不免讓人產生某種恍如隔世的滄桑感。誰能想到，四十年前，這里還是一片彌漫著田園牧歌情調的桑基魚塘、椰林稻海，是偷渡客冒死突圍、縱使葬身大海也在所不惜的最后一道邊界；三十年前，這里還是走私者的天堂，“一切向錢看”導致綱紀廢弛、欲望橫流，是備受詬病和質疑之所在；二十年前，這里正面臨在土地、資源、人口、環境上的“四個難以為繼”的陣痛，平安、招商、中興、華為等都傳出要把總部搬去上海，這里走向平庸仿佛是難以避免的宿命；十年前，這里正經受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國際化、信息化等一波波浪潮的沖擊……這里一天一個模樣，誰也不知道未來會走向何方。

到了今天，一個總人口超過七千萬的，多中心、有梯度、有分工、有腹地的世界級城市群正在冉冉升起。

◆ 大灣區的前世：帆影兩千年

從“十三行”商人到上海灘精英，再到香港巨鱷，最終通過改革開放反哺內陸，“十三行”火種不熄，堪稱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段傳奇。

◆ 大灣區的今生：激蕩四十年

改革開放是一場偉大的奇跡，其力度、強度、深刻度在人類史上都前所未有。但同樣不能忘記的是，作為危機倒逼下的自救之舉，改革開放開始得非常匆忙且充滿爭議。

“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鄧小平這句關于特區建設簡單的話，幾乎凝縮了改革開放的所有智慧。

在鄧小平的默許之下，所謂的經濟特區探索，本質上是一場以實用主義為導向的探索，一場以“對外開放”來推動“對內改革”的微創手術，一場收益最大化、代價最小化的精明生意。

作為改革開放前沿陣地的指揮官，任仲夷有幾段話在廣東廣為流傳，他說“見了紅燈繞道走，見了綠燈趕快走，沒有燈要摸著走”，反正不要停。這是他非常著名的“三燈論”。

任仲夷還有一句話更精彩，他號召干部們“先斬后奏，邊斬邊奏，斬而不奏”：做事情不要等紅頭文件，一旦看準就先干了再報告；還有些事情實在拿不準的，邊做邊說，先上車后補票；還有一些事情走錯了，那就不要報告了，自己接受教訓就行了。

袁庚已走，改革仍舊；蛇口已逝，袁庚不朽。

鄧小平仿佛是在講述他歷經風風雨雨后所得出的那些爐火純青的道理，也仿佛是在交代自己的政治遺言——中國之命運、中國之未來、中國之道路究竟在哪里，這些問題解答不清楚

什么是常識？鄧小平同志說：“發展就是硬道理。”什么是規律？陳云同志說：“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什么是本質？簡簡單單兩個字：人性。

◆ 大灣區的動力之源——人性

然而，如果一個人能夠控制人性的貪婪，把它變成雄心，那么這個人不成功都不可能；如果一個人能把僥幸變成膽魄，敢于冒險，彎道超車，那么這個人就有可能把壞事變成好事；如果一個人把虛榮變成珍惜羽毛，愛惜名節，那么這個人就會走得長遠。

在任正非看來，企業管理遵循的是人性和欲望的邏輯，華為能一路披荊斬棘屹立行業之巔，就是因為團隊既能激發人性，也能節制人性，堅持“力出一孔，利出一孔”的原則，集眾人之私，以成大公。

這個世界從來不是光輝溫暖的溫室花園，而是充滿殘酷搏殺的黑暗森林。人皆凡夫俗子，你我都不例外，我們可以用正能量引導人性向善，但千萬不要指望所有人都是圣人。一旦按照潔白無瑕的標準來要求普通大眾，這個國家只能批量地生產偽君子。

如果說20世紀70年代的大灣區動力是50后這批被耽誤的一代精英的長期積蓄能量的釋放，80年代的大灣區動力是60后第一批普通打工者擺脫世代種地的強烈愿望，90年代的大灣區動力是70后的一群普通大學生受改變階層命運的理想驅使，那么21世紀最初十年的大灣區動力就是80后作為新中國第一代不愁吃喝群體的創造力的爆發。

政府經營環境，企業經營市場，民眾經營文化。

◆ “3+1”改變中國

我想用“3+1”來概括這部粵港澳大灣區生成史：第一組是大灣區賴以生存的基石——尊重常識；第二組是大灣區發展的源動力——尊重人性；第三組是未來發展的最大公約數，即生意、生活、生命的三“生”有幸。最后的“1”，則是廣東兩千年帆影不絕所形成“敢為天下先”的精神內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