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原名周耀平（“有光”是他自取的筆名），是中國著名語言學家，被譽為“漢語拼音之父”。

他早年研讀經濟學，1955年調到北京，進入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專職從事語言文字研究。

周有光參與并主持了《漢語拼音方案》的制定，該方案于1958年公布。

他在語言文字學和文化學領域發表了30多部專著和300多篇論文，產生了廣泛影響。

周有光活了112歲，是近代中國著名的文化巨匠之一。

周有光的妻子是張允和，出身名門望族，是“張家四姐妹”中的老二。

1

家境貧寒，積極求學

1906年1月13日（清朝光緒三十二年），周有光出生在江蘇常州青果巷的周家。青果巷是藏龍臥虎之地，從那條小巷里就走出了趙元任、瞿秋白、周有光三位大家。?

周家曾是常州的世家大族。周有光的曾祖父是清朝官員，當時，周家在常州經營有棉紡、織布、當鋪等產業，有著還算雄厚的家財。

但咸豐年間爆發了一場“太平軍蘇南之戰”，摧毀了周家。

那時，太平軍對常州城發起了猛烈進攻，周有光的曾祖父為守住常州城，不惜將全部家產捐出，供做清軍軍餉。太平軍打不進常州就撤走了。

后來，太平軍打下南京成立太平天國，隔了兩年后又來打常州。這次常州失守了，他的曾祖父投河自盡，周家家道自此走向了衰敗。

太平天國滅亡以后，清朝封他的曾祖父為世襲云騎尉。所以他的祖父一輩子衣食無憂，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才取消了這個世襲待遇。

等到周有光出生時，已經是家道中落的窘境。周家只能依靠變賣祖上的遺產度日。

周有光的父親周保貽是晚清時期的秀才，但他有舉人之才，卻無舉人之命。

他在赴考舉人的途中，在江陰遇上大風，因險些翻船，被嚇出病來，就沒能考成舉人。

從此，他斷了考取功名之心，回常州老家開起了國學館，專門教授國文。

但單一微薄的收入，并不能支撐起一個大家庭的運轉。

后來，周保貽與周有光的母親有了更大的隔閡，家庭出現了分裂。

周有光十歲時隨母親遷居蘇州，其父與姨太太留在了常州。

周有光到了蘇州后，入當時初始興辦的新式學堂讀書。

十二歲，周有光入常州高級中學（江蘇省立第五中學）預科，一年后正式升入中學。

當時家境貧寒，但他接受舊式教育、只能看書不會寫文章的老母親，用她的言行舉止，給了周有光最有用的人生教誨。

比如“度量要大，遇到困難不要消極”。周有光在此后遇到人生難關的時候，耳邊總能響起母親的聲音。在反復默念這一句話的時候，他就能從中汲取到力量。

除此，周有光還堅信“不把身外之物看得太重”的道理。

中學畢業后，周有光同時考取了南京東南高等師范學校與上海圣約翰大學。前者免交學費，后者一學期學費高達200多銀元，但它是最好的大學。

盡管周有光心動于上海圣約翰大學，但當時，正是家中最窮的光景，他的家庭注定難以負擔它高昂的學費。因為貧窮，周有光不得不選擇前者。

當時在上海任教的三姐很快知曉了周有光的選擇，卻也不甘就此放棄。

她的煩惱展露在臉上、眉間，很快就引起了同事朱毓君的注意。朱毓君深知考上上海圣約翰大學的不易，在了解周有光的情況后，她決心幫他一把。

同樣收入微薄、沒有多少存款的她，最終是通過說服出身江南富庶家庭的母親，當掉她一個皮箱的嫁妝，才為周有光“籌款”上了學的。

1923年，十七歲的周有光登上從蘇州開往上海的火車，來到上海圣約翰大學報到。

2

讀大學經歷波折，站在祖國和民族利益的一邊

第一天在圣約翰大學注冊，周有光領到卡片，不但要寫中文，還要寫拼音，可中國當時并沒有統一的拼音，學校只好拿上海話來標注。

入讀圣約翰大學之后，周有光選擇了主修經濟學，兼修語言學。

當時的圣約翰大學，要求學生只能講英文。英文還有打字機，溝通起來很方便。但是中文沒有打字機，也沒有統一的拼音標準。周有光隨即意識到一個事實：

我國56個民族有80多種語言和地方方言，這給人和人的溝通造成了很大的障礙。

在學校里，周有光接觸到了拉丁文，興趣使然，他自學了字母管理法，沒想到為今后的事業打下了基礎。

當初所選的這兩個學科，分別貫穿了他的前半生和后半生，并為他帶來了諸多的榮譽。這是他當初所沒有想到的。

求學的艱辛，讓周有光更加珍惜讀書的機會。但周有光在著名的圣約翰大學里只度過了兩年讀書時光。

1925年，上海發生了“五卅慘案”，因抗議日本紗廠工人顧正紅被槍殺，引發了全市總罷工、總罷課和總罷市的斗爭熱潮。

圣約翰大學的學生們紛紛站了出來，加入到了反對帝國主義的活動中。

這個行動遭到了圣約翰校長卜舫濟的反對和制止。

學生們因此掀起了一場“離校運動”，集體宣布脫離了圣約翰大學。

萬幸的是，最終在華僑的資助下，他們新建起了另一所大學——光華大學，這就是華東師范大學的前身。周有光們重新得到了接受先進教育的機會。

這是一段難忘的經歷，周有光時刻警醒自己永遠要忠于國家利益和民族榮譽。往后他的每一項行動，都是以此為基點，他所做的一切無愧于國家和人民。

3

周有光人生最大的幸運是娶了張允和

張允和是安徽望族張家的女兒，父親是近代教育家張武齡，母親是昆曲研究家陸英。她家有四女六男，張允和在四姐妹中排行第二。

而張家的四個女兒，世人稱之為“合肥四姐妹”。張家四姐妹都是上海中國公學的第一批預科女學生。

張家的老朋友、著名作家葉圣陶說過：九如巷的四個才女，誰娶到了都會幸福一輩子。周有光就是“幸福一輩子”的人之一。

（大姐張元和嫁給昆曲名家顧傳玠，二姐張允和即為周有光的夫人，三姐張兆和的丈夫是作家沈從文，四妹張充和嫁給德裔美籍漢學家傅漢思（Hans H. Frankel））。

張家原籍安徽合肥，可算當地名門望族。曾祖父張樹聲為晚清重臣、淮軍名將。1918年張家遷居蘇州，住在五卅路的九如巷三號。

（中國文化界有兩條著名的巷子，一是常州走出諸多大家才子的青果巷，還有就是住著張家四姐妹的蘇州九如巷。）

父親張冀牖在“五四”運動后，受到新思想的影響，于1921年變賣部分家產在蘇州創辦了著名的“樂益女子中學”。他與蔡元培等人交往頗深，聘請了許多思想激進的各界人士來校任教。

張允和與周有光，他們同命運、共患難，一起走過了人生中六十九年的風風雨雨。

說起兩人的初相識，竟是在年少時。那是1925年周有光的妹妹周俊人入讀樂益女子中學之時。

張允和與周俊人是同年入學的同學，兩人年紀相仿，又有共同話題，很快就成為了親密的朋友。

隨著張允和受邀出入周家的次數越來越多，她與周有光也熟悉了起來。

1928年周有光、張允和同在上海讀書，在吳淞江邊，兩人私定終身于那個長長的石堤上，一個是紅粉麗人，一個是翩翩少年。

在張允和79歲時，她提筆寫出了與愛人定情全過程的美文《溫柔的防石浪堤》，記敘了“藍藍的天、甜甜的水、飄飄的人、軟軟的石頭。”文章一經發表，引得那些越來越不知情為何物的后人嘖嘖驚嘆。

1932年上海發生戰亂，為了安全起見，張允和借讀于杭州之江大學，那時周有光任教于杭州民眾教育學院。兩人成了彼此最親密的存在。

經過了八年時間的相識相知，自然而然地兩人也到了談婚論嫁時，但周有光遲疑起來了，他對張允和說：“我這么窮，恐怕不能給你幸福。”張允和回答說：“幸福不是你給我的，是我們兩人一起去創造的。”“貧富不是距離，愛情超越一切。”

1933年4月30日，兩人舉行婚禮。在喜慶之日，四妹以一曲《西廂記·假期》為他們的結合獻上祝福。

《西廂記》中曾提及“愿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這句臺詞如同天造地設般，貼切地詮釋了這對新人的美好姻緣。

此生得遇有情人不易，即使前路充滿荊棘，他們也愿攜手共度——在這茫茫人海中，能夠擁有彼此，已是最大的幸福。

同年十月，他們憑借張父資助的兩千元嫁妝，從繁華的上海吳淞口啟航，共同追逐留學日本的夢想，開啟了人生新的篇章。

主修經濟學的周有光，懷著對經濟學家河上肇的敬仰，從東京大學轉學至京都大學。但河上肇突遭逮捕，這使得周有光未能如愿以償地成為其門下弟子。

1934年4月30日，兒子周曉平出生（后來成為了中國著名的氣象學家）。

1935年，周有光結束了日本的學業，攜著對未來生活的無限憧憬返回了上海。

周有光在光華大學任教，在上海銀行兼職，還參加了反日救國會。

同年，他們的寶貝女兒曉禾誕生，為他們的家庭帶來了無盡的歡樂。

周有光因為工作原因到處奔波，家中大事小事，基本都是張允和一人操持。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周有光先在新華銀行任職，后調入國民政府經濟部農本局任重慶辦事處副主任，主管四川省合作金庫。

因為工作原因，張允和獨自帶著一家逃難四川，而周有光沒能與家人一起度過這段艱難的歲月。

在1941年5月，張允和經歷了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六歲的女兒曉禾因盲腸炎導致潰爛感染，經過兩個月的痛苦掙扎，最終夭折。

在1942年底，兒子曉平在戰亂中遭受流彈襲擊，腰部被擊穿，內臟嚴重受損，歷經三天生死掙扎才脫離險境。

戰爭，將生活摧殘得面目全非。而周有光頻繁地外出公差，只有張允和帶著孩子四處躲避空襲。在炮火連天中，還要穿越全城尋找食物和水源，生活艱辛可想而知。

但張允和挺了過來。從抗戰到解放，從建國到內亂，在六十九年的婚姻生活中，周有光和張允和患難與共，恩愛如初。

龍應臺曾言，“人生像條大河，可能風景清麗，更可能驚濤駭浪。你需要的伴侶，最好是那能夠和你并肩立在船頭，淺斟低唱兩岸風光，同時更能在驚濤駭浪中緊緊握住你的手不放的人。”

周有光是幸運的，他就擁有了這樣的妻子。

4

周有光是如何成為漢語拼音之父的

4.1 一開始是經濟學家的周有光，受到了愛因斯坦的啟發。

1945年抗戰勝利后，周有光復回新華銀行工作。1947年被派送紐約華爾街任職。

有一天，他有個叫何廉的朋友說：“愛因斯坦現在很閑，想找個人來陪他聊家常，你想不想去？”周有光聽了，馬上梳妝打扮，精神抖擻地去拜訪。

沒想到，愛因斯坦不修邊幅，見到周有光就像是見了老友一樣，絲毫沒有架勢。但兩人志趣并不相投，所以聊天就難免出現了尷尬。

周有光很想打破這個尷尬，他就說了一個話題，但愛因斯坦說，你不要沒話找話說，這是浪費時間。人和人的差異就在于業余時間的利用。一個人如果活了60歲，工作了13年，除去吃飯睡覺的時間，還有17年的業余時間，如果能夠好好利用這些時間，完全可以在一門學科上有所建樹，成為某個領域的專家。如果是你，你會怎么做？

周有光聽了這一席話，如夢初醒。那么，他的業余時間拿來鉆研什么呢？

周有光讀中學的時候，學校有兩個特點：第一，當時提倡國語，可是沒有人講國語，老師教書都是用方言；第二，當時已經提倡白話文，老師也提倡，可上課學的都是古文，寫文章一定要寫古文，兒女給父母寫信也一定要寫文言。寫白話文在那時是大不敬。

但在圣約翰大學報到的第一天，學校給了學生一張卡片，卡片要求用“上海拼音”把名字寫在上面以便于建造檔案。這種“字母管理法”，讓圣約翰大學的總務部只需要幾個人，就可以對學校師生進行高效的管理。這讓他當時深受觸動。所以主修經濟專業的他，毅然決定輔修語言專業。

后來他也學會了字母管理法。

等到周有光出國工作，在歐洲工作室，他發現歐洲人對字母學很重視，于是他買了許多字母學的書自學。

聽了愛因斯坦的話，他深受啟發，也確定了自己的業余時間怎樣利用，他要在接下來的時間里，不浪費每分每秒地去鉆研語言學。

4.2 在語言學方面嶄露頭角

1949年，新中國成立，舉國同慶。周有光聽到這個消息，辭掉了在美國的高薪工作，奔向祖國。

回國以后，周有光在復旦大學擔任教授，同時還在銀行兼職，并與其他經濟學家合辦了一份刊物——《經濟周報》。

但是，變化說來就來，他碰上了上海工資改革，他的薪水從一百元降至二十元。個人的情緒在時勢面前毫無用處。躊躇滿志的他二話不說，依然埋頭苦干，業余時間撰寫與文字改革相關的文章發給報刊。

周有光收集整理自己寫的有關文字拉丁化方面的文章，于1952年出版了《中國拼音文字研究》，這本書引起了周恩來總理的興趣。

因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的文盲數高達85%，為了加速掃盲，中央決定加強漢字的教學，推廣普通話。而周有光無疑是鳳毛麟角的存在。

機會總是垂青于有準備的人。

1954年，因為之前已發表、出版過一些關于拼音和文字改革的論文和書籍，周有光被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邀請擔任漢語拼音方案委員會委員。

這就有了周有光事業的轉型。

4.3 半百老人的學術轉身，周有光成了漢語拼音之父

1955年，周總理親自邀請周有光參加全國文字改革的會議，并力薦他來創建一個漢字字母系統。

會后，周有光被留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工作，參加制訂漢語拼音方案。

周有光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和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研究員、第一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于是，他放棄了在上海的經濟學教學工作。

上小學的孫女就曾對周有光說：

“爺爺，你虧了！你搞經濟半途而廢，你搞文改半路出家，兩個半圓合起來不就是個0嘛。”

這一轉型無意中幫助周有光躲過了1957年開始的，在上海以經濟學界為重點的“反右運動”。

在周有光加入之前，漢語拼音方案討論了兩三年，但始終沒有一個結果。文改會拿出了6個方案，到底該用哪一個，大家都爭論不休。

當時中蘇關系尚好，蘇聯便想中國用俄文斯拉夫字母。然而這一點遭到周老的反對，他認為斯拉夫字母國際并不通用，不利于以后長期應用與發展。

周有光提出普及普通話的兩項標準：全國漢族學校以普通話為校園語言，全國公共活動以普通話為交際媒介，并提出漢語拼音方案三原則：拉丁化、音素化、口語化。

世界有三大字母體系：拉丁字母，阿拉伯字母，斯拉夫字母。而拉丁字母是世界各國使用最廣泛的，所以周有光提出用拉丁學母作為拼音。

周有光打算用拉丁字母來構架一套漢語拼音方案。

當時雖然有人反對，但是后來在領導的拍板下，還是采用了周有光的主張。隨后那三年，在周老帶領下，文改會革故鼎新，在不斷的爭論和探索中，創定了《漢語拼音方案》。

1958年2月1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漢語拼音方案》的決議，同年，漢語拼音成為全國小學的必修課。

從此，全國小學生入學第一件事，就是學習漢語拼音，這為推進國民脫盲、文化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

全國上下，利用26個字母和4個音標，就覆蓋所有的字，方便簡潔，極大地降低了溝通成本。

當時還有人揶揄道：“你們也太笨了，26個字母干了3年。”

但三年研究的價值是：《漢語拼音方案》公布以后，一個文盲通過學習15到20個小時就能夠掌握漢語拼音，而且100個小時就能夠識字1500個。

周有光也開始在北京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講授漢字改革課程，當時所用的講義《漢字改革概論》，系統、全面地總結了三百余年漢語拼音字母的演進史和中國人自創拼音字母的歷程。該講義后來在1961年出版。

經過多年的國際推廣和不斷改進，《漢語拼音方案》成為國際通用的漢語拼音規范。

1969年被下放到寧夏平羅“五七干校”勞動，勞動之余，憑借帶去的各種語言版的《毛主席語錄》開始比較文字研究。對于一個真正的學者來說，不管境遇如何，無處不可以學習。

1971年九一三事件發生后，周有光與其他老年知識分子被放回家。

1979年4月國際標準化組織在華沙召開文獻技術會議。周有光在會上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發言，提議采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拼寫漢語的國際標準。

1980年開始，周有光成為翻譯《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的中美聯合編審委員會和顧問委員會中方三委員之一（另兩位委員是劉尊棋和錢偉長院士）。

1982年國際標準化組織通過國際投票，認定《漢語拼音方案》為拼寫漢語的國際標準（ISO7098）。

周有光繼續研究以詞語為單位的拼音正詞法，形成《漢語拼音正詞法基本規則》，1988年公布。

他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主編《漢語拼音詞匯》，成為電腦中文詞庫基礎。

周有光就成為了名副其實的漢語拼音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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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的學術體系

（1）文化學

周有光認為現代是雙文化時代。文化有兩個層次：地區傳統文化和國際現代文化。

他認為人類文化發展步驟有三個主要方面：一、經濟方面，從農業化到工業化到信息化；二、政治方面，從神權政治到君權政治到民權政治，即從專制到民主；三、思維方面，從神學思維到玄學思維到科學思維。

（2）語言文字學

A 周有光認為信息化時代的語言生活有兩件突出的事情：一件是利用電子計算機用于處理語言文字，并發展為信息網絡；

另一件是國際共同語的發展。發達國家的目標是推進信息化，發展中國家的目標是追趕工業化和信息化。

B 周有光把語文現代化和語言學掛鉤，推動中國語文現代化的健康發展。

C 周有光提出了“漢語拼音三原則”：口語化、音素化和拉丁化。

口語化：拼寫規范化的普通話。

音素化：按照音素（音位）拼寫音節。

拉丁化：采用國際通用的拉丁字母。

D 周有光研究了現代漢語用字的定量問題，提出了漢字分級定量的思想，即定量，定形，定音，定序。

E 周有光提出了文字的三相分類法，即：符號形式、語言段落、表達方法。

6

我們該向周有光學習什么

2015年1月6日，常州大學以周有光先生名字命名，成立了“常州大學周有光語言文化學院”，并聘請周有光先生為終身名譽院長。

50歲前，他是一位“掙錢養家”的銀行家，50歲到80歲他轉身語言學，成為了“漢語拼音之父”，而到80歲意識到自己該退休后，他成為了一位“公共知識分子”。

中評網稱周有光具有“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

蘇培成稱其“敢于說真話、說實話”；

《晶報》稱他“敢講一般人不敢講的話”。

作為中國最早使用電腦寫作的人之一，他晚年從自己的專業領域出發，以“敢言”著稱，參與公共事務的發言。在經濟、文化、全球化等多個領域撰寫文章，討論世界問題。

104歲時周有光出版了一部近20萬字的文集《朝聞道集》，大都是他百歲前后所寫。他曾說，自己的最后一本書要題名為《朝聞道集》。因為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2017年1月14日，112歲生日的第二天，周有光逝世。

2018年4月，周有光被評為“逝世的十位國家脊梁”之一。

周老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我們要向周老學什么呢？

（1）“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心態最重要。

他經歷了滿清政府、北洋政府、國民黨政府、共產黨政府四個時期，被友人戲稱為“四朝元老”。周有光在一生中也經歷了不少的磨難。

前面我們說到1957年，周有光躲過了“反右運動”——那時上海經濟學界震蕩，無數學者被風潮席卷而去。

周老雖幸運躲過了這一劫，卻沒能躲過接下來更大的狂潮。

1969年，他被派到寧夏參加勞動，在無比空曠荒涼的地方，很多人叫苦連連，周老卻說很好，他說：“不下放，我一輩子也見不到這樣的地方啊。”

當年在寧夏，不少老干部自殺或精神崩潰，可在周老回憶起來卻滿是趣味。周老去寧夏前用腦過度，晚上睡不好覺。結果從事體力勞動后，腦袋得到休息，失眠癥就沒了。“這就叫做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在那些動蕩的歲月里，周老依然溫文爾雅，遇事不驚，在痛苦中想辦法提煉樂趣。

在那些受冤屈，陷囹圄，接受勞改，在窮鄉僻壤干農活的日子里，黑暗雖然漫長，但最終也沒有使他消散內心的希望。

因為在艱難環境下，保持樂觀坦然的心態，是周有光和張允和一直在做的事情。

所以，盡管他們都經歷了很多現在看來難以接受的磨難，但他們總能看到生活的希望和善意，保持著偶爾低沉但大體積極向上的生活態度。

他們始終相信，最困難的時光已經過去，未來的道路更無懼前行。

而這也是周有光和張允和能分別活到了112歲和93歲的原因之一。

（2）生活簡單——沒有物質追求

人的生活狀態，從衣食住行便可反映出來。

周有光和張允和基本不買補品，也不吃別人送的補品，從來少吃、不瞎吃山珍海味。

甚至連油炸食品，都基本沒有吃過。

在平常的吃食上，他們會選擇一小部分葷菜，但更多時候吃的都是雞蛋、青菜、牛奶和豆腐等含有高蛋白和膳食纖維的食品。

哪怕是過年過節，他們都沒有改變這樣的習慣——健康且有規律的飲食習慣，讓他們的腸胃減少了很多負擔，也避免了三高的風險。

大多數人不是餓死的，而是吃死的。海吃、亂吃，有害健康。所以除了吃的食物種類要正確，還要注意用量也要適當。健康的食物吃多了也會有害健康。

除此，周有光和張允和從不抽煙、絕不喝酒的習慣，也給他們的身體健康帶來了很多助益。

至于住呢，學術貢獻巨大的周有光，其書房僅有九個平方大小，狹小的書房中密密麻麻堆滿了書籍。他曾說，“半張破桌子，一間小屋子，就是我的天下”。

據人民日報報道，時年106歲的周有光，蝸居在北京后拐棒胡同的一座紅磚樓里。

他的小書桌，長約一米，寬僅半米，一半放稿紙，一半放用了30年的老式打字機。桌面因過于老舊而破舊，到處可見用透明膠帶貼補書桌的痕跡。

改革開放之前，周有光居于北京沙灘建于民國初年的一所小洋房。半間屋子兼做書房、客室和餐廳，書櫥的一半用來放飯碗。

那時，周有光還曾作了篇《新陋室銘》以自嘲：

“房間陰暗，更顯得窗子明亮；書桌不平，要怪我伏案太勤。門檻破爛，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歡迎老友來臨。

臥室就是廚房，飲食方便；書櫥兼作菜櫥，菜有書香。喜聽鄰居收音機送來音樂，愛看素不相識朋友寄來文章。使盡吃奶氣力，擠上電車，借此鍛煉筋骨；為打公用電話，出門半里，順便散步觀光。”

工作的價值與意義，與書房大小，豪華簡樸沒有任何關系。

（3）精神簡單，沒有太多世俗的欲望

在晚年的時光里，周有光和張允和的生活一直這樣循環：睡覺、吃飯、看書、寫文章，簡單而有趣。他們在這樣平和的生活里，也保有了更加平和的心態。

周有光從出生到自己參加工作，一直在經歷著貧窮，他領悟到錢財乃身外之物。從青年到晚年，周有光和張允和對身外之財也都沒有太大的追求。

比起高薪，他們更看重工作帶來的人生意義和價值。

張允和有“三不原則”一—一不拿別人的過失責備自己，不拿自己的過失得罪人家，不拿自己的過錯懲罰自己。

周有光有“三自政策”——自食其力、自得其樂、自鳴得意。這與老伴的三不原則一唱一和，遙相呼應。

張允和曾笑周有光的光頭，94歲時的周有光則笑稱自己才14歲，他覺得真正的人生應當從80歲開始，他就常對著自己的光腦袋說，我的頭發還沒有長出來呢！

他認為自己平生的第一趣事是在“文革”中被下放批斗的時候，曾看過天空中的大雁集體排便，整個會場上的人幾乎都頭頂鳥糞，唯獨周有光戴頂大帽子幸免于鳥糞。

偉大的人總有能使他偉大的諸多原因，我們該學習的東西有很多很多。我想，如果能先學到以上三點，我們最起碼不會是庸俗的人。

7

寫在最后

說實在，我很慚愧，我是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本科生，然而，我之前只知道張允和，居然不知道漢語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

如今，每當我們打開微信，自然地用拼音輸入法打下一行行文字，又有多少人知道漢語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呢？

學海無涯，愿你我都是那個熱愛學習的人，多了解世界，多向優秀者學習，讓自己也能一天天地變得更好。